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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沂水县九区垛庄人（现属蒙阴县）。一九三一年春，在济南省府印刷局当铸字工人，经王小泉（济南人，当时任仓库管理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张书奎、王立斋（诸城人）。入党仪式是在济南城南门外举行的。记得济南市委书记老张（名字失记）在我们入党仪式会上绘唱了《国际歌》。
我入党后，印刷局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王小泉，委员是张书奎、王立斋和我。
本年秋，党支部发动印刷局工人进行了一次经济斗争。当时，正在赶印增加地丁钱粮的公文，我们就利用省府急需用这公文的机会，提出每人每月增资二元的条件，全体工人推举四个代表（其中有我）与厂方谈判。局里工务主任万子峰不答应9我们就发动怠工，一个礼拜过去了，他们急需的公文还没印出来。最后只得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全局三百多工人，每人每月增资两元。在斗争期间，工务主任说我们有“共党嫌疑”。我们又提出“打倒万子峰”的口号，和他斗争，迫使他辞了职。
（二）
一九三二年一月，由于领导工人斗争，敌人要逮我。组织上决定要我离开印刷局，到济南南关区委任组织部长。不久，又调我到济南市委任组织干事。
四月，组织派我到党中央（在上海）学习。同去的有三人，泰安一曹姓农民，济南师范一孙姓团员。在上海，住在法租界离顾家花园很近的一个里弄里。我们三人分别受训。和我一班的七、八个人，有济南来的，有山西来的。学习内容是组织问题、妇女职工运动、罢工战术、游击战术、国内国际形势等。教员是中央各部负责人。具体负责人是一个姓于的戴眼镜的诸城人。七月，学习结束。结束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要我任中央和东北党的交通。不久，又找我谈话，说我不会日本话，上东北不方便。这时山东省委遭到破坏，要我仍回山东。负责同志还指示我：途中与同车的人即使认识也不要谈话。就这样，我带着一封用密写液写的信返回山东。到济南找省委没有找到。又到市南区委找到张书奎。他说目前敌人很疯狂。他要我马上离济。我立即上了泰安，找到一个相熟的姓解的基督教徒，他不敢留我，我又返回了济南。
这时，济南市委书记老张也被捕了，供出了给他当房保的贾尚友。贾是我的老师，他给老张当房保是我办的，因而贾被捕。贾招认“不认识老张，房保的事是王象坤办的。”这样一来，贾的侄子要把我逮住，把他伯父换出来。因此，敌人到处搜捕我。在这种情况下，市南区委书记张书奎催我马上离济回乡，并答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给沂水党组织。张还给我筹措了路费。我在八月节以前同我老婆回到垛庄。
（三）
我回垛庄后，可能是省委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沂水县委。
一九三三年农历正月初，沂水县委书记谢梅村给我信，要我到沂水相见。我在和谢接头以前，已发展了垛庄的左常德（回民）为党员，接到谢的信后，我和左常德一起赴沂水。我们从垛庄起身，到姚店子住了一宿。就是这个夜里，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教育局长郑耀庭被杀。我们第二天到沂水城见了于松泉。当时城里因郑事戒严，予松泉把我们送出城住到尹平符家里。这天夜里，谢与我在野外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要我回西南乡任区委书记，开辟那里的工作。
在我回乡以前，西南乡没有党的组织，垛庄刘家的党员与地方没有关系。
（四）
我回到垛庄，首先需谋个职业掩护自己，并解决吃饭问题o~左常德会做鞋，我们就找了两间屋，开了个鞋铺，从我回垛庄至沂水县委遭到破坏，我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有左常德、刘敬塘（刘读于济南正谊中学时，市委就与他谈了话）、戴子元、赵三（回民）、刘之平、刘希骞等。
西南乡区委成员三人，我任书记，左常德任组织，戴子元任宣传。一九三三年春，县委把王子敬安排到垛庄附近师古庄小学当教员，并从事党的工作。我们不断联系。
一九三三年农历六月，县委通知我到西北乡诸葛参加党团联席会。要求第二天到会。我不会骑车子，步行是赶不上的。我就到师古庄找王子敬同志商量，决定他去参加。是我给他借的脚踏军。
当时，在南乡准备成立两个支部，_在垛庄，一在岸堤。这事，我与刘敬塘、刘之平等在垛庄茶栅庙里已经作了研究。尚未来得及成立，党案发生了，邵德孚等六人被捕；
县委被破坏盾，敌人派公安局河阳分局遂长郭善初带领三十多名警察到垛庄捕我。那一天，适逢垛庄西河滩里唱野台子戏，我因感冒躺在鞋铺里。先是我母亲来报信，再悬我的表叔来说，来了队伍找我，叫我快跑；接着左常德又来告诉我。我把文件交代左藏起来以后，走到街上，警察离我只隔二十来步了。可是他们不认识我。我佯装不在乎，边走边唱，一拐弯进了小胡同，撒腿就跑，出了水西门，钻进庄稼棵。
这个巡长郭善初，原来和于松泉很熟。郭知道于和我是朋友，所以他们一进庄东头，就有意地喊：我们是来找王象坤的，他在哪里住，谁给带个路，快！”这是后来王子敬告诉我的。
我躲在庄西的庄稼棵里，直到天黑，到师古庄小学见了刘敬塘的父亲（该校校长）。他一见我，才放了心。他一来挂掂我，二来怕我被捕，连累他儿子。我在这里吃了饭，上了阎家洼亲戚家。这时，左常德扛着支猎枪来找我。我俩一同又上了下峪我岳父家。我内兄怕敌人搜捕，不敢留我。我就在几家亲戚家里转游。
七月底，我找刘敬塘和另一个人弄了六元钱做路费，和左常德一起上了东北抚顺。从此，我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我虽然很久与组织中断了联系，但仍愿为党工作。一九四八年我在长春益顺东印刷局当工人，当时占据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要我局印《长春防卫地图》。我知道这玩艺在军事上很重要，就偷偷地带着六张图稿，混出城去，交给了包围长春的解放军独立第九师。这样一来，我不能返回了，解放军就介绍我到哈尔滨工作。长春解放，我又回了长春。
一九八O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