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纪略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我出生时他早已牺牲了。我父亲对我祖父也没有多少直观印象，因为祖父牺牲时，他才12岁，而在这12年中，祖父一直在外面从事革命工作，很少回家，父子二人见面不多。我对祖父的印象大都是从我祖母的讲述中得到的，再就是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载有我祖父的简要事迹：
“刘晓浦（1903－1931）原名刘昱厚，又名刘小浦、刘泰和，1903年生，山东省蒙阴县垛庄村人，是山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刘晓浦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幼时在原籍读私塾，后就读于临沂省立第五中学、济南育英中学。1920年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组织进步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被开除学籍。1921年秋到济南，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教于时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并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在南通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同年4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济南，协助刘谦初重建山东省委和恢复山东省党的工作，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为尽快打开局面，他不顾严重白色恐怖，四处奔波，联系党员，整顿恢复地方党的组织；参与制定省委军运工作计划，确定了山东军运的中心区域和士兵工作的总方针；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1929年7月，因叛徒告密，省委又遭破坏，刘晓浦等被捕。在狱中他面对酷刑，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其二哥刘云浦变卖家产，携巨款去济南设法营救。他说出狱得自首，要我自首绝对办不到，我和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是死对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1931年4月5日，刘晓浦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上述资料虽然简略，却较全面地概括了我祖父短暂的生平。只是年龄稍有一点出入，我祖父生于1900年而不是1903年，牺牲时31岁。
我的祖父是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渠杀害的，和我祖父同案牺牲的有邓恩铭、刘谦初、刘一梦等22人。这就是山东历史上有名的 “四·五”惨案。在这一惨案中牺牲了我的两位亲人，一位是我祖父，另一位是我的五伯父（堂伯）刘一梦。我的二伯祖刘云浦变卖家产携款到济南营救他们叔侄二人没有成功，用骡子驮回了两具尸体，一家人都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我二伯祖和我祖母商议决定，暂时把棺材浮柩在了一个叫作桑行子的地方，上面用土掩盖，堆成了两个没有地穴的大坟。我二伯祖痛心地对家人说道：“他们叔侄二人都是共产党员，是为共产党的事业牺牲的，要等共产党胜利了再正式出殡下葬！”表达了对共产党胜利的期盼和信心。
桑行子原来是我家的一块耕地，日久天长，这里慢慢地发展成了一个村庄；两座大坟被围在了村中央，和居民的住房紧紧相连，近在咫尺。乡亲们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怀念与敬仰，年年为其培土修缮，时隔六十余年，烈士的坟墓没有丝毫毁损，一直高高地耸立在桑行子这块土地上。1994年，蒙阴县扩建孟良崮烈士陵园，把两位烈士的骨殖迁移安葬在了烈士陵园之中，同时移葬的还有我的姑姑刘增蔼（1941年大青山反扫荡战役中牺牲，是中共山东分局机要员，牺牲时年仅18岁）和我的另一位伯父刘滋泉（堂伯，1941年反扫荡战役中牺牲，时任共产党沂水县委宣传部部长，牺牲时年仅24岁）。
二、视富贵如浮云
刘晓浦出生在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当时属沂水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号称燕翼堂。家有良田5800亩， 山林1000亩，地跨蒙阴、沂水、沂南三个县；另有酱园、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并在上海、济南、青岛等地设有商号。住宅是一个占地四十余亩的庄园，按八卦图形修建，院中套院，既严密又牢固，人称八卦宅；有房屋160余间。这在当地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传说乾隆南巡时，曾在刘家歇息居住，看到刘家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家风整肃，心中大喜，亲笔题写了“燕翼堂”仨字赐予刘家作为堂号。其寓意有二：一是表彰刘家家风纯厚，德贻子孙；二是希望刘家子孙能够入仕为官，匡扶社稷。
刘晓浦兄弟四人，排行老四，人称四少爷。成年后娶沂南县高氏小姐为妻。高家祖上做过官，系书香门第，也有很好的家风传承。我祖母高琪媛是一个聪慧美丽、品德贤淑、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嫁给我祖父后，生有一子二女。这种家境，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温柔富贵之乡”，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但我祖父刘晓浦却毅然舍弃了这一切，走上了一条为国为民献身的不归之路。祖父牺牲之后，许多人都为他扼腕叹息。在我祖父投身革命之初，就有亲朋挚友规劝过他，让他珍惜眼前的一切，劝他改弦易辙，去求取“正路功名”，不怕没有荣华富贵。他斩钉截铁地答道：“我视富贵如浮云！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我甘愿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他实践了他的诺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无怨无悔地献出了他所拥有的令人羡慕的一切，包括自己年轻的生命和他亲人的幸福。
刘晓浦这种摈弃富贵、舍小家顾大家、为国捐躯的行为，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有人不理解。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叔侄志同道合、同案慷慨就义
刘一梦是我三老爷的孩子，大排行第五，是我的五伯父。刘一梦仅比我祖父小四岁，二人名为叔侄，实如兄弟，自幼一起玩耍，一起在县里上小学，后来又一起到临沂五中读书，在那里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共同立下了报国之志（临沂五中是一个具有进步办学思想的学校，继我祖父和我五伯父之后，我的父亲以及我叔伯辈的多位亲人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在这里受到先进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刘晓浦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中学毕业后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准备将来作一名纺织工业工程师。刘一梦则立志以文学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怀着这一志向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二人先后认识了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并由王尽美介绍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二人又先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受到了更多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教诲，从此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28年和1929年，刘一梦和刘晓浦先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同因叛徒出卖先后被捕。在狱中，二人坚贞不屈，拒绝了家人的大力营救，为真理、为理想慷慨就义。叔侄二人的这一段革命经历，听起来彷佛是一个传奇，却是我们党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是我们党九十年光辉历程的一个生动的案例。有人说：刘晓浦和刘一梦叔侄二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故事，是一支悲壮而豪迈的交响曲，用他们的一腔热血和年轻的生命所谱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还有人说：刘晓浦、刘一梦是那个时代中国先进青年代表，他们的事迹，反映了那个时代爱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对刘一梦的生平事迹有如下记载：
刘一梦(1905～1931)原名刘增容，刘晓浦的侄子，参加革命后化名刘一梦、刘大觉。革命作家。早年在临沂五中上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转上海大学社会系。在学校受其叔刘晓浦的影响，信仰马列主义，并于1923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叔侄在上海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蒋光慈、钱杏村等人在上海成立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是主要成员。他经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旧社会的黑暗。他曾写过不少文学作品，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作品中描绘了工农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非人生活及其反抗精神，塑造了众多的被压迫者和革命者的形象。
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写道：“...... 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他的作品现已发现的还有《工人的儿子》、《谷债》、《雪朝》、《车厂内》、《斗》、《沉醉的一夜》、《暴民》等8篇。1928年，刘一梦由党派往山东，担任团省委书记。之后，中共山东省委派他和王永庆等人到诸城县楼子一带开展农民运动。9月，成立了“山东第四贫民会”，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抢坡”斗争，为潍河沿岸农民暴动打下了基础。此后，他经常在济南、青岛等地，以饭店跑堂、拉黄包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初，他兼任《济南日报》副刊《晓风》的主笔，借以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
1929年3月，省委遭破坏，刘一梦被捕入狱，屡遭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其叔刘晓浦和山东省党组织的领导人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韩复榘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时年刘晓浦仅28岁，刘一梦26岁。
刘一梦、刘晓浦牺牲后，其家人置棺敛尸，一直浮殡，刘一梦的叔父刘云浦含泪发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我决不出殡。直至烈士63周年忌辰时，也就是1994年4月5日，刘一梦、刘晓浦的遗体才正式出殡，安葬在孟良崮烈士陵园，山东省及北京等地1万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安葬揭碑仪式。
四、毁家纾难，举家抗日
听我祖母讲，祖父在外上学的时候，就频频给家中写信，劝家里把土地分给佃户和贫苦农民，不要再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参加革命之后，更是殷殷劝导家人，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分给穷人，过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日子。我祖父牺牲后，我的二伯祖与我祖母及其子侄辈共同践行了他的遗愿。具体行动是：一、尽全力支援八路军抗日，倾其家产为八路军提供各种物质支援。二、家中年轻后辈几乎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救国战争。三、为支持八路军反扫荡，自愿炸毁了具有悠久历史、占地四十余亩、房屋160余间、聚族而居的燕翼堂老宅。
据蒙阴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一份材料记载：“沂蒙抗日根据地开创之初，‘燕翼堂’担负起了我党我军垛庄一带驻防部队、工作人员的后勤供应任务，肖华将军曾带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全部住在‘燕翼堂’。（燕翼堂）还曾一次卖地300亩，购枪100余支，支援八路军抗日。” 另外，抗战一开始，燕翼堂便出钱购买了40余支枪，组建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独立营，由刘晓浦的侄子刘竹泉担任营长。后来独立营被编入八路军某部二支队。
据我十二伯父（堂伯）刘增浩回忆：“我们家的两位烈士（刘晓浦、刘一梦）对我们兄弟姐妹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渠杀害的，两位烈士在外地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时，曾不断给家中来信，教育家中老人‘不要再过那种寄生生活了，共产主义就是要改变那种人压迫人的制度，为劳动人民谋利益······，这样我们从心里就对共产党有了感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仇恨，也与地主阶级开始决裂，所以，抗日战争刚开始，民主改革刚进行，我家的所有房产、土地全部献出，我兄弟姐妹20余人都投入革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蒙阴县党史办刘增浩访谈录《抗战前后我家庭状况和垛庄在抗战初期党的活动情况》）
我祖父这一辈兄弟四人，一共生了14个儿子，除了年龄较大的大伯父、二伯父和早年去世的三伯父、四伯父之外，其余10人连同我的几位姑姑和几位年长的堂兄堂姊共26人全都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有6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加上我的祖父和五伯父，我家共有8人 为国捐躯。
据我堂姐刘纯（原名刘长珠，国家建设部离休干部，2010年于北京去世。）回忆：“抗战之初，八路军在我们家里来往不断，吃饭，住宿，来者不拒······经常人来人往。肖华曾和我说：你们家里驻一个团还有余。”“抗战开始不久，徐向前在我们家住过，我们家有个大望远镜叫他带走啦（笔者注：送给了徐向前司令员）······徐向前从我们家里带走了100多支枪。为了抗战，共产党、八路军要枪我们家给枪，要人我们家给人，要钱我们家给钱，要粮我们家给粮，要什么只要我们家有的就给什么。”（蒙阴县党史办：《刘纯同志访谈录》1991年12月4日）
上述情况我曾经从不止一个老一辈人的口中听说过。我还曾经听说：除了徐向前、肖华等领导人之外，还有许多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同志都曾经在我家住过，我知道姓名的有李子超同志（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高克亭同志（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王传斌同志（曾任外交部驻外大使，2011年11月2日于北京逝世；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与王传斌老人认识，是一次偶然邂逅，也可以说是一次奇遇，一种缘分，我把它作为一段佳话、一个花絮记述于此：
大约是2000年或2001年，我在北京医院候诊室等候看病，一起候诊的还有两位老同志，正在相互聊天，其中一位操山东口音。
我于是问道：“您是山东人？”
他说：“是啊。你是哪儿人啊？”
我说：“我也是山东人。”
“山东什么地方？”
“山东蒙阴。”
“蒙阴哪儿？”
“垛庄。”
“你家是垛庄？那我向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
“不知您打听谁？”
“刘露泉你认识吗？”
我不由笑起来，说道：“刘露泉是我父亲。”
他也笑了，说道：“怎么这么巧啊!我打听你父亲多年也没打听到。”
王老问起我父亲的情况。我告诉他，我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和许多老同志失去了联系。他听了十分感慨，说道：“抗战时期我和你父亲一起工作了好多年，你父亲可是个好人啊，很正派，很有才华。”
我听了很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人事沧桑，他也早已成为国家高级干部，却还没有忘记当年的战友。只可惜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否则他会多么高兴！
这就是王传斌老人。王老不仅谈到我父亲，也谈到我家的情况。他曾经在我家住过，说我家院子很大，大院套小院，住了四五天也没把我家的院子看全。
我说：“听说我家的院子占地四十亩呢。”
他说：“四十亩可不止！——那是大亩。”我这才知道亩还有大亩和小亩之分。
还有一位叫李惠的年轻八路军女战士（据说她后来改名陈若愚，解放后曾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曾长期住在我家，做地方群众工作。她和我的几位姑姑关系极好，在她的带动帮助下，我的几个姑姑和堂姐都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李惠对我家情况十分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北京家中养病，曾经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找她，她要向我介绍她所了解的我家情况，让我写一本书。她说：“那会是一本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但因当时正处于动乱时期，这一约见未能成行。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花絮。
凡是在我家住过的人，都对燕翼堂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老人讲，燕翼堂是一座祖传老宅，庭院设计与房屋建筑都非常考究，用料精工，梁柱都是楠木的，且有乾隆亲笔书写的堂号。有人说，如果留存到现在，肯定会被列入地方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燕翼堂宅院庞大（据说能驻一个整编团），院墙高固，院墙四角各有一个哨楼，如同一个天然的军事堡垒，且按八卦图形与原理布局，不熟悉的人进去找不到门出来。1940年，当日本鬼子开始对这里进行扫荡时，驻扎在这里的八路军领导考虑到万一这座宅院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反扫荡战斗将会遇到极大困难，造成重大牺牲。因此，八路军转移的时候，部队领导提议：拆毁燕翼堂，不给日本鬼子留下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驻兵场所和作战堡垒。对八路军驻军领导的这一提议，当时我家全家老小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从国家兴亡的大局出发，同意炸毁了燕翼堂所有建筑，一家几十口人从此背井离乡，投亲靠友，过起了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日子。那时我父亲和我大姑刘增蔼均已经参加八路军，我的小姑已因病去世，我祖母便带着她的婆婆（刘晓浦之母，我的曾祖母）和我的母亲（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妇）三人回了沂南县的娘家。我和我弟弟都是在我祖母的娘家高家中疃出生的，我们没有见过燕翼堂老宅，只是从老人的回忆中听到过它如何富丽与堂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差顺便回了趟老家，看了看我祖父的坟（当时尚未迁移安葬），也看了看燕翼堂遗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大片民宅，镇政府所在地也在其中。在一块类似广场的空地上，还残留着两块太湖石和长条花岗石，透漏着一丝历史的信息，暗示着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极其美丽而动人的传奇故事。一个老人指着石头告诉我：过去这里是燕翼堂的后花园。县里一位领导对我说，省政协主席李子超同志曾经向县里提议重修燕翼堂，作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问我是什么意见。我知道当时县里财政还很困难，老百姓生活还比较艰苦，因此没有同意。事后我对我父亲讲了这件事，我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道：“你可不能同意这件事，现在那里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哪里有钱干这个！”我对他说：我的想法和您一样，已经向县里表示了。
毁家纾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也许并不鲜见，但像燕翼堂这种深明大义的爱国之举，绝对可以说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典型案例。
当我站在燕翼堂的原宅基地上，看到当日封建地主的深宅大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居民新区的时候，心中不由感慨万千。我想：祖父当年要把家产分予百姓，要求家人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的愿望实现了，他的子孙后代没有辜负他的教诲与期盼。
我们为祖父而感到骄傲，祖父也应当为子孙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