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是东里店，抗战开始前后属沂水县第三区，后来大县划小县，大区划小区，划归东里区。
关于这一带党组织发展情况，其他同志所知比我多。为了互相补充印证，就凭我的记忆谈谈，免不了有些错讹，请其他知情同志指正。
（一）
抗战初期，三区包括东里、中庄、韩旺，野庄店子四个乡。韩旺乡，因为它靠近战前就建了党的二区，受党的影响早，所以建党也比较早。东里乡党组织的建立，始于抗战初期。丁毅民．杨琳、江波等同志也熟悉这段情况。
丁毅民与我是邻居，又曾一起在东里小学读书。那时祖国饱经忧患，我们耳闻目睹的，是东北沦亡，华北丧失，日军横行，同胞流血。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我国的野心大为膨胀，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而蒋介石一味奉行其妥协退让政策。至一九三七年底，日军的铁蹄就踏进山东。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望风而逃，一口气退到鲁西，济南沦陷。继任军阀沈鸿烈，紧步韩复榘的后尘，也躲到东里。这些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官僚，依然民脂民膏，时正国难当头，却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在东里营造其省府官邸，根本无心抗战。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尤其如我们一班爱国青年，无不义愤填胸。
与国民党相反，人们亲眼看到另一情形。为了统战，当时八路军驻省办事处也在东里。办事处主任赵笃生及其部下的革命作风，蹲得人民称赞。他们联系群众，生活简朴，经常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与此同时，四支队昆山营也在东里驻防。这支人民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经常派人在驻地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抗日歌曲。人们从这些行动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党的影响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时，我和丁毅民、杨琳、江波等青年学生，经常接近办事处和昆山营的同志，他们需要什么，如砚台．毛笔、算盘等，我们就主动给他们送去。在接触中，他们就对我们讲一些革命道理。本年秋天，山东纵队指挥部民运部长李林、武装科长王涛和于树春，纪日盛等同志也到了东里．住在丁毅民家里。王涛同志是南流泉人，同我有点亲戚关系，从前就相识。这时我们又经常接近王涛，并认识了李林、纪日盛等同志。这些同志，特别是王涛和李林同志，对我们经常进行革命教育，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认识。不久，即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王涛和纪日盛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毅民、杨琳、江波、江伯田、高大祥等，也在其时前后入党。这些同志入党后，我们建立了支部，杨琳为支部书记，江波为宣传委员，我为青年委员。从这时起，东里乡算是有了党的基层组织。
（二）
我们的支部建立以后，就开始了组织发展工作。当时组织尚不公开，党员是秘密发展的。入党手续比较简单，填一份表就行了，有的举行入党仪式，有的不举行。后补期为三个月，一般到期就转正。
一九三九年，刚剐过了清明节，国民党省政府开办民运训练班，要各村派一有点文化的青壮年去受训，以培养他们的地方势力。村长江东秀指定我去。我找杨琳同志商量了一下，他认为可以去，可以借此机会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发现进步人物，培养发展对象。我到了训练班里，除应付训练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党的工作方面，一有空就找人“闲谈”，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对抗日的态度。这样我很快结识了几个进步青年，其中使我印象最好的有王坪村的武泽玺，岩峪村的王学成，石佛沟的纪成太，张庄村的张汇东。当时，张汇东戴着一顶八路军帽，估计他可能也是我党派到训练班去的。这些人思想基础都很好，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拥护我党抗日主张，立场比较坚定。我抽空回去把这些人的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要我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我于是就发展了武泽玺和王学成。记得武泽玺是在我家填的表，纪成太是在训练班结束后发展的。
历时十二天的训练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训练班负责人布置各回各乡进行壮丁训练。壮丁训练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是抗战主力，和大家讲有八路军在，抗战必胜。这样一来，许多爱国青年逐渐向我靠拢。我进而对其进行革命教育。其中仃些人觉悟提高很快，表示愿当八路军。壮丁训练搞了一个月，在东里店就培养了五六个建党对象。
到一九三九年古历四月二十二日，一个突然的事变发生了，日军两次出动十几架飞机对东里店进行了空袭。沈鸿烈正在经营的省府化为一片瓦砾，其官员四处溃散，老百姓死伤数以万计。这是日本侵略者为迫使国民党加速投降步伐而采取的强硬步骤。继这场空袭之后，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第一次“扫荡”。东里店被占领并安了据点，老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难。这时，我们支部研究，决定疏散，插下去，坚持斗争。于是丁毅民到到家店去了，江波到西里去了，江伯田到张家坡去了，我到曹家宅去了。曹宅是我姐姐的家，我就借助亲戚关系开展工作，主要是在雇农、佃户及其他贫苦农民中进行阶级教育和抗日宣传。这些几代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穷苦百姓，一经教育，觉悟提高很快，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他们的救星。在这个基础上，我便开始了组织发展工作。不到半年就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并建立了支部。同时，丁毅民、江波、江伯田等也分别于疏散地作了大量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也相继建立了支部。
经过空袭和“扫荡”，国民党省政府及其区乡政权全部瘫痪。这时县委布置，趁时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三区民主政权建立的时候，县委派刘增浩同志带一工作组去帮助建立的，时间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记得那天正下大雨。会议是在张庄东庙白云洞召开的，选举张绍武和丁毅民分别担任正副区长。当时耿启明同志任区委书记，他和江波、杨琳等同志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随后，建立了东里乡和韩旺乡。我任东里乡支部书记，赵景涛任乡长。赵是东里乡石炕子村人，他何时由何人介绍入党，我不清楚。我同他发生组织奖系是区政权建立后区委介绍的。当时他在石炕子村建立了一个支部．
到这个时候，整个三区的党组织基本联成片了。王坪村以武泽玺为主建立了支部。石佛沟纪成太也在本村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成立了支部。向南、尹家峪和沙地也有了支部。尹家峪当时属韩旺乡，党员很多，可能是张庄的同志去发展的。沙地村也有不少党员，据说是从张耿插过去的。
（三）
三区这地方政治情况原就复杂，国民党顽固势力很大。特别是中庄和野庄店子两个乡，我们一直插不进去。到四O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搞摩擦，形势恶化，斗争日趋尖锐。国民党吴化文部队逐渐东侵，不久占领三区的大部。这时我们两个乡的干部合到区里，在尹家峪一带坚持活动。后来我们在这里也不能立足了，只有在靠近二区的上王峪、中王峪和下王峪三个村还能落脚。这时县委决定把二区的大崮后划给三区，以扩大我们的游击区域。当时，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三股合流向我们袭来，我们时常被包围。有一次，我们从龙王峪到二区胡同峪行军途中，与一股土顽武装遭遇，战斗相当激烈。区委书记郭廉泉同志冒着密雨般的枪弹指挥区中队和乡分队对敌进行反击，不幸牺牲。战斗结束，我和江伯田等四人将郭的遗体抬下来埋葬了．还有一次，我们区委、区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和区中队住在张耿村，突然被从北面顺着沂河两边来的日、伪军包围了。县委得知我们被包围的消息后，马上派县大队前去援救。当县大队快赶到张耿的时候，只见耿家大楼起了火，认为我们全被烧死了，其实我们早已突围顺着一条沟上了张耿西山，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是一个姓秦的同志在突围时掉了队，被敌人抓去，拴在马尾上解到沂水城。又一次，是在一九四O年八月一日，我带领江伯田和李传和（乡武装干事）到马庄发动群众缴公粮，做军鞋，又去石炕子村，途中突然遇到一股顽军，他们把枪口全部指向我们，我们已经来不及走脱，只得不慌不忙地往前走，走近一接话，原来是国民党五十一军的士兵。他们把我们盘问了约两个小时，没有发现我们的任何破绽。但是仍不放过，把我们带走了。走到黑夜，下起大雨，对面不见人，在横过一条大沟时，我趁机窜到路边一块谷地里，跑掉了。我回区以后，马上通过地方关系把李传和营救出来，而江伯田却不回来了。
为了坚持斗争，度过艰苦岁月，这时区委和各基层组织想尽一切办法保持联系。我经常一个人背着大菀子，佯作走亲戚，到各村布置工作。有时借集市，同志们凑在一起到野外开会。冬天沂河冰封，我们经常深夜破冰过河，破一步走一步。那时，什么时候牺牲，不晓得，也不在乎。有一次，区委给我一个任务，到张家坡通过我的同学关系发展党员想把这里攻开。我带着三张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了张家坡，觉得条件不成熟，没发展。第二天返回，途径东里店，碰到几个日本兵，我把表放在裤筒里，从南门混了出去。
我在三区坚持到一九四一年初，上级向沂水县抽调几个乡支书到蒙阴县搞整党，县委把我调了去。我们是本年一月五日去的。到整党结束，我被留在蒙阴县委组织部当统计干事。在我离开三区时，该区全被顽军控制了。
（四）
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调集五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蒙阴县官庄区委被扫垮，县委派我去整顿。整顿结束后，留我在该区担任区委书记。不久官庄区和艾山区合并，我仍任书记。其后又和岸堤区合并，原书记刘明同志调走，我任书记。
我离开沂水县以后，东里店一带划为东里区。在这里，吴化文施行残无人道的野蛮手段制造了“无人区”。那些国民党反动派，见哪里还有一缕炊烟，就到哪里剿，逼得老百姓背乡离井，有家不能归。全区几乎路断行人，几十里无炊烟，荒草遍地，房屋倾坍，蓬蒿深没残壁，野狐野兔在村里到处乱窜。……那惨象真是令人不忍听闻。
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鲁中军区主力部队曾发起三次讨吴战役。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古历十一月上旬进行的。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舜初亲自出征。在军队即将出发时，地委书记王涛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我对东里一带情况熟悉，回去有利于配合主力部队做好地方工作，我于是随罗舜初一起到达沂水，战斗是先从三区开始打的，一接火就非常激烈。罗司令叫我跟他一起活动，以便随时应付急务。我军很快攻下中庄，石桥、大全庄，安乐等村。这时我奉命返回东里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支援正在胜利前进的讨吴战役。
我回到东里，不久就恢复了区民主政府。宣布恢复大会是在苗庄召开的，到会者连驻地部队有几千人。大会非常隆重，由我讲话，宣布区公所重生。当群众听到这个宣布的时候，会场立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个重生的政权，由r毅民担任区长（当时丁还未到），我担任指导员（区委书记）。区委由丁毅民、高光、朱克亭（朱八）和我四人组成。共有二十多个干部。高光同志任妇联主任，该同志在环境恶化期间，她借助亲戚关系打入盘踞在大崮村的顽军内部，作瓦解工作，对大崮村的解放，她立了很大一功。
区政权恢复后，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讨吴战役。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讨吴战役节节胜利，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吴化文赶到临朐一带，最后将其主力就地围歼，吴化文向济南狼狈逃窜。至此原沂水三区全境解放．
（五）
随着讨吴战役的胜利，鲁中区党委也从南沂蒙到达东里，其机关大部驻在东里河南村。区党委组织部长高克亭和民运部长刘建中要我去谈情况，最后指示我们，搞清情况，进行组织整顿，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减租减息。
在敌人占领期间，绝大多数党员表现很好，他们没有辱没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虽然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进行大的活动，但他们转入地下，坚定地相信黑夜不会太长，光明终将来临，张耿村支部书记（姓名失记）披敌人抓去，受尽种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用最残酷的手段一一放天花一一杀害了。沙地村支书孙学启被国民党五十一军抓去，备受野蛮折磨，惨遭杀害，阻孙至死没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但是，个别不坚定的人物也是有的。在敌人占领该区以后，曾以种种手段对我基层组织进行有计划的破坏。有的党员慑于敌人的恐吓，写了悔过书，有的被敌人收买，出卖同志。当时东里一带各村，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这种情况．其中曹宅村比较严重。该村党员姜某，原系本村地主李锡候的长工，当时任支部组织委员，原来斗争性很强。一九四O年秋环境开始恶化时，李锡候散布谣言，破坏抗日，被我们抓了起来，这任务还是姜和当时的支部书记李克景去执行的。李锡候被抓起来以后，经过教育释放，并罚款（大洋）数百元，粮食几千斤和一部分军鞋。该村伪化后，李锡候利用金钱收买了姜，姜把本村大部分党员的名字供给了他。顽固派军队获此名单，立即把人集中起来，进行恐吓和利诱，致使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承认了自已是共产党员；有的对敌人表示洗手不干了，有的写了悔过书。但是该村有些党员表现还好，如沈月亮和北山李厚和两同志，他们在敌人嚣张的日子里，坚守党的秘密，保存了自己，并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心里充满必胜的信心，
就是依靠这样的同志，区委对党员进行了全面的考查，顺利地完成了组织整顿工作，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区委最后决定。对于自首叛变的一律清除出党，对于表现好，政治上坚定的同志一律恢复组织关系。这样不仅把原来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而且在原来还是个别党员的村庄，如唐庄、薛家峪、石炕子。马庄、王坪、锁北岭、苗庄、刘家庄等村，建立了支部。工农青妇群众组织也很快建立健全起来。曾一度遭受敌人残酷洗劫的东里区，到这时重新获得了解放。
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接着发动群众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至一九四五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上级部署大参军，要求一个区扩一个连，一个县搞一个团，区委书记带头参军。在东里，这项工作一布置，党员、青年纷纷报名，不几天就完成了任务。当时我也报了名，地委没有批准。耿涛和翟象坤当时都任区委书记，他们被批准了。这两个同志随队伍开往东北的时候，途经南麻，我还给他们送了行。
（六）
最后再谈一下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评为模范通迅员的情况。
我原来上学不多，仅高小一年肄业，现在来说，算不上什么文化水平。可是我在学生时代就很喜欢作文。参加革命后，我看到我们的报纸上经常登一些简短生动的通讯，有的内容同我所见所闻差不多，于是便引起了我的写稿欲。当时我们有《鲁中大众》、《大众日报》两种报纸，我就经常把工作中所看到的一些新鲜事物写成文字，投给报社。时间长了，报社就叫我当通讯员．《鲁中大众》社还派了一个名叫牛玉华的记者对我进行帮助指导，使我学到了不少通讯知识．当时条件很差，我的许多通讯，都是蹲在山沟里写的。那时我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成立通讯小组，利用报道宣传党的政策，表扬模范人物。我在艾山、岸堤、东里等区任区委书记时，都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五年十月，我调到城郊区任书记，还是坚持写稿。那时该区有个妇联主任叫毛林，她也 经常写稿，可是写了很多一篇也没登过。她问我有什么经验，我说：“就是登不登，向里拥”。这话现在听起来好象说笑话，但这也不是凭空来的。因为我那时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不断地写，写了就投，投上大都能登，于是就使我有了这样一条“经验”。
因为我写得多，一下子出了名。《鲁中大众》和《大众日报》评我为模范通讯员。《大众日报》还另外给我加上一个名堂一一特约通讯员，对我多次进行奖励，奖品都是学习本子和钢笔。那时也有少量稿费，我的稿费大都和同志们一起改善了生活，解了馋。
一九四四年二地委宣传部义对我进行表扬，把我的事迹写了一个小册子，发到各区委。地委还作出决定，在全区开展“学习翟作标运动”。在这个决定中，肯定了我的成绩，要求县区两级党委加强领导，建立健全通讯站（或组）。领导的表扬和鼓励，使我进一步提高了对于通讯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写稿更加自觉了。从一九四六年春，我由城郊区调县委先后任秘书、宣传部副部长，以至一九四八年调新太县委宣传部，无论到哪里，我总是热心于报道工作。直到来浙江，我也曾是《浙江日报》的模范通讯员。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
一九八O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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