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我正在家乡（北梨园村）教塾学。这时，沂水县许多人都以抗日的名义拉武装。当时南梨园村高凤岐，也和他的弟弟高凤同在本村组织抗日自卫团。我也参加了。自卫团没有武器，我们就卖掉李家安子庙堂的树筹资打了许多大刀，红缨枪。当时群众抗日的情绪就是这么高涨。
一九三八年春，有一支八路军驻在王庄一带，派出干部到一些村子宣传抗日救国。这时一个名叫张华的同志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到梨园一带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住在高风岐家里。我当时在抗日自卫团里算是一个积极分子，常常去向他们请教抗日救国的办法，他们就很热情地对我进行指导。同年秋，武杰同志到崔家峪乡任乡支书，常常去我村，．他每次去，也找我谈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这些同志的启发教育下，我对抗日救国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很想参加八路军和共产党。不久，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经南梨园村段盂祥和高文堂介绍加入共产党。
在我入党时，我们那一带党员最多的村子大约要数里坊和胡同峪。我也在本村发展了李备（已牺牲）、李美（字香成，现在内蒙工作）、李泽（参加一一五师后再没见面）和我四哥。这些同志入党时，南北梨园尚未建立党支部，但有．负责人，是胡同峪的陈孝三和里坊村的张陆川。
这时候，崔家峪乡公所还是国民党的，乡长是一个外乡人。这伙人，没有一点爱国心，国难临头了，他们却只知巧立名目刮地皮。我们很气愤，便联合各村自卫团和他们算账，反贪污。乡长吓跑了，乡公所也随之垮了台。于是大家就推举李庆安当乡长。此刻李也正在家乡（上泉村）组织抗日自卫团，思想很进步，由他出任乡长后，该乡一切权力就落到我们手中了。
一九三九年古历正月十五日，武杰和段盂祥亲自去找我谈话，送我到沂水县委训练班学习。第二天，我带着武杰给写的介绍信，同刘常标一起到了训练班。当时训练班驻在二区的胡同峪，前去学习的共有二十余人，埠前一带的同志居多．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基础知识。
学习了十多天，领导又调我到地委训练班学习。同去的共十几个同志，多数是耿家王峪一带的。当时训练班驻在临朐县，是四区区中队长（岳洪春的弟弟）带着几个战士把我们送去的。
在地委训练班学习了三个多月。结束后我回到家。因为在我学习期间我村的学校停办了，群众迫切要求我再办，实在义不容辞，又无别人代替，我就将原来的塾学改为抗日小学，办起新的学校来。到一九三九年春，崔家峪乡以泰石路为界划为两个乡。路北是荆山乡，路南是李家峪乡。这时组织上把我调出来派到李家峪乡任乡支书兼文书。当时该乡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全乡共有三百七十多名党员，多数集中在黑坊、青石坊、李家峪，南峪、胡同峪、梨园等村。不久，领导上又把我调荆山乡任乡支书，组织委员是张××（棋盘村人，已牺牲，名字失汜），宣传委员是武善本，乡长是李风平（庆安），负责公安工作的是武纪顺。这时全乡多数行政村，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上泉、汇泉、桃树坊、施家官庄、青山坊等村的工作比较好。
这个乡，地处南北沂蒙的交通线上，施家官庄是个交接处，我们在此设了一个联络点，上级要我们一定将它保护好。而该乡东边的黄山铺就有伪据点，因此松林一带就是边沿区了。在西边，武戎生的沂蒙队盘踞在九山官庄一带。北部，里庄一带驻着国民党的顽军。这些顽军一出动，就殃及荆山乡。为了对付三面之敌，我们便在松林一带建立了情报站，派了可靠的同志去工作，严密注视敌人行动。同时又在桃树坊、青山坊，选择得力的党员经常以走亲戚的名义到九山官庄、里庄一带了解顽军活动情况。同时加强了乡分队，开展游击战。乡分队当时共有战士五十余名，经常活动在泰石路两侧，并常到北边去巡逻。后来国民党顽军逐步向南侵占到荆山头一带。我们退守泰石路以南的青石坊，胡同峪、狼窝峪、梨园等村。这时主力部队派了一个团驻守在崔家峪南峪，他们经常派人配合乡分队，控制泰石路，从而保证了南北沂蒙交通线的畅通。
一九四O年初，县委调我到七区党委训练班学习。七区党委当时驻岸堤。到六月下甸学习结束后，返同沂水，县委把我派到扈山区区委任宣传委员。当刚该区的组织委员是耿涛，代理书记是张陆川。
当时看，该区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前后城子、黄家庄、海子、埠前庄、陈家梅沟子、武家庄等村的党员比较多，工作比较好。但是在东部的斜午就有伪据点。但城子乡分队，在队长黄培孝的带领下，常常搞得汉奸日夜不得安宁。
一九四一年十月，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开始前，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在上岩峪召集我们开了紧急会，部署反“扫荡”，要求各级地方武装和干部坚持区白为战，乡自为战，村自为战，坚决争取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会后我们当即返回扈山区，未及把这指示贯彻到村，日军就从沂城出动了，直向扈山方向插过来。我们区委立即转移到灵山，开了一个紧急会，决定把干部、区中队分到各乡，与群众一起坚持反“扫荡”。会后，我到了城子乡，耿涛到了横岭乡，立即组织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并在公路和其他要道上，埋上地雷和耙齿，阻挡敌人前进。但是日军的来势实在太凶了，不几天，连院东头一带我们也不能存身了，白天到山上隐蔽，只能晚上下山活动，吃饭全靠群众瞅空给送一点，常常三天两头吃不上。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当地不能坚持了，有些同志转移到边沿区，我和耿涛分别转移到自己的家。形势稍微好转后，我们才回去，这次“扫荡"历时四、五十天，不仅时间长，而且很残酷，但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是经起了考验的。扈山区，凡是有党组织的村，都把群众有组织的转移到山沟里。经不起考验的人是极为个别的。
至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军拔掉袁家城子敌人据点后，沂水县划出一个朱陈区。该区西起大、小高庄、独路子，东至沂河边，南靠扈山区，北至泰石路。本年二月下匈，县委把杨成栋、李建民和我派到该区分别扭任区委书记、民运委员、宣传委员。该区当时党的组织基础很薄弱，仅有十多名党员，而多数集中在麦坡坪、李家坪、大、小高庄、独路子。阳早胡同和吴坡虽有党员但是无支部，党员和区委直接联系。我们到了该区后，不久县委部署党员登记，要求对党员逐个作审查，填写登记表。如果有的党员本人实在不愿登，那也不勉强。
该区东部紧靠沂水城，是敌我经常出没的游击区。因此当时上级给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争取当地开明人士，并在靠近沂水城的村里，建立两面政权和情报站。那时胡家庄的刘惠民，黄庄、朴城峪的几个社会名流都是赞成抗日的，他们都和城里某些上层人士有关系。这些人士给我们提供的情报都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在情况紧急时，托他们掩护干部也是很为可靠的。情报站主要设在龙家圈，小庄子、胡家庄、泉庄等村。此外，我们还安排可靠的亲戚和朋友，随时留心敌情，及时向我们报告。总联络点设在独路子一个姓李的同志处，要是有情报，通过他就能马上送到县委设在风凉坪的秘密联络站。那时县委机关经常流动，但只要到风凉坪的联络站，就能和县委联系上。
一九四二年六月上旬，我又调到荆山区委当宣传委员。这时，李子仁任区委书记，李庆安任区长。我到荆山区不久，李子仁凋走了，县委派曹常贵同志接任区委书记。就在这时候，县委部署在农村开展民主运动，即通过群众选举建立“三、三”制民主村政权，选举新村长。运动开始，许多群众对民主的意义不了解，我们就对群众讲，过去村里的事情只有庄长一人办，一人怎么能办好，所以要建立“三、三”制的村政权，以便有力地领导大家打鬼子。当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规定。凡是汉奸，睹棍、流氓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此，凡适令群众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方式比较简单，投票、举手表决都可以。这样就将一些表现不好的旧庄长选掉了，群众很高兴。那些表现好，有威信的还是选上了，群众也很满意。
民主村政权建立后，接着减租减息开始了，县委当时住在东虎崖，派“双减”工作组到了荆山区。这区小地主比较多，大都集中在荆山头，崔家峪、常庄、东虎峪、下泉和花峪等村．一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地主对“二、五”减租还是赞成的。特别是常庄马家这一户，土地比较多，在黄lJJ铺开着酒店和油房，家中还有几个参加抗日的，有的担任文教助理员，有的当教师，其中马习之在区里搞粮秣工作，这些人都对减租的态度很积极。但是全区地主中，当然不会都一致。下泉村刘家，是个大户，在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时，为了调动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就从他家选了一名副乡长．但是这位副乡长，总是和我们不同心，对“二、五”减租的态度很不好，甚至把上级有关减租减息的指示压起来，不叫乡长知道．后来区委派人去，才把“双减”运动搞起来。在减租减息中，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那时由于日军不断大“扫荡”，群众生活很困难．到一九四三年春，荆山区几乎家家断了粮，最后连树皮也吃光了。这时我党号召开展大生产，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除实行生产自给外，还要抓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当时荆山区，开了不少荒山坡，植树种庄稼。区机关在虎崖村开地种蔬菜，还养了一群猪。区中队抽出一部分人，专门耕种上泉庙的庙田，并在崔家峪和李家峪办起供销合作社和造纸、纺织、弹花等作坊。在生产运动中，出现了很多模范人物。东虎崖的王淑英，胡同峪的牛××（名字失记），李家峪民兵队长兄弟俩和村长陈宗善的弟弟、妹妹，青石坊的一个农民和区中队的一名班长，都是比较突出的。记得龙口村有个吸大烟的人，经过我们的多次教育，他扔掉大烟枪，拿起锄头去开荒，从此摘掉“大烟鬼”的帽子。干部群众这样干了一整年，取得大丰收，生活普遍改善了。这年冬，全体脱产干部也都穿上自己生产的大棉袄。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八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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