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冬月间，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率领部队返回了鄂豫皖，和当地的黄安、罗山、陂孝北、光山等几个独立团，重组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我是罗山独立团团长。一九三三年元月，我团奉命开到高山岗(离七里长坪北二十五里)，正式编人二十五军，我团为七十三师二二二团。整编后不久，国民党军对我鄂豫皖根据地的“五次围剿”就开始了。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被迫转移至太湖、舒城、桐城、应山、潜山一带活动。红二十五军转移后，敌人的“扫荡”“清剿”一天比一天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我们的力量也不断缩小。
根据当时形势，在天台山、老君山根据地的鄂东北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郑位三同志决定改变斗争方式：部队干部分散隐蔽，插到白旗下，成立便衣队，反白色恐怖。我当时因负伤，已离开二十五军去陂、罗、孝特委任军事部长。根据位三同志的指示，退到黑口寨(今天的大悟县)成立便衣队，深入白区反白色恐怖。
当时庞大的敌人占据着城镇，乡村实行“五家连座，十家连保”，插下去很困难，郑位三同志又介绍了韩先谋、罗厚福、黄宏儒等同志“按亲戚家属关系插足”的办法，让我们试一试，并指示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红军家属。我带了六个人分散在何家湾，我隐蔽在我的一个婶母家里，婶母一见我，就瞪大眼睛惊奇地说：“你怎么回来的?你三叔延庆当了保长，把你恨死了，他给甲长下了令，你一回来就得报告。”接着她又告诉了我何延庆如何向每个红军家属多要粮、如何拐卖红军女家属等恶行。我越听越气，恨不得立即把这家伙杀了给红军家属报仇。婶母咬着牙说：“你要是能把他杀了。姓何的这一大片湾子，你就可以住下去了……”
我正在发愁这家伙平常老不在家，不好搞到他，不久就听人说何延庆回来了，在南头甲长家开会。我立即把枪插好往外走，刚走不远就望到对面有个人，叼着个烟卷，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我仔细一看，可不正是何延庆这个狗日的，我迎上前去不慌不忙地喊一‘声：“三叔!”他一见是我，脸刷地一下子就白了，只说了一句：“你回来搞么事?”扭头就走，我哪能让他跑掉了：“狗日的，我来要你的命来了!”我一脚踢在他的后腰上，这家伙趴在地下，“黄二娘!……李四姐!……快来讲讲情啊!……”地大喊大叫起来，这些人都是我本家的婶娘，全是红军家属，叫他这样喊下去，将来都会有危险，我看迟延不得，举起枪来就结果了他。回来向郑位三同志汇报后，他说：“打得对!要想插下去，就要先打掉保长!……”从此以后，我们就到处打那些罪大恶极的保长。一个多月后，郑位三同志又叫我们插到宣化店去。我们到了宣化店后，一天夜里我摸进一个叔伯哥哥何星高家里，嫂嫂告诉我：“你哥不在家。你若是敢把陈练青打了，这一带的保长管保都投降……”
陈练青是雷班寨的寨主，是个恶霸兼保长。一天夜里，天黑沉沉的，我带着十几个便衣队队员，翻过几个大山头，来到了陈家小村，这个家伙的家住在一个土围子里面，我们围着土围子转了一圈：明三暗五的房子，房子后墙连着围子，围子高爬不进，队员老徐打量了半天，找来一把锄头，就开始挖墙，挖得又快又没动静，一会儿他就钻进去了。停了一会儿他钻了出来。“看到没有?”我急忙问他。“看到了!还在睡觉呢!”我想这正是时候，于是留下一个人守洞，大家随老徐钻了进去，屋里黑得很，只听着有人打鼾，我拿手电一照，陈练青头枕着个枪正睡觉昵，睡得简直像个死猪，我悄悄地从他脑壳下边把枪抽出来他都没醒，只听他五迷三道地说：“去去!别闹……人家在睡觉!……哼!哼!”把头一歪又呼噜起来。我们走出来，开了大门又顺着梯子爬上门楼，上面的兵也在睡觉，十几条枪在地下戳着，一下都叫我们收了，梯子也给收丁，回到屋里叫陈练青起来，他睡眼惺忪地说：“深更半夜里，起来做么事?”“是请你来的!”我打趣地说。一边说“请”一边把绳子给他捆上了，
他一见事情不妙，喊起来“快来人哪!”门楼上的兵醒了，但是没枪，没梯子，干着急，眼看着我们大摇大摆出了大门。自从打了一批伪保长后．保甲长比以前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向敌人报信了，我们叉站住了脚。但是土顽的势力还很大，极力同我们做对，使我们不能更广泛地活动。郑位三同志又布置我们打几个大土顽镇压…。F。在罗山蟒新镇潢应湖住着一个大土顽名叫丁印昆，他是河南民团的“团总”，河南的土顽都归他管，专门跟红军作对，旧历三月十五是他的生日，十五日早晨唱寿戏，我们决定借此机会捉他。旧历三月十四日下午，是个大晴天，我、张德恒、孙保才、董志东等二十几个人，由罗山教导队教导员胡柱先带领，埋伏在离潢应湖三十余里的芦家畈山林里，等候着给他送礼的人。不一会儿就看见芦家畈给丁印昆送礼的亲戚，挑的挑，抬的抬，出来了二十几个人。我们不由分说，把二十几人都捆了起来，然后我们换上他们的衣服，在山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抬着礼物混进其他送礼的人群里，向潢应湖走去。天气很暖和，出来进去送礼物的人特别多，修着八字胡的丁印昆，穿着长褂，戴着礼帽，笑眯眯地在门口接礼物，我们在外面留了十二个人，门口，桥头都站了我们的人，其余人个个腰插着手枪跟胡柱先走了进去。张德恒拿着送礼的信上去，丁印昆问：“你们是哪里来的nN?”张德恒笑着说：“我们是芦家畈来的!”随着把信迎上去，丁印昆正在看信的时候，胡柱先一个箭步蹿上去，一手抓住丁的脖领子，一手拿着手枪顶在他的腰眼上，丁印昆大喊“来人”，我们几个已经把枪亮出来了，送礼的人一看这个劲头，吓的早就乱了，全场混成一片，戏也不唱了。这时，丁印昆有三百多条枪在围子外，看见场子乱了，就往围子里放枪，越打人越乱，我们钻进人堆，一下挤了出去。敌人由后边追来，我们边打边撤，一直打到离此二十五里外的潘辛店，徐诚荃同志(当时的罗、礼、陂、孝地委书记)派了一个排来接应我们，我们安全撤到了大、小鸡笼山。_『印昆被我们枪毙了。接着我们又先后派人打死了罗山自称二天爷的刘子万和阮义伯两个大土顽，自此，土顽也都害怕了，不敢随随便便找我们的麻烦，我们的活动范围更大了。“五一”节就要来到了，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劳动节日，向敌人示威，也向群众表明红军的存在，郑位三同志指示：“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城镇和山冈，并堵击敌人的运输队……”这一指示在一天夜里就传达到罗、孝、陂等地。
经过三天的准备工作，在“五一”的前夜，便衣队和基本群众将红旗插满了山冈、城镇和交通路口，连敌人的炮楼上、围子上也都是红绿色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五一劳动节万岁!”“五一”那天黎明，敌人起来看见到处飘扬着红旗和壁上的标语，气得发疯似的到处搜查，到处撕旗帜扯标语，到处放枪。就在这天晚上，我又带了四个分队，在基本群众的协助下，锯断了刚刚重新架起来的木桥的三根重要桥柱，并在河两边埋伏下来。天还没亮，就看到远方车灯忽闪着过来了，一共是十三辆，为首的装着压车兵。敌人以为没事，汽车直往桥上冲，刚到桥中间，只听咔嚓一声，连桥带车滚到河里去了。后边的两辆车顶到一块进退不得，被我们一阵手榴弹炸毁，群众见我们得手，就蜂拥着跑来把车上的东西搬抢一空。
一九三四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走了，郑位三同志也走了。我们这里留下了一些便衣队的干部和一些番号，继续坚持根据地游击战争。但狡猾的敌人也改变了对付我们的办法，保甲长不敢报信了，他们就都换上地主当保长，富农当甲长，恶霸当联保主任。五家连座十家连保不太管用，这次干脆每人发～个“通行证”，没得证件寸步不能动。并规定：凡隐藏红军便衣队、给便衣队送饭、见到便衣队不报告者斩杀不留。
敌人又在省里训练了一批情报员(都是地主家的子弟)，住在区公所里，发现我们活动就报告敌人，不仅如此，并且在各村修炮楼，企图以此钉住我们的脚跟，把我们吃掉。形势这样严峻，我和吴光禄、郑定国、张家胜等(这些同志都是特委委员)同志研究，决定先找个典型的联保主任镇压一下，打击敌人的气焰。研究的结果，选上了宣化店的大恶霸、联保主任董发之。这家伙恶得很，一次，董家凹五个群众因为给我们挑了四批粮食，被他发现后，将他们全家老小十七口都给活埋了；他对红军家属更是残酷，一家有一个当红军的每年要交四石谷，如果交不出，就将家属杀掉，把女人卖掉，名谓“红军粮”。我们采取了果断行动，镇压了董发之。
一九三五年元月．我们又配合香炉夺的农民举行了一次暴动，镇压了联保主任恶霸陈治忠。敌人对我们的“围剿”越来越残酷，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三月间，我们接到了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等同志签名寄来的信，信中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大别山坚持斗争非常艰苦，但为了打击敌人，你们需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继续坚持斗争!”这封信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坚持斗争的信心，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们力量。
敌人的围剿更疯狂了，竟然实行了倒林政策，在四五月份，强迫群众上山砍树，山上绿油油的树都被砍倒了，炭苗子树(即栗树、松树、柏树)一棵都不剩，然后纵火烧山，妄想砍掉山上的树，烧尽共产党的根，把树烧光后，敌人进一步搜山，每次搜山都使用大我数百倍的兵力，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人靠人的步步围剿。这时的地区分得十分明显，除了白区外就是无人区，也就是我们的住所，敌人的搜山倒林，使我们遭到了很大损失，几乎无处安身。伤病员没粮食，只能吃一点点野果，粮、盐、火柴困难，我们都无法解决，同志们只有含着眼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兄们在石洞里绝望地呻吟着，痛苦地死去!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将郑定国等同志找来，共同研究，最后决定：将能动的伤员分散到便衣队区域里去，把女干部、家属设法插到有关系的基本群众家里，只将无眼、无脚、无手而不能动的伤病员留在深山石洞里或泉水沟里，由护士照看。根据决定，在几个夜晚，将伤员都分散下去了，有些女干部由钱远华同志送到庙里去当假尼姑，或者到群众中接了户口，就这样我们的便衣队和群众又混合在一起了，白天便衣队与群众在一起生产干活，得知哪个最坏、或报密的人，夜晚就杀掉他。
敌人的“倒林一‘搜山”政策又失败了。从失败中敌人也清楚地知道了，要想彻底消灭共产党，必须隔断它和群众的联系，于是又想出了实行并村、移民、碉堡、搜山四位一体的办法，由远而近、层层地围剿我们。一个村限几日内把谷打完，然后强迫群众移民，扩大无人区，以达到冻死、饿死我们的目的。群众被敌人一群群地赶走了，几十里地的群众移到一处后修上围子，把人圈到里面，强迫群众日出三竿下田，日落三竿前回家；不准任何人带粮、火、盐等出村，一位姓段的老乡因为出外带了一盒洋火，发现后被吊打断了腿；便衣队员张家勇的婶母为了给他送饭，全家惨被杀害。
在移民点内，地主们又首先进行反攻倒算，很多群众粮食被抢夺一空，白匪和恶霸们在点内奸淫霸占、拐卖妇女，无恶不作，苛捐杂税就有几十种，但无论敌人如何凶残，也割不断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不管风里，雨里，白天黑夜，群众总是想尽办法，冒着危险给便衣队送饭，送信，掩蔽红军伤员。很多群众因为我们被敌人杀害了。经过特委会的研究，我们决定打人移民区秘密组织农民暴动。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混进移民区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间的一个夜晚，罗山、麻城、光山、黄安等地区同时举行了暴动，敌人的据点，炮楼，寨子都被农民烧了，从罗山的杨家店、弯家店到麻城的木子店，东西二百多里的上百个据点，一夜之间全部化为灰烬，跑反的群众许多人都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又扩大了，成立了光山、罗山两个游击师。在四方面军西征及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敌人虽然用尽了种种的狠毒办法，“移民”、“倒林”、“搜山”、“修碉堡”，妄想把红军困死，把共产党消灭干净，但是坚强的红军及游击队员们，战胜了物质缺乏的困难，顶住了艰难的白色恐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在白旗丛里高举着红旗，英勇地战斗在大别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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