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沂水西南乡姚店子一带，抗战前属沂水县第六区。这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我所知不多。至于谈我自己的经历，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那时没有做多少工作。不管怎样，就我所见所闻随便谈吧。
（一）
先谈谈我的入党过程。我是姚店子公社坡子大队人，父亲是所谓大清光绪年间的秀才，为人正直而一生贫困。民国以后，他为生活所驱，跑到沂水城取了三百块行利钱开了个格局很小的中西药铺。一九一八年，沂城最大的封建官僚地主刘南宅的刘琢堂挂“德行匾”，许多地主、绅士、商人等社会名流纷纷送帐子祝贺，颇尽了阿谀奉承之能事。目睹这场闹剧，当时城里有几个心怀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针对刘家老祖叛明降清一事，也送了一副对子。“明朝吏部清国督府六七世箕裘永新乃曾乃祖乃子孙绵绵庆瓜瓞，非德何以保此，革军起义满帅殉节三千里关山遥越而晋而豫而齐鲁惶惶戒车驾其行大可观焉”。这事我父亲也参与了。不料这对子的讽刺之意被一个姓刘的举人看破了，刘琢堂才恍然大悟，于是将罪名全加给父亲，逼得他下了东北。父亲又气又恼，不久在东北病故。
在我父亲去世前后，我也两次去东北谋生，饱尝了吃人社会的苦难。我最后一次从东北回家，别无生活出路，在本村教学，收入甚微，免强度日。不料三年后县政府教育局长王澍生说我不是后期师范毕业，无资格教书，令我停办。我当然不服，就和王澍生打官司，一直打到省教育厅。最后虽然我赢了，而学校终于没能办下去。这些坎坷的遭迂，使我加深了对旧社会的憎恶，深深感到这样的社会非改革不可了。但是，我一时还找不到可行的道路，不得不暂留济南寻求生计，在一家旅店里，不期遇到一个姓牛的人。他告诉我，当时济南《新亚报》主笔李竹如是他在平原师范读书时的校长，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我于是以笔名“剑锋”写了一篇文章《罪恶的深渊》投给该报，内容主要是揭露韩复榘无视人民死活大修青沂公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久居然见报。李竹如可能见文如见其人，对我有了印象，竟通过姓牛的人转达，邀我一见。我贸然地去了，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彼此初见，当然谈话不可能太多，至于谈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唯有他给我的印象，现在想起来还很清楚，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次后我们每次见面，总是对时政发表一些各自的看法。久之，越谈越投契。经过他的启导，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并直接向他表明了我的心愿。不久，他就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我到小清河下游老僧口小学以代课教员的名义去设法把藏在那里的一部分进步书籍取回济南。这书是不久前还在该校任教员的地下党员于××（名字失记）的。于因暴露身份，转移时把它藏到一个枯井里。我遵照李竹如同志的指示，到了老僧口。那时这地方很“霸”，一般外来人不易立足，而我在这里和同事们处得还不错。该校有个工友李××（名字失记），莱芜人，和我特别要好，他对于××非常同情。我估计他可能是地下党员，至少也是我党的同情分子。我就直接请他帮忙，在一个夜间把书全部找到了。
我在老僧口呆了三年，又调到章邱县黄桑院高小学校任教。在这里，可能我的教学成绩被校方认为不错，居然得到该县县长的赏识，要调我到河北摇招店当教员。我回济南征求李竹如同志的意见，他说可以去，那里是空白点，可借此做一点工作；并嘱咐我，到摇招店以后不要再用书面同他联系，有事可到济南面告。我到摇招店不久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济南已惶惶不可终日，我只得携眷五日返回沂水老家．李竹如同志到延安去了。这时我才明白他要我有事而告的原因。其后李回山东，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我们又在沂蒙山区见了面。一九四二年日军“扫荡”，他在沂北对幽峪山突围战中牺牲。
关于我的党籍，在我同李竹如同志联系时我就自以为是党员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参与了党的工作。我从摇招店回家以后，参加了地方抗日活动，曾把这段情况对当时六区区委书记张希成同志讲了。张希成同志要我重新入党。我又写了申请，由张希成和夏爱三同志介绍，于一九三八年初（春节夜）重新举行了入党仪式。
这里特别提一下张希成同志。他是沂水金桥庄人，战前入党，抗战胜利后调东北。“文化革命”前在一个地区任专员，现已病故。我听朱寿年说，一九三三年之前，当时沂水地下县委书记谢梅村曾活动到岸堤一带。扈山店和金桥庄是他的两个活动点。这地方的老党员有刘翔鸥、武家庄刘中甫，姚店子村黄士先，再就是张希成。黄土先同志曾任鲁中沂河独立营第三连指导员，一九四O年春牺牲。黄士先在三三年曾到大刀会里做过争取工作。那时我问他，他说打不进去。说他们志向太大，要当皇帝，不仅要取东至莒县，西至南墙峪，南至汤头，北至关顶这块地盘，还要打到济南府，赶走韩复榘，控制整个山东。
（二）
我回到老家，先在司马店子教了半年书。之后，又被当时还披着抗日外衣的旧政府分配到沂水十区乡农学校负责军事训练。当时朱遂初在该校任校长，全校八十多人，学员自带枪支。枪支不够，朱遂初同志又向刘家店子地主借了八支。该校名义上属旧政府，但由于是在朱遂初同志的直接掌握之下，即成为一股真正的抗日力量。拆桥破路，阻挡日军前进，大家都很能干。可是旧政府不给给养，吃饭困难。后来，我们把人拉到我村，住在小学里，向旧政府交涉吃饭问题，旧政府不管，只好解散了。解散时我留下四支枪，准备再干。旧政府十区区长刘林庄到我家起枪，正巧我不在家，我二弟交给了他。事后，我把二弟批评了一顿。这时，刘家店子、埠前庄、苗家庄、张家庄子等村地主组织了保抢团，住在黄家庄围子里。我见地主们拉起来了，于是组织了“十人团”。我一发动，黄高田等四人先自报奋勇（黄解放后在牡丹江地区工作，现已病故），接着由这四人为骨干进一步发动，第一次开会就到了一百多人，第二次到了三百多人。虽然没有武器，但凭人多势众，就把保枪团吓得纷纷逃散了。
地主们到旧县府告状，诬我作乱。当时旧政府住明生村，县长发出告示，捉拿“穷党领袖黄如冈”。那告示一直贴到姚店子村南一块碑上。我知道那不过是虚张声势，不予理睬。黄士先同志却为我担心。他说，他们是“官”字号的，被他们逮去也不好办，还是回避一下为好。我于是到城里找邵德孚同志和江海涛同志（江这时尚任旧县府民政科长），他们决定让我到岸堤干校学习。当天晚上，又变了，邵德孚同志又派我去姚店子乡任副乡长，协助乡长田福武工作（公家瞳人）。邵说，姚店子一带地主比较多、情况复杂，田福武年轻，压不了阵，你去很好。
我到姚店子乡，是一九三八年春天。这是国民党六十九军一个师驻埠前庄，一个炮兵团团部驻刘家店子，其部队驻姚家店子。他们经常四出滥要给养。旧县政府下了一道命令，无乡政府条子谁要也不给。但那些国民党军队根本不理，仍然要粮、要柴、要床、要锅。而刘家店子地主刘楣荪却为虎作伥，助纣为疟。我到县政府报告，县里说：凡是无乡政府条子而收的东西一律退回。我有旨在手，就首先调集群众把一大垛柴挑了回去，几十人挑了两天。不久该部开走，剩下米面绿豆约一千斤，县政府指示存在我乡。刘楣荪却派了几个打手到乡里闹，说乡公所真是厉害，竟敢把公家东西扣下。我对他没有理睬。
刘楣荪又生一计，鼓动重新选举乡长。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势力大，满能把我选掉。选举时刘楣荪耍尽花招，指使其侄刘彦标背后操纵。选举会上，刘彦标登台唱票，他每见我的选票就向嘴里塞，可是他的嘴再大都也塞不了许多，结果我以九十八票绝对优势获胜，由副乡长变成了正乡长。可是他们仍不甘心，便公开分裂，于是姚店子乡就出现了两个乡公所。一在街西头，由刘楣荪操纵，专为国民党办事；一在街东头，我任乡长。可是八路军需要给养的时候，也并不回避他们的“乡公所”大门，有时还要特别去麻烦一下。他们既然打着“乡公所”的招牌，不办也不行，搞得他们实在没有办法。
（三）
上面谈过，还在六十九军师部驻埠前庄的时候，其炮兵团驻刘家店子，士兵经常向老百姓滥要东西。刘楣荪为了减少麻烦，便以邻为壑，通过其上司把该团调到坡子。那些国民党军队到坡子以后，依然如故，不管谁家的鸡逮着就杀，老百姓非常气忿。我到团部去反映情况，该团副团长关松涛对我引起了注意，当天晚上就到坡子小学去找我，同我谈论马列主义。由于他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军官，他无论谈什么我都没有表态，只是应筹一下。事后，我猜测此人可能是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不久，他调沂水城里，临走时我把他送到扈山店以北。
这年秋天，我和周洪恩等十二人在龙家圈开保卫工作会议，被六十九军骑兵团抓捕，押到城里，正好遇到关松涛，他对押解我们的人说，这些人都是替我办事的，自己人，不要误会，交给我吧。押解人当即把我们交给了他，接着他把我们领到饭馆招待一番。当时沂水县委书记刘建中住在城里，我们找他报告了此事经过，同时我也将关松涛在坡子小学和我谈话的情况对刘建中同志讲了。刘建中同志一听，当场要我去请关和他见面。关松涛接到邀请非常高兴，立刻卸了武装，去见刘建中同志。他们谈了好长时问，但不知谈的什么。可是我知道关松涛从此和沂水县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他，也不知他的下落。直到一九六五年一天，一个老头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就问我：“你认识不认识关涛松?”我说不认识。他接着说：“他曾在你村住过，还是你介绍入党的。”我说没有此事。他说：“刘建中同志这样说的。”他越说越真切，使我一下子记了起来。我说：“有个关松涛，二十七年前认识的”。这时那老头非常激动，说“我就是关松涛，我找你三年没有找到，多亏马馥塘同志知道你的地址，我们终于有幸见面。”在谈了些阔别之话以后，他接着叙述了有关他的党籍问题。他说，一九六二年审干时由于没有找到我而老是解决不了，现在找到了，问题就好解决了。他回去之后，又通过组织要我出了证明。那时他在河北省工作，不知十年内乱期间情况如何。这里说一下我和马馥塘同志的关系。马馥塘同志早年曾在济南一中读书，曾和王尽美同志一起组织过共产主义小组。其后他大部分时间在济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李竹如同志早有交往，他可能是从李竹如同志那里知道我的。抗战开始他随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在王庄，任后勤部长。他和我取得联系后，让我给买粮食。有一次一下子给了我二百万元，给了朱亦楷一百万元，我们都如数地给他完成了任务。现在我们还经常通信。
（四）
关于沂水县政委员会问题。沂水县县政委员会是一九三九年初建立的。其成员有：邵德孚、江海涛、刘民生、孔庆铭、袁印秋、黄如冈等九人（其他三人的名字失记）。县政会建立不久，邵德孚、孔庆铭、黄如冈等三人到东里店一带河南村学习。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负责人朱瑞、冯平、马馥堂等同志也驻在这里。朱瑞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课，讲得非常生动。主要讲国际国内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向何处去。在学习中，以邵德孚同志为主做国民党沂水县长孔庆铭的工作，教育他与人民同心同德、团结抗日。当时孔庆铭的态度还好，赞成抗日和民主。
学习三个月就到了麦季。日军“扫荡”到东里，我和邵德孚等同志先转移到八大庄，又南去。邵德孚同志比较胖，眼又近视，跑路困难，途中有时我们用绳子拉着他，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大约走了十天，才到岸堤。
我们离开东里时，孔庆铭跑到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那里去了。他找到他的主子，马上暴露反共面目，纠集一部分土匪武装和地方杂牌军队，名日“混成旅”，向沂水西南山区进攻，妄图和人民抗日武装较量．这时日军“扫荡”还没有结束。孔庆铭这支混成旅很快被日军消灭了。因为这时日本人的矛头还是指向国民党，目的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其从速走投降路线，
孔庆铭混成旅覆灭之时，我们还在岸堤。上级派周洪恩和我一行四人到依汶去收拾孔庆铭溃败时扔下的枪支。
（五）
最后介绍一下我老伴张正收养小八路夏希贤的情况。张正，原籍是沂水县院东头公社单家庄大队。一九三八年，她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担任地下交通员，掩护伤病员，并把我们唯一的儿子黄超送到抗日前线。黄超在党的教育下很快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一九四五年派往刚刚解放的景芝镇开辟工作，突然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
我们牺牲了这个儿子，却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夏希贤。那是一九三九年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残酷“扫荡”。有一天，我在扈山店东头桥下发现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小孩，饿得奄奄一息，我把他抱回家去，经过治疗很快苏醒过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个小八路，名叫夏希贤，才十五岁，原在八路军野战部队当战士，因为年龄小，调到区小队当通讯员．那年夏天，区小队遭日军袭击，他和部队失掉联系，流落到扈山店．
希贤在我家住了三年，张正对他完全当亲儿子看待。这孩子也很懂事，那时日伪军经常到各村搜查八路，抢东西，烧房子，他恐怕连累我家，又急着去找部队，几次要走。我老伴对他说； “孩子，打听不到部队的确实地点，哪里也别去，这就是你的家，有我们就有你”。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一部分鬼子、汉奸闯进我村，沿家搜查抢东西，我老伴赶忙让希贤抱起我那刚满一岁的女儿泽英去南屋烧火做饭，她去应付闯进门来的日伪军。那些东西一进门就气势凶凶地用枪逼着张正要八路军，张正说：“老总，俺妇道人家那知道什么八路。”忽然一个伪军窜到希贤面前，说：“你是八路军!”张正急忙插话说：“这是俺大儿子，抱着的是他妹妹，不信你们去问保长！”那伪军不由分说，举枪向孩子的头砸去。张正赶忙紧紧拖住了那个伪军的胳臂，说： “行行好吧，老总，别吓唬着俺这两个孩子了。"日伪兵，从张正的话中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又见确是两个小孩子，就不再追问了。
三年后，希贤长成青年，参加了沂南县青年营当战士。不久该营在岸堤一带西水塘崮被日军包围，战斗很惨，我认为他牺牲了。直到一九四七年莱芜战役以后，他突然到沂南县府（我在这里工作）找我，这时我才知道他从水塘崮突围，只身跑到章邱，碰到廖容标部队又当了兵，并很快升为连长。我老伴高兴得忙去包水饺，他因为急需行军，只吃了几个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全国解放以后，希贤参加了抗美援朝，晋为大校。现已转业，在江西九江地区物资局任局长。经组织批准，我们正式发生父子关系。
这段事迹，一九五七年七月号《解放军画报》曾经登过三幅照片一幅图画和一篇希贤的自述《我的妈妈>。那三幅照片现在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一九五七年“八一”建军节，希贤所在部队请张正去作了革命传统报告，并将她的事迹整理成回忆录在同年出版的《红旗飘飘》一书中发表了。一九七四年济南部队作者王佳安同志多次找张正采访，在他写的长篇小说《沂蒙山区女交通》中就有张正的事迹。一九七七年二月，张正病故，根据她临终时“出生在沂蒙，战斗在沂蒙，百岁后回沂蒙”的遗嘱，她的骨灰在沂水老家安葬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一九八O年七月七日
原题目《抗战前后沂水县姚店子一带党组织活动情况片断回忆黄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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