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三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俺村和王庄一个支部，支部成员五人，店子村宋士善任支部书记。到一九四一年，区委认为两个村在一起不方便，就指示我们各自建立支部。分开后我在本村任组织委员。共三十八个党员。我村座落在南北两山之间，山沟很多。我家就住在南山腰的一个小坪上，从山下根本看不到，地势很好，非常僻静。每逢敌人“扫荡”时，有些干部就转移到我村隐蔽。那时，我们的情报很灵通，鬼子要“扫荡”，事先都能知道，提前做准备。我家就备下好几扎长头发，专门给女同志化装用的。
一九四二年春，王富元在这里任区委书记。他对我说，您那里地势很好，咱的一个医院在刘家峪，要搬到你村，您可以挖几个洞子掩护伤病员。王富元同志一说，我们就干起来了。开始人不多，只有我们五个人干。白天挖怕人知道，都是晚上行动。这事不知怎么被代纪传发现了，他想参加，但不敢直说。有一天，他在街上碰着我，说：“您大哥，你千什么？”我说备战。他说：“我去行吧？”我看他说话很恳切，又想他不是什么外人，就同意了．我们很快挖成了一个，领导来看了看，说很好，叫我们继续挖。后来发展到十五六人，一气挖了十七八个。这些洞子，都在草木丛生的偏僻山沟里，除了参加挖的，别没人知道，洞口开在石堑上，垒上石头，很不容易发现，里边很宽绰，还筑上一个小土炕，最大的能睡七八个人。转移到这里的同志，由我们七个党员同志分工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特别是敌人“扫荡”，情况紧张的时候，都要绝对保证同志们的安全，谁出了问题，谁负责。那时，我老伴也出了不少力，她天天早起推磨摊煎饼做菜，由我天亮前给同志们送了去。那时别没有什么菜，我每年收一些豆子，就做豆腐给同志们吃，差不多两天一包。最多的时候，在我家吃饭的有十七八人。
这一年春，一次就转移到我村四十七个伤病员，由我们三十八个党员分工掩护。那时区里的王炎、王珙、李现玉、刘×贵等同志也经常来，我们比亲姊妹还亲。
这年秋，王富元同志找我商量，他说林柏（王涛的爱人）同志有病，要到这里休养。我说这是组织信用，我一定尽力。过了几天，就用担架把林柏同志抬来了，连她的党员介绍信也带来了，是王涛，邵德孚骑着马和王富元一起来送的。王涛对我说，把老林交给你了，请你一切关照。我说，这是在自己家里，不要客气。王涛和邵德孚还带着酒，我们一起喝了一壶．他们待了两天就回去了。
他们走后，我把林柏安排在三间很僻静的堂屋里，离我家不远。我们山里不缺草，我给她搭了一个很厚的铺。林柏同志病的很厉害，不能起床，吐痰很多，一晚上吐一地，一明天我就去打扫。她的病需要保养、治疗，我老伴就经常做豆腐脑给她喝。我也经常到岸堤马牧池去给她拿药。有一天，我去她屋里，她对我说，李大哥，铺上硌人了。听她这么一说，我知道她想叫我把铺扫扫，但又怕我嫌脏，不好直说．我说，好，扫扫吧。从此，我隔几天就给她扫扫铺。过了一些日子，邵德孚同志又来了，他见我忙不过来，要我找个老妈妈专门照顾老林。我找了阚成才的母亲，论庄亲我叫她三大娘．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到了摩天岭，和我村只有一山之隔，情况很紧急。我和谢荣胜、李富泉先把林柏抬到洞子里；又把三大娘背了去，嘱咐了一下，我说：三大娘，不是我来，谁来叫也别答应。我把洞口垒好，又用扫帚把脚印扫掉。回头又把王炎同志送到洞子里。我从山上下来，顶头碰上卞坤同志，我们一起走到掩藏他的洞口，洞口离地半人多高，老卞一跳没有跳上去，他急了，我也急了，就趁他一跳，我两手一掀，只昕扑通一声，老卞跌了进去．究竟跌成什么样子，我来不及看了，就连忙把洞口垒好．当天鬼子过去之后，我先去看了看老卞，我在洞子外面小声喊，里面没答腔，我认为坏了，摔死了，就去拆洞口，这时老卞才在里边说话，问；是谁？我一听他还能说话，才放了心。
老卞同志是我们八路军修配组的负责人，带着十五六人，专门造手榴弹、拉雷．这年日寇“扫荡”之前，他们从杏峪转移到我村，住了一年多．他们临走时，把十八挑子手榴弹、拉雷交给我们保管。我们挖了三个洞子，洞口都在坝堑半腰里，保存了大半年，才运走了。林柏同志在我村住了一年多，把病治好以后，回到工作岗位。
那时，不光一些革命干部来我们这里，还有一些革命同志的家属也上这里安排。还在林柏同志来以前，即这年古历四月天，王炎同志来和我商量，要把十一团团长陈宏的一个叫鲁生的小月孩送给我老婆奶着。俺当时也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小妮，怕顾不过来，我不敢答应。王炎同志说那个小孩的妈（王文淑）没有奶，你就叫大嫂奶着吧。同志们的委托，不好推辞，我同意了。王炎把那孩子抱了来，晚上俺老婆一边一个搂着。到了夏天，两个孩子贴在身上，她起了一身热疖子。到九月天，俺那小妮因为缺奶，老是有病，三个月就死了。鲁生这孩子我一直养到四岁，叫爷叫娘，就象我们自己亲生的一样．王文淑同志的娘家是柴山，他母亲要把鲁生接去，我一听孩子要走，一夜没有合眼。鲁生走的那天早晨，她又哭又喊： “俺叫人家抱走了，您不管了，俺家走……”引得我们全家都哭了。那早晨我全家四口人难过得谁也没吃饭。到一九四七年，我在高庄和陈宏见了一面，以后再也没有见信。
一九四四年，后勤部送来六匹骡驹子叫我们保存。说实在的，这比掩护什么都困难。它不通人性气，到处乱跑、叫唤，我们三个同志分了工，每人管两匹，把它喂饱了，牵到山上树行子里，绑在树上。这六头牲口一点问题也没出，后来全部交回后勤部。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