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五月，江西黎川危急，我们部队从福建赶来增援，还没有赶到，黎川已经失守，立刻又回头保卫广昌，在广昌城南顶着陈诚、罗卓英的部队，在敌人机枪大炮和毒气攻击下，顽强抗击。从甘竹到广昌短短三十里的一段路程，就打了二十九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很大代价，但是我们自己也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天，我们撤到城边的一个山头上，清点人数，全连原来近百人，这时连文书、炊事员、卫生员在内只剩下二十八个人了，不得不眼看着敌人胆战心惊地开进广昌城。
从此以后，我们就转战在敌人的主力和碉堡之间，转不出去。部队常常没有粮食吃，就吃竹笋，没有盐吃，就用辣椒替代，只剩了一套衣服，大家都在晚上用被子围着身子，换下衣服来到河边去洗。猪麻寨一仗，我们六团三营在二十多架敌机轮番轰炸下，击退了敌人六个团的六次冲击，上级后来曾给予表扬，但是全营干部伤亡很大，我们连里排以上干部只剩下我一个了。
九月间，我在连城温坊战斗中，手腕重伤之后，被送进长汀四都的红军医院。这个医院里聚集着好几百名负伤的连以上干部。当时大家虽身体负伤，但都在关心着紧张的战况，没有想到由于战略方针的错误已经给红军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情绪都很高，都在向医生要求快点治好回去继续参加战斗，粉碎敌人的“围剿”，谁也想不到，很快居然来了痛心的消息。
十月间的一天下午，医院党总支书记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沉重地说：“同志们，敌人已经逼近了我们的红色首都瑞金，主力红军已经打出去创造新的苏区了，这里将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和陈毅同志领导。同志们要保持革命气节，坚持下去，要坚信主力一定会打回来的!”听到主力红军已经离开苏区出征去了，真好像晴天霹雳!二百多人个个都流下眼泪，有的人甚至痛哭失声，大家嚷着：“我们要赶上主力部队!”“给我们枪，不管怎样，我要赶上主力去!”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空想，主力红军已经走远了，强大的敌人已经把我们和主力红军隔断，我们追不上了。
敌人已经占领了长汀，连炮声都很近了。医院采取了紧急措施，能走的轻伤员马上分配到游击队去。摆在我们重伤员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暂时回家或者分散隐蔽起来。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互相告别，互相勉励，决心革命到底，誓不叛党!正在这时，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同志奉中央指示来到长汀四都，向医院要一批干部，准备到敌后闽西南去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红军出征。我虽有伤，但只是一只手腕残废，我要求去，组织上批准了。
张鼎丞同志把我们组成一个八十多人的干部大队，准备到闽西、粤东北的永(永定)埔(大埔)地区活动。刘永生同志任大队长，我被任命为大队政委，我们立即和张鼎丞同志一齐出发。全队共只有六挺机关枪和一支手枪，连我身上在温坊战斗中缴到的六发子弹在内，一共才一百五十发子弹。我们经过仓促的准备，就在一天黄昏和张鼎丞同志一起，分批出发前进了。
敌人几十万大军压进苏区，在占领城镇以后，开始向乡村和山区进剿，到处都在烧山封路搜索红军，一个个山头上都烧着大火，山路都给敌人控制了。我们只得夜晚绕着山路摸索前进。白天，就选择被敌人刚烧过的山头隐蔽起来，估计这里敌人马上不会再来。
过去是中央苏区模范区的上杭才溪乡，成了敌人的重点清剿区，到处都是敌军和地主的民团武装，想找一个老百姓打听一下情况或带一下路都很困难。每天夜里，我们选最偏僻的地方翻山前进，一面走一面察看动静。偶尔碰上一个老乡，也只请他带一小段路，带完就立即叫他回去，告诉他，可以在二十小时后，等我们走远了去向敌人报告，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群众，因为敌人已经搞了残酷的联保组织，凡发现红军游击队在一天内不报告，老百姓就要遭到大批屠杀。记得有一个叫做王什么贞的同志，对这个区的地形比较熟悉，带着我们来回地绕着，避开敌人来回地转了一个星期，才算走过了才溪地区。后来，这个王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我们的干粮吃光了，每天只能在山上吃一些果子。
走过才溪，到了旧县河边的一个山头，远远看到河对岸我家乡的岩下山正烧着大火，河水水深情况也不明，无法过去。这一带老百姓我比较熟悉，张主席便叫我下山去了解情况，顺便搞点粮食，我首先摸到河北村边一个姓江的叔伯的舅父家，谁知他一听说是我，说什么也不敢让我进去，只打开一个后窗子和我说话，说要我快去自首，否则国民党要杀他全家，马上就把后窗关上。我看情况不对，又怕惹得狗叫，回头就走了，我到另一家亲戚家，还没敲门，就听到联保哨打锣，嚷着叫有土匪，又见村子的另一头，手电筒闪闪不停，我不敢再停，连忙走出村子，想不到竞意外地在山坡上发现有谁家晒的三竹席山芋干没有收起，我想：对不住乡亲了，借我们游击队吃一顿吧，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就用身上带的被单，包了一包山芋干上山去。大家立即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在一个空破庙内煮着山芋干吃了一顿。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才打听到这些救命山芋干的主人，偿还了这笔欠群众的账。
第二天半夜，我重新下山，摸到我熟悉的一家姓江的军属家里，他总算开门和我谈了情况，告诉我说：“敌人听说张鼎丞回到福建，要到永定打游击去，已经在岩下山抄了三天。”他保证不去报告，但是要我赶陕离开这里，并且走远些。
我上山报告了张鼎丞同志，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两次露面，已经暴露目标，现在必须立即连夜涉水渡河，否则天明敌人就可能来搜山。”在暴动的年代里，我是共青团员，为了传送情报和参加秘密会议，曾经在黑夜里在这条河上游过好多次，也徒涉过好多次，现在离开家乡久了，水情摸不清了，但我到底熟悉些。我就带着三个战斗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首先下水，探测水情。十二月的水，寒冷刺骨，我们一步步探着，终于摸索出一条道路，并且到对岸公路上布置了警戒。五六十个同志终于在拂晓时分，全部渡过旧县河，一口气爬上山，进入岩下山的山区。这一天，我们只吃了一点香菇。下午，我带了几个干部和一挺机枪下山，到附近一个姓李的叔伯姐夫家去，姐夫吓坏了，一见到我就问我有没有自首。我说：“我不是来自首的，我带着队伍到岩下山来了，国民党永远消灭不了我们!”姐夫说：“那么你赶快走，今天中午中央军还到这里来搜查，打死了几个人。”我要他转告我父亲：“我决心革命到底。”姐夫把家里倾其所有的一斗米、三十斤山芋干、半斤猪油、一斤多盐都送给了我们，我们抬着回到山上，这才又吃了一顿。
在岩下山的高峰上，我们摘香菇吃时，发现这地方的香菇好像不久以前有人摘过，又发现地上有大便，还没有全干，再仔细一看，发现地上有人走过的脚印，我们就寻着脚印搜索，突然，前面山头的树丛内，树顶上有人喝道：“不许动，哪个单位的!”我们摸不清底细，就回答：“上级来的。”“哪个上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本地上的。”“你们派个人过来!”双方都准备着战斗。
他们派了个人过来，一了解，原来是上杭游击队的情报员。他们一早上发现这个山头上有烟，就派人来侦察和监视我们，听到说张鼎丞同志回来了，他们欣喜若狂。马上，上杭游击队大队长钟辉元、政委屠光启亲自带着游击队员们和我们会合了，大家拼命地拥抱，擦着眼泪。这支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得到他们有力的帮助，由他们带领我们前进，到了代英县的双髻山，又会合了代英县廖海涛同志带领的游击队，力量更加雄厚了。
张鼎丞同志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指示，大家情绪极高。在离开双髻山的一天晚上，在山脚下碰到一个伪保长，从他身上搜查出一份敌人的命令，命令说：“张匪鼎丞已向此区逃窜，望各级联保、民团，配合中央军搜剿。”据他提供，敌人几个团正尾随我们前进。这个情报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但这个伪保长是个累赘，我们押着他走，他总是想逃，枪毙他又怕枪声会暴露我们，我们请他吃了几刺刀，他竟还老是嚷叫，结果还是不得不给他补了一枪，然后马上加快步子前进。
近着永定边区了，大家都想：现在该可以进村子好好休息一下了。不料，一进村子就打了起来，原来区公所的游击队驻在这里，彼此误会了，打了一个误会还不要紧，误会总会解除，
关键是这一阵枪声又暴露了我们，逼得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停留，只好又继续前进，这一天赶了快一百多里的路程，一口气就跑到目的地——永定边区大水源附近的一个村庄。这里是还没有遭受破坏的一小块老根据地，在这革命动荡的时刻，这里的乡亲们见到从主力红军来了大批干部，见到了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张鼎丞同志，真好像见到了亲人。好多人从几十里路以外赶来欢迎。大家问长问短，问中央苏区，问主力红军，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才到庄上一会儿，茶水送来了，粮食送来了，猪杀好送来了，剃发的拿着理发家伙来了，换洗的衣服也送来了，每家每户都为我们烧了洗澡水。我们总算到家了!许多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些天来，我们的头发、胡子像一团草，脸像锅底，衣服鞋子都破烂了，三十天的小小的长征，今天胜利地告一段落。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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