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民党调动了新编十一师、十二师、五十六师、七十九师、独立四十五旅、河南总队和江西、福建两省的保安团，共有十多万兵力，开始向闽北根据地进攻。一
九三四年年底，南路敌人已进占崇安以北十里之四渡桥，接着又进至离大安十里的小桨镇，北路敌人也进至紫溪镇附近。情况十分严重。是硬打呢?还是放弃大安街呢?特委展开了一番争论。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主张在小桨和敌人决战，多数同志驳斥了他这种主张。最后决定放弃大安街，准备在武夷山区与敌人作长期的周旋。在撤出大安街之前，闽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黄道同志，号召每一个同志要给敌人留下一份“见面礼”。同志们热烈地响应号召，积极地找地方埋“埃丝炮”(土地雷)，有的埋在菜园子里，有的埋在操场上，也有的很巧妙地埋在锅灶里面，整个大安街，被我们布满了“埃丝炮”。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晚上，明亮的月色笼罩着大地。队伍集合在大安对面河岸的操场上，每个人都带着悲愤的心情遥望着河对面静静的大安街。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同志来了。“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撤出大安街。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埃丝炮’也装满了，敌人除了得到一个空街之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形势是严峻的，从今以后，将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只要大家有信心，艰苦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回来!”
队伍开始走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回头望望大安街。怀着惜别的心情，踏着皎洁的月色，爬上了大安街对面的高山。第二天，敌人进了大安街。在大安对面的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安冒起了一股股的浓烟，伸向天空。不用说，敌人接受了我们的“见面礼”。
就在撤出大安街的一个礼拜以后，红军五十八团、闽北独立团和西南独立团都集结在大安东北的长涧坑，正式整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师，黄立贵同志为闽北独立师师长，卢文清同志为政治委员，准备迎接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敌人进占大安街以后，从铅山到崇安，筑成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在主要道路上，每隔三五百米就修筑一个碉堡。这条封锁线，将闽北根据地从中间一劈为两片。接着就二而四、四而八地陆续增加着封锁线，分割着根据地。这样，我们的活动就越来越困难了。
二月里的一天，我们从崇安出温岭关，转移到紫溪以南的篁村附近，偶然得到了一张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刊登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和方志敏同志被俘的消息。当报纸传到黄道同志手中的时候，他不禁眼泪夺眶而出，悲伤地对我们说：“志敏同志是闽浙赣根据地的创造者，当赣东北起义的时候，志敏、式平和我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现在式平同志不知在哪里，志敏同志又不幸被俘，赣东北的斗争今后将会更加艰苦，我们一个时期的情况一定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只要我们经得起考验，形势是会扭转得过来的。”
就在这天下午，敌人进到了篁村，我们转移到离篁村十五里路的一个小村庄。傍晚时候，部队正在做饭，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跑来，跟黄道同志说，他打算到前面去了解敌情。黄道同志要他多带几个人去，并叮嘱他早一点回来。李德胜带了一个参谋和警卫员走了以后，黄道同志一直等着他回来吃饭。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警卫员押了一个俘虏回来。到八点钟光景，参谋也回来了。而李德胜却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等到深夜十二点钟，还是不见回来。黄道同志估计到情况的危险性，就命令部队立即向桐木关方向转移。这时，天色暗黑，正下着倾盆大雨。大家冒着雨，踏着泥泞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进。最困难的要数电台的同志们，他们几个抬着笨重的电台器材，十分吃力地跟着队伍走，走了半夜，到第二天拂晓，才只走了十多里路。
中午，我们过了桐木关，又走了十五里，到了三江村，意外地遇见了资(溪)、光(泽)、贵(溪)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同志和西南独立团，那时西南独立团也在资、光、贵地区活动，由吴先喜同志率领。今天突然地在这里会合，大家都意外地高兴。吴先喜同志一把抓住黄道同志的手，兴高采烈地说：“好哎!又碰在一起了!”为了庆祝这次意外的会合，西南独立团的同志还特意地打来了一只狗。正在门口洗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喝完一杯茶，就听见村后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听到枪声，吴先喜同志第一个冲出门口，首先指挥电台撤退，并率领西南独立团抢占村子后面的山头迎击敌人。当电台的同志抬着那些笨重的器材，刚走出村庄一里多路，就迎面遇上了敌人的迂回部队，没办法，只好把电台从高山上推到万丈深沟里去了。部队也分别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分散隐蔽在三江周围的大山上。敌人占了三江，一连住了三天。每天都听到有人在山下喊着：“我是李德胜，你们快下山来投降吧!”这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可耻的叛徒，亲自带领敌人前来搜山的。大家把他恨死了，尽管他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一个人去理他。
第四天，敌人撤离了三江，我们才陆续地回到村里去集合。重新整顿了队伍，闽北特委决定，任命吴先喜同志为军分区司令员。这次遭遇，司令部机关的马匹、担子、坛坛罐罐都丢得千干净净，这是敌人强迫我们进行了彻底的轻装。在这种情况下，虽说轻装是必要的，但最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则是电台的损失，因为从此之后，我们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三月以后，情况更加严重了。东一道封锁线，西一道封锁线，全闽北根据地密密地摆着五十多条封锁网，几乎凡是路都有封锁线，封锁线与封锁线之间仅有十里到二十里，实际上就是一个山，山东有封锁线，爬到山西还是封锁线。敌人每天从据点出发搜山，企图以此来扼杀我们。除了封锁线之外，还有一个更毒辣的办法叫移民并村，凡是封锁线据点之外的老百姓，全部都赶到据点内去住，编成保甲。据点周围用铁丝网或围寨包围起来，据点与据点之间禁止往来，买东西只准买一样，否则就是“济匪”，米、油、盐都采取配给，企图把我们饿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部队化整为零，几十人一股，分散进行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荒山野岭度过的。有时我们住在一个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山头上，一连好几天，没事干，光睡觉。白天睡足了，晚上睡不着，就坐在山顶上数天上的星星。黄道同志也利用这个时间给干部上课，讲政治经济学、哲学，讲赣东北起义的经过。但是，敌人是不会让我们安静地学习的，每天从据点里出来搜山。
七月间，我们在崇安西北一个叫王子袋的地方，遇到了敌人的一次突然袭击。我们只有四十多人，而敌人却有两个团，在长涧坑和坑口一带，遍山进行搜索。我们一面抵抗，一面沿着山腰的水沟转移。走不上一里，前面没有路，就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去，滑了。一条，又遇到一条。在匆匆的转移中，黄道同志掉在后面了。原来因为他是个大胖子，滑过了一条就气喘不已，跑到第二条山沟，再也跑不动了，只好找了个隐蔽处蹲了下来。搜山的敌人就从他跟前跑过去，并未发觉他。可是在山上，却把我们急坏了。
司令员吴先喜同志也顾不得危险，亲自带了几个人回去找，直到找到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那时，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远远摆脱敌人，部队练得一手爬山的本领，不管山多高，仰面一坐，手脚齐动，很快就可以滑下去。当然也是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在陡崖上摔下去，至于划破衣服，弄坏手脚，则是常事。记得那时我们都有一把雨伞，为了不使伞柄钩在树枝上，大家都把伞柄削去了，直到后来下山时，还有很多同志保存着这种雨伞作为纪念哩。敌人封锁、搜山，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是不能制服我们的。封锁线白天不能过，我们就晚上过；不能走，就慢慢地爬过去。有时部队从封锁线下过，还可以听到敌人在碉堡里抽鸦片。
白天不能生火，晚上生，天黑吃晚饭，天未亮吃早饭，带上一餐冷中饭。移民并村也割不断群众对我们的支援。群众虽然被迫集中到据点中去了，但是，群众的心完全是向着我们的，在据点里还有共产党支部，被叫做“白皮红心”。红军没有吃的，群众你一把我一把地把米凑起来，晚上用绳子偷偷地吊到围场外面来，等我们派人去取。知道红军没有鞋穿，群众宁可打赤脚，把鞋子省下来送给红军穿。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搞来有限的粮食，越来越不够部队吃了。记得在崇安西南的北坑山上，五升米煮一锅稀饭，要供二百多人吃，连米粒也看不到。后来实在搞不到粮食了，就挖山粉、竹笋，摘野菜、野果，这种生活，整整维持了将近半个月。许多人饿得头晕眼花，坐下去就站不起来。
一九三五年，对我们来说，是饥寒交迫的一年。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整个冬天许多同志都没有棉衣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助同志的警卫员，就是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活活地冻死在武夷山的一个高峰——五府岗上。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一天也没有动摇。
一九三五年底，黄立贵同志从建(瓯)松(溪)政(和)回来，了解到敌后非常空虚，后方许多重要的城镇都只有少数保安部队驻守。于是，特委便决定，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崇安、建阳老根据地之外，主力挺进到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这一下子可对头了。果然敌后十分空虚。我们一个月内连续打下建瓯的玉山街、东溪、建口、临江、水吉等重要城镇，闽东北新游击根据地开辟出来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闽北闽东两个独立师会师在洞宫山上，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打成一片了。敌人昵?经我们这一击，顷刻之间，东也告急，西也求救，不得已只好大量地从据点撤兵去保护自己的老家，这样，许多封锁线解除了，碉堡也拆掉了，根据地形势也逐渐稳定。后来黄道同志还常谈到这一转变的正确性。他说：“过去我们是有保守思想的，守着根据地，敌人迫使我们大胆出击，克服了保守思想的错误，反而把一盘棋走活了。”
进到新区之后，我们的生活来了个大转变。在新区穿衣吃饭的问题不用发愁了，可就是跑路多和打仗多。敌人一发觉我们，就调动大批兵力前堵后追，部队常常带着敌人兜圈子，白天黑夜地打仗和行军。国民党的整编十一师，一开始就跟闽北独立师结上了不解之缘。师长黄立贵同志，亲自带了一支小部队，专门领着十一师转圈子。整个春季，从建、松、政地区转到资、光、贵地区。一路上，用各种办法和十一师打交道。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往深山里一缩，待敌人过去，再往回跑。有时一边打，一边退往山上，待到天黑，顺山沟一滑就是几十里。也有时找到好的地形，狠狠揍敌人一顿再跑。就这样弄得敌人蒙头转向，筋疲力尽，人数不断减少。到最后，在建阳西的竹吉山上打了一仗，足足打死了敌人三百多。这样十一师彻底被我们拖垮了。
部队经常打仗，就难免减员，减员就要随时补充。那时每个连队都有一个群众工作组，部队一到驻地，一面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一面做扩军工作。记得独立师一团在建瓯棠口地方，还吸收了一个戏班的全班人马参加了红军，其中大部分当了侦察员。那一带的群众，都看过他们的戏，行军时群众见到他们，就指点着说这一个是小生，那一个是花脸。
从此，闽、赣边的游击根据地一直扩大到东至大海，西至资、光、贵，北至信江，南到闽江口的广大地区，包括闽北、闽东、闽东北、闽中四个特委，和一个资、光、贵中心县委的二十多个县，红军也有了闽北独立师、闽东独立师及各种地方武装达三千人。为了增强红军的力量，我们还做了争取大刀会的工作。
大刀会的组织在闽北白区很盛行，建、松、政一带几乎村村都有大刀会，红军初到时，也几乎是过一个村子就得跟大刀会打一仗。大刀会的武器，全都是梭镖。打仗时，先吃符念咒，然后以密集队形应敌。我们为了对付大刀会，每个班带上两根长竹竿，利用竹竿头上的枝桠，专拧梭镖的枪头，只要拧掉了枪头，大刀会也就无能为力了。经过连续的打击，大刀会知道了红军的厉害。同时，因为大刀会同国民党也有矛盾，所以，我们决定对大刀会做争取的工作。
当时，建瓯最出名的大刀会头子叫林熙明，提起林熙明，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情景。那天，我正伏在桌上画一张行军用的地图，林熙明跑来了。他头上戴了顶演戏用的小生帽，有两个丝穗子挂在两旁、身上披着一件黄色的法衣，法衣上用朱砂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释迦牟尼、太上老君一直到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等等菩萨的名字。看到他这副样子，谁都会暗暗发笑。林熙明是寿宁人，贫苦出身，同当地土豪劣绅有矛盾，他的大刀会是在抗租抗债中组织起来的，但是，这个人又一天到晚做着皇帝梦。后来我们跟他混熟了，有时和他开玩笑说：“林先生，你将来要做皇帝吗?”他听不出对方是在逗他，会满脸笑容地认真回答道：“到那一天，我一定会封你一员大将。”他在建、松、政一带有将近一万会徒，手下还有一支三百多人的部队，打着“顺天救民”的旗帜，在农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林熙明被争取过来之后，我们在新区的活动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大刀会不同我们打仗了，有时候林熙明这支部队还会同我们一道作战。有一次在配合作战时，林熙明亲自作战，他高举右手，竖起了中指，口里念叨着：“要机关枪机关枪不叫!要步枪步枪不叫!”但很不巧，正当他念得起劲时，一颗子弹不偏不歪地将他的中指削去了一段，从此，他的右手就再也不能掐诀作法了。林熙明被争取过来之唇，我们曾做了很多工作，对他们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他向红军学会打土豪，开仓济贫，他那面写着“顺天救民”的旗子上也多了“抗日救国”四个大字。
经过一九三六年一年的艰苦努力，新区局面打开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也扩展到将近四十多个县的地区。但敌人却并不甘心，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为了迅速消灭游击队，反而更大量地增加兵力，向游击区进攻。一旦发现了我们，就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穷追不放。因此，环境一时又紧张起来了。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斗争又转入一个艰苦时期。由于我们对整个时局的变化不清楚，事前缺乏准备，所以受到不小的损失。一九三七年三月，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同志率领闽北独立师一部，转战在资、光、贵地区，遇到敌人几路进攻，部队立即分散。吴先喜同志亲自带两个连折向光泽以北的寨里一带。一天早晨，部队正在寨里村吃饭时，突然李玉堂的第三师包围上来了，吴先喜同志立即带一个连抢先占领了村旁的一个山头，另一连也同时抢占了对面的山头。
敌人先向吴先喜同志一边攻击，未能攻下，就转而攻击另一山头。不幸这个山头未能坚持住，被敌人占领了。在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威胁下，吴先喜同志亲自打着机关枪，掩护连队往下撤。当他最后站起身来，一手拽着机关枪正要转身往下撤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他英勇牺牲了。五月间，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同志率独立师一团，在顺昌、将乐、泰宁一带活动。敌人发现他以后，就在该地集中了第三师、七十五师及福建保安团各一部，分头堵截与追击。
为了迷惑敌人，减少目标，黄立贵同志把部队分散。他自己率领一个排，转战两个多月，七月十四日的晚上，部队翻过两座大山，渡过闽江，跨过了闽赣公路，转到闽江北邵武附近一座山上的独立房子中住下。也许是为了体贴战士们的疲劳，部队只在去路方向放了-一个哨，在来路方面却没有放警戒。就因为这个不能原谅的疏忽，招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天拂晓，敌人悄悄地摸上来_『。当一个通信员起来洗衣服，发现敌人大声喊叫的时候，黄立贵同志才从屋里跑出来，立即指挥部队分散向外突围。部队都冲出去了，他自己却在房门口的田坎上，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这位雇农出身、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牺牲了。
这两次重大损失，使我们无比悲痛。也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偶然地从一张包盐的报纸上，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才恍然明白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相信，黎明前的黑暗终将要过去，应当保存有生力量，以迎接那即将到来的伟大转变。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陆续从闽北地区撤退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这才正式委派光泽县政府派人来和我们联系。国民党的光泽县长通过我们一位早先被捕的区委书记，带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通电”，“国共合作的宣言”和范长江同志所写的“陕北游记”，并且写来一封信，要求红军“停止打土豪”，我们看后笑着说：“大敌当前，只字不提抗日，只是保护土豪要紧，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省委经过研究以后，指定我为代表先去谈判。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正是我军建军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光泽东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和国民党光泽县长、南城保安司令见了面。我们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允许我们派一个人到中央去联系，一切听从中央指示；第二，在未得到中央指示之前，先划一个地方让我们驻防、整训；第三，撤掉封锁线，以便我们收拢部队。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之后，黄道同志又和他们见了一次面。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一面在铅山石塘镇集结部队，一面派曾昭铭同志去和中央联系，终于在南昌找到了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派人来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底，这支在闽北山区久经锻炼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央统一指示下，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八省红色健儿会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奔向了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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