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我正在沂水瑞麒小学上学。这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瑞小也很活跃，组织了学生抗日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共赴国难。
校长邵德孚，训育主任谢梅村经常给我们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苏区的斗争情况，介绍“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进步书籍给我们阅读。当时，我年龄虽小，但爱国热情很高，谢梅村和同学王富春（王涛）见我思想比较进步，多次找我个别谈话，谈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还有少先队……这些谈话，引起了我对共产党和苏区的向往，使我产生了入党要求。记得有一天下午，王富春又找我谈话，他说：“你年龄小，参加团吧，从今以后，你就是团员了。”
我入团以后，和同学李芳芬、王富春一个小组。王教育我们,党团员之间不要发生横的关系。如果被捕，要有革命气节，在敌人面前不能承认自己是党团员，不能泄露党团的机密，宁愿一死也不能向敌人投降。
（二）
我们的小组活动，一是学习党内文件，二是宣传。除了向同学们宣传外，还向农民宣传。当时沂水城东岭有些开石头的农民，我们在星期天去向他们讲苏区打土豪、分田地，讲我党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不抗日的卖国行为。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三是印发传单。同学们办了一个合作社，我们就在合作社里印刷。分管印刷、散发的同学是徐树梓、徐凤泰、田锡仁等。当时，反动统治很严，出入城门要受严格检查，携带传单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想了各种法子瞒过敌人的眼睛。王富春曾教给我一个办法，把传单叠好，放在鞋里，出了城再拿出来。尔后，我门办法越来越多越巧妙了。把传单包上石头，扔出城外，傍黑分头出去张贴。这样一来，搞得敌人简直没办法。后来，敌人用引鱼上钩的法子对付我们，如每逢纪念日，他们把一些充满反动气息的标语贴在显眼处，把矛头指向我们，暗暗窥察我们的反映。我们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就贴一些公开的标语，含蓄地给以回击。如蒋介石明明对日妥协投降，对抗日爱国人士横加迫害，我们的标语就写“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弄得敌人哭笑不得。
（三）
那时学校有计划地召开“恳亲会”，邀请学生家长参加。一九三二年秋开了一次，国民党沂水县党部刘某（名子失记）和县长范筑先出席了会议。我父亲（刘心甫，当时从事教育工作）也应邀与会。我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在会上讲演。事先校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露骨了，如骂国民党为“刮民党”等。可是我一上场，言词上还是比较激烈。我的讲演，从表面上听起来是拥护国民政府抗日，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但是，实际上却是从另一面揭露了蒋介石不抗日。我讲完了，那个县党部负责人对我很注意。范筑先当场针对我的讲演也讲了话。他说：现在一般学生爱听异端邪说，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孙中山先生。学生要好好读书，不要听那些在中国不能实行的邪说。
最后，校长讲了话，他针锋相对地说：“学生就是我们的希望，他们要求抗日救国是对的，我们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东北失陷了，日本又想侵吞我们的华北，关里也不太平……”恳亲会结束后，我父亲对我说：“你的演讲，是用的“赤党”言词，他们很注意你，以后要谨慎。”
（四）
当时，瑞麟的教师中，顽固与进步的斗争也很尖锐。校长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以此团结进步学生。刘瑞徵（刘浩，女）老师思一想很进步，她常常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们看，如郭沫若的《棠棣之华》，蒋光慈的一些作品，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等等。我们阅读这些书籍，顽固派大为不满，最突出的是潘某。他一听见我们谈论这些书就制止。但是，进步的师生占绝对优势，顽固派只是螳臂挡车而已。
（五）
一九三三年秋，我们毕业了，同学们依依惜别，互相勉励：不要忘记“瑞麟精神"。按说我毕业后是有条件升学的，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不搞“读书救国”，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离开学校后，我和徐树梓，田锡仁组成一个小组，我把在瑞麟用的那部油印机搬到我家，三人印发传单，宣传革命。不久，徐树梓病故，我就和田锡仁一起活动。我们常到岸堤小学散发传单。该校教师多数信仰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但也不反对我们，对我们的传单也拿起来看看。
一九三四年麦收以前，田锡仁和徐凤泰赴河南省找谢梅村。临走，向我告别，鼓励我保持“瑞麟精神”，革命到底。从此，我和他们断了联系。
这时，我家里要我升学，我考入了博山中学。-九三五年寒假回家，碰见田锡仁。以后，田得了麻疯，在抗战后期病故。
一九八O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