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福建上杭县太阳区当区政府主席，区政府里只有二十多个人，建上杭县太阳区区政府其中还有四五个女同志，一共只有五六支枪，面对着优势敌人的疯狂“围剿”，我们只好撤到山上，从此便投入了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活岁月。
山上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有的山上连水也没有，当然，子弹、手电等军用品更是没法解决。为了获得必要的给养，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扩大我们的组织，就必须到群众中去。白天是不能下山的，只有在夜里回到村二产里向群众了解一下敌情，到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分子家里摸一摸，如果碰上在家的话就把他们干掉；还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向敌人展开斗争，并且向他们筹集一些粮食，办一些军用品，天快亮的时候就回山睡觉了。然而敌人也很坏，除了经常集中一些部队搜山以外，还对游击队家属进行迫害，并且实行所谓“移民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
可是敌人压得越凶我们斗争得越坚决，群众的心也越向着我们，所以我们始终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始终坚持战斗，还乡团一类的坏蛋到夜里不得不东躲西跑。当然，斗争是相当残酷、相当尖锐的。我记得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叫江宣和的恶棍，他是还乡团的一个小头目，由于他对当地的情况熟悉，所以经常带路搜山，迫害游击队家属，对群众敲诈勒索，坏事干得特别多，群众真是恨之入骨，而且这家伙特别刁，不容易抓到他。
有一天夜里，我又到了村子里，先到他家里和他可能去的几个地方摸了一下，都没找到他，于是我就回家了，谁知道他竞躲在我家里睡觉。我刚一打门，他已经听到声音从后门}留掉了。第二天他把我已经五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抓了去，又打又骂，还叫他们挑土、修碉堡，并且逼迫我父亲上山找我自首。这真把我气得牙痒痒，总想立刻把他干掉。可是自打那次以后，这家伙夜里就跑到炮楼上去，再也不敢在村里睡了，所以老是抓不到他。
过了些日子，这家伙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门土炮，这玩意儿很厉害，把土炮安置好后，会布一根线，如果不小心踩到线，碰下了火门，那炮口里飞出来的铁砂、破锅片会把人炸成肉饼。他就把它安在到村里去的路上，专等我们夜里去踩。可是在他一搞到炮的时候，群众就给我们报信了，于是我们到村里去的时候，净找些过去不曾走的路走，所以这门炮一连几夜都没有炸响。可是这家伙并不死心，他还是晚上把炮安上，早上收回去。我们也觉得老这样下去不对劲，晚上走路又看不见，万一他换了个地方碰上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下决心把这门炮搞掉。
一天夜里，我带了四五个人，埋伏在山坡上的一个祠堂后面，估计这个地方离安炮的地方不远，而且山底下的来往行人都可以看清楚，看着他们把炮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人少就当场干掉他。夜里又冷又静，冻得我们直发抖，但都伏在那里不敢弄出一点声音。谁知碰巧那夜不知是黄鼠狼还是野猪踩着线了，“轰”的一声把整个村子都震动了。这时我们猜想江宣和那小子听到声音一定很高兴，想到这里我们心里也很快活。
果然，第二天天刚亮，江宣和就从炮楼里带了两个人出来了，他大摇大摆地走得很快，而且指手画脚地跟后面的人说话，大概是说“昨晚一定打到了不少“土匪”。我们看到他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都暗地里发笑，更使我们高兴的是这家伙连枪都没带，后面两个是一般群众，帮他们干事也是给逼的。看样子这次逮到江宣和是没问题了。
江宣和他们三个走到安炮的地方一看，都怔住了，大概是因为什么也没打到，他们又在炮的四周转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找原因，接着江宣和把手一挥，另两个人扛着炮就朝着靠近我们埋伏的地方的一间房子走r过来。我们端着枪，屏住气，等他们刚跨进那问屋子，就冲过去把他们抓住了。
江宣和这家伙吓得浑身发抖，走起路来腿弯弯的，我们也不跟他哕嗦，把他们三个带到村子口的一个空场上以后，为了节省子弹，向村口的一家人家借了把菜刀就把江宣和宰了。另外两个人吓得连忙求饶，说他们是被逼着干的，没办法。我们叫他俩把炮扛上山，对他们讲了些革命道理，吹了吹我们山上的力量以后说：“这次饶了你们，回去以后要老实些，还要告诉那些还乡团的人都要老实些，不要和红军作对，不然抓到以后像江宣和一样!”他俩连声说着“是”就跑回去了。我们也赶紧把炮推到山沟里后就转移了。
从这次以后，还乡团的那些家伙确实老实了许多，再也不敢像开始那样猖狂了，不过斗争还是这样白天他来我去，夜里我去他跑地坚持着，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我们这些消瘦的、肤色黑而黄的人才带着胜利与骄傲的神情走下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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