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西墙峪和南墙峪还是一个行政村。上级派刘梅、关门宣（据说是干部学校的校长）同志来我村建党和群众组织。他们常对群众游，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土地要从地主那里还到穷人手里。开始我们不信，以后他们又反复宣传共产党怎么领导群众打日本鬼子，让群众过好日子，很多人就靠近他们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介绍张道经、张恒秋加入了共产党。建立党组织后，刘、关又帮助我们成立了村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和自卫团等群众组织。自卫团长是张恒凤。自卫团成立后，由关门宣和张恒凤领着到现在属沂南县的老谢庵起了张里元部埋下的十来支枪，武装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岩峪乡民主政府建立，同时建立了乡分队。我参加了乡分队，并从西墙峪带去十来个人和五六支枪。在乡分队时，由乡分队指导员胡家礼介绍我入党。因为我当时家庭生活困难，在一九四零年日本鬼子“扫荡”前我从乡分队回家当了庄长。
一九四零年鬼子秋季“扫荡”前，上级号召空舍清野，并把很多公粮运到我们村，叫我们保存．村干部把粮食分到户，由户里刨地窖藏起来．地窖挖好，把囤下到窖里，上面盖上草，再用土埋起来。村里到处贴着标语： “不要扒粮食，小心地雷l"说有地雷，这是真话。上级发了地雷、手榴弹，我们自己也打了些石雷，，埋在了敌人容易注意的地方。我们存的二三万斤公粮，没受什么损失。
敌人“扫荡”开始，村里的游击小组到山头上和鬼子、汉奸打游击．有一天，咱们的一批工作人员从南边过来了，经过西墙峪往北走，到南墙峪村南遇上了鬼子。我们游击小组正在村东的山头上监视敌人，看得很清楚。我眼看着咱们的一个同志被敌人打中。战斗过后，我从山上下来看那位同志。当我靠近他时，他说：“敌人当是我已经死了，我还没死，你想法把我弄回去。”我把他背到了我家，我妈烧了点盐水给他喝了后，我把他背到一个天然洞子里。他的伤很重，子弹从后边腰间打进去，从肚子上出来，我妈用败毒草、艾蒿给他薰了伤口，用秋千牛粪烧成灰给他敷在伤口上，包好。他浑身是血，想给他换身衣裳，当时我家很穷，没有一件多余的衣服。正在为难的时候，我村的妇救会长张梁氏（不知她的名字）给了床半褥子，给伤员披着。以后知道这个伤员名叫吴士金，是现在沂南树仁里（水牛里）村人。他在我家养了十五天，伤好后，我把他送回家。有一年，他曾带着礼物来看我。
也是在这一年，鲁中军区的一部分同志向蒙山转移，指导员高自然和连长王太元领着一个侦察排先走，在现在的沂南黄草窑遭到鬼子合击，一部分同志牺牲，一部分被俘，一部分负伤。连长王太元的两个耳朵都受了伤。等鬼子撤走，王太元和一姓刘的、一姓耿的伤员，爬到了吴士桂的家里。这三个伤员在吴家待十来天后又转到我家，直到养好伤才走．
从一九四O年开始，连续三年的秋季大“扫荡”中，每年都有我党政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伤病员在我村隐蔽，。包括几户富农在内，每家也都有掩护伤病员的任务。我家在东山山腰里，与我家紧挨的是张道增家，我们两家一年就曾掩护过三四十人。记得在我家待过的有：
付玉珍（鲁中区联办主任马馥塘的爱人）。
王志远（胡奇才的爱人），一九四一年、四二年都在我那里。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在这里生的，生下后叫张恒奎家奶着。
牛玉清（王建安的爱人）也连续二年藏在我家，她的儿子王东保就在我家生人。
刘震（二军分区司令员王福祥的爱人），也在我家藏了二年。
胡敬（鲁中军区的）也是在这里生的小孩。
另外，谢亚峰、张政、朱可娟等都在我们那里隐蔽过。还有许多同志在我们那里住过，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又“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发生了旋崮顶战斗．战斗中，我村游击小组带着国民党五十七军一百一十一师起义的一部分人突围出去。在临分手时，他们说：在旋崮顶上有他们放弃的一门炮和四发炮弹，叫我们去弄下来。我与游击小组的杨发升、张道秀、张道树、代玉明等人上了旋崮顶，正碰到负伤的一百一十一师的王排长，我们把他背下来。在山坡上又碰到一女伤员，是我党派到一百一十一师的女指导员杨杰，代玉明也把她背到我们的医院。我们又把一门炮和炮弹扛下来，还得了四支枪。我们把炮和炮弹埋到梁子峪的地里，不久，上级派人来打听这门炮的下落，我们就把炮送到杨家崖咱们的部队里，四支枪也一起交上了。部队奖励了我们五十粒子弹、六十个手榴弹、一支枪。
我们村还有很多人为掩护我党我军的人员、物资，做出了很大贡献。如：
张道增。前面说了，他和我是近邻。有一年，一个姓耿的干部被敌人抓去，受了很厉害的刑罚。他好不容易偷着爬出来，让老民兵代文平发现背回来，送到我家。这个伤员的伤口一化脓，臭得屋里进不去人。道增的老婆用粟子皮、牛粪灰给他治伤，把唯一的一条棉单撕了做绷带，一直把这个人伺候好。王志远在他家生小孩后，碰上敌人来“扫荡”，他把她藏到挖好的山洞子里。她害怕，道增一家六口也进了洞子和王志远做伴。鬼子从旋崮顶上下来，当走到洞子跟前时，道增的孩子喊着要尿尿，道增老婆小声制止孩子： “别说话，外边有鬼子!”孩子不听，还要说话，道增的老婆急了，抓起块手巾把小孩的嘴堵住了，等鬼子离开，才把堵小孩嘴的手巾拿下来，把小孩憋得脸都发了紫，好一会才喘上口气来。
张梁氏，当时是我们村的妇救会长。她家里负责掩护王会明、王会清、窦桂兰三个女同志。为了对付鬼子的突然袭击，她把三个同志化装成农村闺女。有一次鬼子进了她家，她说： “别进屋，俺闺女害怕。”鬼子见是三个满脸灰的农村姑娘，就走了。她工作积极，也有办法，分到俺村做军鞋的任务，她带头做好，连自己的包头布都做了鞋面布。所以分到俺村的军鞋任务，说什么时候做好，就什么时候做好。
张效治，当时是我们村的农救会长。有一年，他家藏了五个伤员。平日，伤员都在洞子外晒晒太阳，活动活动。一天，鬼子突然来“扫荡”，听到消息，鬼子已快到南墙峪了。他一个一个往洞子里背，他老婆就背铺草。他夫妻俩把五个伤员安排好后，想再去背他年迈的父亲进洞子，忽然，野战医院一所的一个叫田桂英的护士被鬼子赶进了他家，田的鞋都跑掉了，要求在他家躲一躲。等把田藏好，鬼子进了他的院子，鬼子问张效治的父亲有没有八路，老汉说“哪有八路，都走了!”鬼子野性发作，当场用石头、磨棍把张效治的父亲砸得脑浆崩裂。
代文洲和他的父亲、弟弟的革命事迹也很突出。有一年，邵参议（德孚）从南沂蒙来，在代文洲家吃了饭，就把他骑的马子、穿的军装和带的文件交给代文洲收藏。代文洲和他的父亲、三弟代文明三个人牵着马子、带着东西到一个叫小龙岗的地方掩藏。东西藏完，鬼子从马牧池方向来了，把他三个人逮住了。鬼子向他们要枪、要东西，代文洲说没有，被鬼子翻译官打得死去活来，他也没吐一个字。最后鬼子将代文洲一石头砸死，又把他的儿子被绑在一棵小树上，恶狠狠地问他要东西，他也说没有，被鬼子用刺刀穿死。代文明一看哥哥、侄子都叫鬼子害了，白已也不会有活路，趁鬼子不防，拔腿就跑，刚跑出百十步，鬼予向他开枪，第一枪打着脚后跟，第二枪打中了腿，他爬到一个山洞子里藏起来，淌了很多血，敌人又找到他，用脚踢他，他装死，鬼子以为他真的死了，就走了。鬼子走后，才被救回来。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张在周讲述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村政委员，普通群众。一九三九年，野战医疗所搬来我村。为了掩护伤员，医疗所号召群众给挖涧子，挖一个洞子给15至20斤高粱。洞子是拆开地堰子往地里挖，挖好砌好，再把地堰子按原样垒好。不几天，洞子如数挖好了。到一九四O年，来了伤病号，每家分1-2个。他们的口粮由上级拨给，待一天开一天的给养。平日，伤病号在外边活动，鬼子一“扫荡”，大家就把他们安置到洞子里，给他们拿上尿罐子，晚上，拿开几块石头，给他们送水，送饭。连续三年都是这样藏伤病员，没叫一个同志受损失。
这里还存过枪枝、弹药、被服、军粮和我们发行的票子，都没有受一点损失。
一九四O年鬼子“扫荡”前，医疗所叫我们给藏一头供伤员喝奶用的奶牛。恒谦把藏这头奶牛的任务交给我。人和东西都好藏，这奶牛怎么藏？它又不老实又叫唤。最后，我把它藏到了一个石棚里。这一年敌人“扫荡”，我们村的十多头牛，叫敌人赶得还剩下一头，羊全部叫敌人赶去，唯独这头奶牛完好保护下来，医疗所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春天，村里没有牛耕地，医疗所的同志给我们拉犁种地。县里也给了我们一头牛，只作了三十元钱。
一九四O年除夕晚上，鲁中军区的一部分人被敌人赶到这边。大年五更，村里的群众都在吃水饺，部队来了，还能叫他们看着？我召集村干商量，大伙一齐请同志到家里吃饺子。我请了两个。四五十个人，都吃上了饺子。部队也没白吃俺的，到一九四一年，凡在俺村过年的，都按每人三斤麦子拨给了我们。
一九四O年十一月，敌人“扫荡”，山纵指挥部机关转移到西墙峪，一百二十六口人要在三十多户人家的一条山沟里吃住，是怪困难的。开始，我挨家给他们称东西吃，但这办法太慢。后来，我干脆对司令部管供给的同志说：“别称了，你们要吃地瓜干从囤里扒，要吃地瓜进窖子里拿，到各家吃吧。”他们住了一天另半晚上，都是在各家吃的。临走时，一个叫吴运生的同志说；“吃了饭没粮还，不公道。”我说：“以后再说，吃。”因此部队说我是“山纵庄长”。自这之后，我这“山纵庄长”的名就传开了。三年后，他们又回来了，住到野鸡旺。司令部捎了个信来叫我去结账。我找到部队，他们不但还了吃的粮食，还供给我村五千斤豆子，让我们渡荒，做豆种。过了五年，我们又把吃的豆子还给了国库。
（窦宪诺调查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