沂水县党组织，是在一九二六年建立起来的。我是当时党组织中的成员之一，曾参加过建党的初期活动，在沂水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又参与较长一段时间的组织建设工作，因此，对于这个县党的发展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事隔久远，如今回忆起来，挂一漏万，片面之处在所难免，只好把自己认为确切的史实写在下面。
沂水党组织的初建前后
记得在一九二三年，沂水县胡同峪庄有个名叫李松舟的（原名李清潍）在青岛某中学求学时，思想很进步，喜欢读《独秀文集》，宣传共产主义。那时，我正在下小诸葛村小学当教师。李松舟原是该校毕业生，所以每逢放假，便常到学校来玩，我不断同他接近，他就把党的刊物《向导》、《晨钟》等介绍给我看，有一次还曾约我到苏联学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去成。据说，李松舟还曾介绍其胞兄李清漪（字泮溪）和小诸葛村的刘瑾山去上海求学，李泮溪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党的组织（后于一九二七年在济南被捕牺牲）。刘瑾山思想也较进步，抗日战争后期，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当时到上海求学的，还有沂水南乡闵家庵子的刘金坡，也是一个思想进步、信仰并宣传共产主义的青年，在苏村一带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他们几个人虽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却愿意追求真理倾向革命，在沂水县曾播下了些革命的火种和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
一九二六年秋天，我来到沂水城模范小学当教员。一天，有个名叫鞠百实的（我小时同学）来找我，说：“最近有一名叫王敬斋的人，刚从广东回来，知道那里的情况很多。据说此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是因水土不服回来的。咱们约他来谈谈怎么样？”我一听，他是从革命发源地广东来的，尤其又是黄埔军校学生，自然很高兴，当场便约定以我处请客为名，马上同他见面。
次日，我们就在模范小学见面了。他除向我们讲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并一再表明个人是因水土不服而退伍的。我们都为之惋惜，并表示假如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尔后，我们便不时地接触，他见我们对革命极为热情，就直接告诉说，他不是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更不是因水土不服退伍的，而是在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被派回山东来进行革命工作的。我们听后更高兴了，都表示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于是，王敬斋即介绍我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说明是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与以前的国民党不同。王还介绍一个名叫张希周的也加入了党，由我们四人成立了支部。在过组织生活时，先背总理（孙中山）遗嘱，后作政治形势报告，还汇报布置工作等。这时，我们感觉自己与以前不同了，心情很愉快，工作也格外起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北洋军阀的罪恶活动，不断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并从中寻找对象发展组织。在城里，其工作对象是小学教员和贫民，其组织形式是在学生中成立读书会，在教员中成立小学教员联合会。在小学教员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我们公开提出要求当局给教员增薪，并推选人起草申请书向教育局请愿。当时，因申请书中有“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词句，教育局曾辱骂教员为“穷小子”，都当了“叫花子”，引起了教师的强烈反对。在农村，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贫农，除向他们宣传和抵制军阀强加于民的罪恶苛捐杂税，并具体揭发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以启发其阶级觉悟。号召贫雇农、下中农组织义和会和互助会，提出办喜事不送礼不请客，有来往的，只自愿量力拿一点喜资；遇丧事不吊孝、不烧纸，帮忙的不吃丧主的饭，有来往的只拿二百钱的助丧费。上述农民组织，不让地富参加，富裕中农愿参加者，不完全拒绝，但有喜丧事酌量管饭。因此，深受广大贫苦农民欢迎，纷纷要求参加自己的组织。这时，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组织迅速扩大。
一九二六年冬天，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农民组织名称时，我提出可否用“共济会”名称，我解释说，这一方面是象征同舟共济，另方面还有共产的意思。王敬斋见我赞成共产主义，平时工作积极，便向我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不是一回事，共产主义也和三民主义不相同；并进一步说明了党的纲领、组织章程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还介绍了一本名为《党的组织及训练》的小册子给我们看。这时，他介绍我们参加了共产党，正式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建立后，我们对外仍是先发展国民党的组织，然后再从中选择工作积极、成份较好的吸取到我党内来。
党组织第一次与省委失掉联系
沂水县党组织发展很快，不仅在城区发展了大量党员（包括国民党员），而且在城外诸葛庄、苏村、司马、斜屋一带，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还同在曲阜师范读书的学生刘德荣、王××等，接上了组织联系。当时，许多赞成共产主义、自愿参加组织而又勇于为党积极工作的人被吸收到党内，也有一些对现状表示不满、赞成革命而又敢于参加组织的人被吸收到国民党内。第一、第二高小的青年教师孙固斋、杜润芳、王澍生，县立中学的学生刘松坡、刘祥五等，以及贫苦小学教员孙醇农、王鹤年等，均被发展为党员。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工作也在向纵深开展着。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省委李泮溪同志因工作不慎在济南被捕，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军阀张宗昌立即通令各县搜捕所谓赤化党（共产党、国民党均在内）。这时，沂水县反动统治者即将在京、津、济南等地求学的学生及本县的中小学教员共百余名，开具名单送给了琅琊警备司令部，指控这些人均有赤化党嫌疑。可笑的是，指控者竞连平日反对革命的县立初中校长也指控在内。琅琊警备司令祝绍樊也怀疑人数过多，即将报去的名单交给县长黄泽沛，令其调查核准。黄泽沛（原籍贵州）是邓恩铭同志的叔叔，他一方面对土匪出身的张宗昌怀有不满，另方面也怕与自己有关，当然也有同情革命的成分。鉴于这种情况，他采取了一个还算明智的对策，即在一个星期天面见了各中小学校长，让他们回校后对同事们讲明，把书籍、文件收拾收拾，次日派人去各校观察。黄泽沛的这次观察，只是走走过场，使敌人没有真正捞到什么真凭实据，也就草草收兵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北伐军到达山东临沂，熊式辉的贺耀祖部来到了沂水南乡葛沟村。当时我们不知国共已分裂，便公开了我们的身份准备欢迎，并趁张宗昌的琅琊警备队抱头逃窜之时，调集了诸葛一带的武装，将其包围在穆陵关前。不久，南军撤退了，张宗昌派其骑兵十六旅前来解围，并护送他们回驻沂水城。在此情况下，我们研究决定暂时分散，各自回家或投奔亲友，我和张铎、徐耀东到蒙阴去做争取土匪的工作。但是，行至蒙阴盘车沟，正逢土匪混战，人慌马乱，工作难以进行。于是，徐、张各投亲友，我也只好绕道回家，后返回学校。
我回到学校时，听邮政局王茂洲说：“从南京总政治部来了一封信，后面还注明如果革命军未到沂水时暂勿投递字样。这信已被县府查去，你应注意。”我即想找周寿文（此人在县府做事）打听此事。过了两天，听说沂水城四门都掩了，警备队正在四处捉拿奸细。我趁一部分商会负责人进城的机会闯出了东门，来到了周寿文家中查询。周说：“已问过教育科滕科长了，他说，是有一封信。黄县长还说，不要怕，要是想捉人的话不就早提了，还用等查信吗？请大家安心做事。”但是，事后教育局长高砚农却借口说我风头太高，应当躲避一下，便将我辞退了。从此，我就失了业，并失去了与上级党的联系。
为了寻找出路，我曾于这年秋天去南京找过鞠百实，但并未找到工作。十一月间，鞠百实等接洽了一个独立旅的名义，要我回山东给他们搞点武器。因为他们搞的是买空卖空的交易，连路费都没有，我只好徒步返回了沂水。另外，当时我也曾想拉一部分武装，待张宗昌的军队退却时缴他们的枪。为此，我多次往来于海州、临沂等地活动。还有，我曾组织了一部分大刀会，在方花脸（方永昌）退走时，在汤头林子一带截击过一次，但未缴获到枪。总之，在这期间，只是个人盲目活动，一直未与省委取得联系。恢复同省委的联系及首次遭敌破坏。
一九二八年春天，国民党的军队到达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在泰安成立起来。当时，我们也在沂水成立了国民党沂水县党部，便前去泰安联系。开始，省党部李澄之等负责人表示愿意接收我们为下属组织，后来，由王立哉负责后又不想再承认我们，说沂水县没有发展国民党员。经过郑耀庭（沂水模范小学校长）以同学关系与王进行疏通，最后才算被承认下来。初建的沂水县国民党党部，除常务委员刘东来外，多系共产党员，如组织部长孙固斋、民运部长杜润芳、农民协会负责人曹泽生等。我原任宣传部长，刘东来见形势不好吓跑后，我即为代理常委兼宣传部长。由于共产党员占了多数，工作便于开展，不久，我们又与共产党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派孙韵黎（亦名孙兆彭）前来沂水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为把持地方政权，由方振武派一姓胡的来沂水当了县长。胡一到沂水，即同这里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刘南宅、丘淮等相互勾结，为非作歹。胡的表现日坏一日，我们去泰安告了他。胡倒台后，又换来一个名叫刘立卿的，比胡还坏，我们又将其告下去。之后，国民党又派梁振乾来当县长，梁比以上两个更坏更反动。这给我们以很大教训，知道他们已不是代表革命的政府。于是，我们立即决定，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把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联合起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的口号仍是“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并亲自领导群众向县政府请愿，捣毁了税务局，把包办税务的丘淮打得头破血流。我们还挂上了“党权高于一切”的标语，强烈要求干预政事。这一切都使梁振乾极为不满，立即向伪省政府打了报告。这时，国民党省党部也甚为不安，借口鞠百实在正式选举沂水县党部时有非法活动，乃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委派高峒、石兆卜、史恩厚、徐德福来沂水，将党部改组为沂水县党务指导委员会，高峒为常务委员，并要我交待工作搬出县党部。就在这年五月间，敌人又利用我们当中某些人犯错误，疯狂地破坏了我们的组织。其具体情况是：一、高峒等到达沂水后不久，徐子厚即与之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孰好孰坏之理论斗争，高伪装屈服，后由徐子厚介绍，混入党内；二、皇甫冰华与高峒恋爱，竟将其负责保存之苏联共产党决议献给了高，并同刘清离（女）一起向高自首；三、徐耀东以同学同姓关系，介绍了一个名叫徐俊才的参加了我们的一次干部会议，会后徐即向县党部报告了与会人员名单；四、国民党省农民协会于××来沂水视察工作，曾在苏村司马一带发现有特别乡独立区组织，认为这是共产党组织，也向党部报告了。因此除鞠百实、孙固斋、徐子厚、刘华亭、朱寿年、袁子云、张敬诺等七人被捕外，梁振乾还借机将我和农民协会的刘惠民、张光逵等三十人逮捕。由于党部与梁发生矛盾，除将上述七人关押外，我与其他三十人都在逮捕之日下午释放。鞠百实等人被解往济南国民党省党部后，徐子厚因有手抄的苏联共产党决议笔迹为证，朱寿年因被刘家城子地主控告为共产党带领群众抢粮，各被判处二年半徒刑，其余五人因无确证，均于一九三O年被宣判无罪释放。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及二次遭敌破坏
沂水县党组织在遭到这次破坏之后，所有的党员一度走的走了，消沉的消沉了，我内心也非常苦闷，失去了党的领导，如同失去慈母的孤儿一样。
一九二九年，我在商民协会呆了半年，一九三O年被委任为瑞麟小学校长。为了寻找组织，我即拟辞职外出，可是教育当局不准，提出必须要我找到代理人方可辞退。为此，我只好乘暑假之机去济南找人。适遇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战起，济南异常混乱，寻人十分困难，无奈只得折回沂水。在回沂水途中，遇一名叫谢梅村的河南人，我便约他来沂水当教员。据谢讲，他是在河南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释放后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我们谈吐很投机，共同商量了如何寻找组织。一九三一年暑假期间，谢梅村便回河南去找关系，当时没找到。回来不久，有人从新泰来信联系，似乎与组织有关，本拟去接洽，因校务繁忙未能前去。又过了不久，由蒙阴来信责备说：你终日盼望找老师（即党组织），如今老师找你了，你还不来。读信后，我们感到无比兴奋，立即由谢去蒙阴与朱枕夫接上了组织关系，我们又一次投到了慈母的怀抱。
自接上组织关系之后，我们先在校内发展党员，成立了支部，同时还向校外开展工作。在第一小学、县立师范学校等进行过工作；在诸葛、埠前、葛庄一带，找到一些失掉关系而仍愿意参加革命的党员，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同在临沂乡师求学的学生王赞堂和由济南回家的工人王象坤接上了关系；又在一些在乡学生中发展了党员。我们还推荐一位教员到沂水西泉庄高小当教员，开辟新区；还通过苏村附近组织向莒县开展工作（这时莒县党组织由沂水党组织领导）。另外，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我们还在沂水南乡和北乡一带发动组织群众，以刀会名义举行了暴动。
在这期间，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同志（又名张北华）曾亲自来沂水视察工作，对县委的工作作过重要指示，并参加了当时开展的各项斗争活动。
一九三三年春天，因叛徒宋鸣时的出卖，省委机关被破坏，张恩堂同志被捕。叛徒宋鸣时为了投敌献功，仍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身份，假借到各地视察，亲自了解情况，准备材料。这年六月间，宋鸣时（化名老赵）来到沂水，经过介绍与我发生了关系。我们对来自省委视察工作的人员当然表示欢迎，向宋汇报了沂水的形势和工作情况。宋呜时到达县委后，即在全县召集了一个党团员活动分子大会。期间，他身穿红衬衣，手打洋伞，在山上乱窜，企图暴露目标。会后，他令县委将党团员真实姓名全部开给他。当时县委某些成员十分麻痹，除当场开了部分名单外，并要参加会议的回去将真实姓名开来。参加会议的徐树梓同志向我报告此情况，同时提出不同意开具真实姓名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并向县委提出建议，故未再开。
宋鸣时在各地了解情况后返回济南，首先将省委机关其他负责人全部逮捕，又去益都、临朐等地破坏，随即同司政民再次来到沂水。他们先到韩文卿、于松泉、刘秩吾等家中探视了一遍，接着包围了瑞麟小学，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早晨，将孙华亭、韩文卿、于松泉、刘秩吾、曹泽生和我逮捕。
在我们被捕之始，县委拟搞武装劫狱，通知我们准备。我想，我们武装不多，城内又驻有军队，还有狱墙及城墙障碍，恐无把握，即建议县委再考虑。县委又准备劫汽车，结果，劫到宋鸣时和司政民的汽车后，由于一时不慎，又被土匪放掉。
由于叛徒宋鸣时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沂水县党组织二次被破坏。县委书记谢梅村在形势恶化时，不仅不再坚持对敌斗争，反而将县委解散，带领两个青年党员跑到河南去了，后竞无耻地叛变自首，当了国民党的特务。
党组织的再次恢复
自一九三三年被捕后，我先后在济南、青州、沂水的监狱看守所，度过五年的囚徒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我党坚持不断斗争，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政治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走出了沂水监狱，至泰安找到了中共山东省委，当即见到了黎玉同志。省委决定派我和李仲林同志到临沂、莒县、沂水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组织抗日武装。我们接受任务后，于一九三八年元月一日来到了临沂城，先与丁梦荪同志接上了关系。次日，我即回到了沂水，李仲林同志去莒县与郭有邻同志接上关系。我到家的第二天，便去黑碗村会见了李贯一同志，经他介绍情况后，第三天即去埠前接洽关系。
我初到埠前时，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青年人都极为热情。有的问我：“你坐了五年监狱，怎么还不害怕呢？”我就借此话题向他们进行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教育，讲抗日的道理，等等。他们听后，均表示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之后，经与李仲林同志研究决定，先从团结大多数青年人手，逐渐扩大团结范围，最后，连曾怀疑过和一时反对过我们的人都争取过来，孤立了极少数。从此，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很快组成了一支抗日武装。
沂水党组织自一九三三年被破坏后，多年未能恢复组织关系。虽在一九三六年冬，由王光华同志自上海来沂水埠前村找过村支书李洪标，但他们仅仅是与他建立通讯关系，定期到城里瑞麟小学找尹平符联系，但不久也中断了。直到一九三八年我和李仲林同志回到沂水，党组织才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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