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深入发动群众，提高全民的抗日积极性，咬紧牙关，渡过难关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实行减租减息便是深入发动群众的一项重大措施。鲁中区党委把“双减”的试点村选在了沂水县的埠前庄村。今天回想回来，区党委把试点村选在我们埠前庄村是经过周密调查研究的。首先，这村地主剥削的份量重。那时，租种地主的地，劳力少的户租四十五亩，这叫“单张子锄”；劳力多的户租八十亩或再多些，这叫“双张子锄”。地主剥削的手段很多，虽说是收成按五五分成，地主，佃户各得一半，实际佃户得不到一半。租种四十五亩地，要吃八斗糁子的份子粮，租种八十亩地要吃一石二斗糁子的份子粮，份子粮春天吃，到秋天一斗还二斗，为了笼络佃户，再从这二斗中拿出一斗由地主、佃户对半分。佃户过年吃顿水饺要向地主借麦子，这叫吃“年粮食”，“双张锄”可借一百斤，“年粮食”也是借一还二。另外，种子也是由佃户负担，双张锄种四十亩小麦要用五百斤麦种，这也要向地主借，收下小麦后如数还给地主。这样总算起来，佃户收一石粮约交地主八斗。
除了剥削重外，这村地主户数多，势力大，统治也严。那时，这村有“自省斋”、“师古斋”、“师竹斋”、“馨德堂”、“宝书堂”、“中合堂”等二十余户地主和一户富农，他们占有金村二千二百亩土地的百分之九十，即二千余亩。全村七百口人中二百口给地主种地、看山、种菜园、放牲口，生活来源靠出卖劳力，如稍有不慎对地主所有得罪，地主便以退佃相威胁，而且地主串通一气，这家退了那家也不收。我家也是佃户，我不记得佃户中有抗租的行动，大都是年复一年地租种土地，受地主剥削。
鲁中区党委把“双减”试点选在这个村的用意很明白，攻破这个堡垒，取得斗争经验，教育一大片，带起一大片．区党委派到这村的工作人员一位叫李素，一位姓徐，名字失记。县委也派了人来。区委直接住到埠前庄村，区农救会主任刘一峰参加了试点工作组。
工作组农历三月上旬进的村，住了一个月进展并不大。晚上工作组找佃户开个会，回去后地主又找佃户训话。有个地主叫刘立生，对佃户说：“别看共产党眼下怪盛腾，我看长不了，共产党势力再大还能大过蒋介石l不小心叫共产党弄去当了炮灰！”所以，开始发动减租减息都没有敢动的。工作组见我在佃户中有些威信，也敢说话，就派刘一峰与我谈话，叫我出来干，我说：“一家人靠我挣着吃，再出来办公还行?”他多次找我做工作，有时我只得躲着他。
到后来，鲁中区党委驻到我们村，区党委负责同志高克亭找我谈话，他明白透彻地讲了“双减”，特别是减租的意义和党的政策．刘一峰又找到我，肯切地对我说：“你是老佃户，大家看着你，这个村能不能搞起双减就靠你了!”党组织对佃户的一片诚心，就是铁人石头人也会被感化。我答应出来干。刘一峰介绍我入了党，经过我提名，又发展了刘德荣、杨茂田，刘成林、王家全、袁树响、张志成等几位党员，连同村里原有的两名党员成立起党支部，区委的组织、宣传委员参加了我们支部的成立会，会上选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各级党委的支持帮助下，由支部和党员分工做工作，很快建立健全起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农救会长是杨成林，我担任副会长，村团长是刘德荣，民兵队长是张之农。在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又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村政权，王风起担任庄长，地主出身的刘科然担任副庄长。
有了组织就有了力量。工作组训练我们党员，区党委负责人也找党员座谈，给我们讲村里地主的发家史，讲地主剥削人的手腕，提出“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叫大家讨论。工作组调查的材料很详细，很有说服力，经他们一讲，我们从道理上明白了许多。党员们认识提高、丢掉了大部分顾虑后，又分头做群众组织工作。在讨论“谁养活谁”这个问题时，开始有不少人认为地主的地穷人种，交租剩下的是佃户吃，不是地主养活穷人吗？党员们向大家讲，地是穷人开的，是穷人种的，粮食是穷人的汗水换来的，地主不劳而获生享其成，怎么是地主养活穷人呢？佃户不是不想减租，是有些顾虑，看到共产党一心为穷人着想，双减工作非搞不可，心里也就踏实了，道理也就接受得快了。
快割麦子时，工作组正式发动佃户减租。除了做佃户的工作外，工作组和农会还出面做地主的工作，讲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讲他们减与不减的利害，欢迎他们以抗战大业为重主动减租，在会上没有一个地主公开表示不减，这更增加了佃户的斗争信心。
这次搞的是“五一”减租，即把交地主的租子减去五分之一，由原来的地主、佃户五五分成改为四六分成。麦子收到场，农会主持减租，党员把减的租带头扛回家，其他佃户也就高高兴兴地把减的租子运同家倒入自己的囤里。当然也有个别人有顾虑，减的租子拿回家后，夜里再偷偷送给地主。
减息的试点工作声势不大，因为借贷都是保密的，面也极少。
鲁中区党委在试点之后，于沂南县安乐庄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布置减租减息，使双减工作在全区逐步展开。
这次减租试点工作锻炼了埠前庄的党员、干部、群众，到一九四三年实行“二五”减租时就势如破竹，非常顺当了。减租减息后，埠前庄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战热情第一次迸发出来，上级每次分给这个村的做军鞋任务都超额完成，而且全部是一等。鲁中区党委、沂蒙地委和一些部队都曾较长时间住在这里，部队、机关一到，群众踊跃拿出自己的粮食，碾米磨面叫干部、战士吃好。
事实证明，党中央和山东分局决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坚决实行“双减”是非常正确的。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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