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桃花坪村，抗战开始时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偏僻的穷山村，抗战前属沂水县四区夏蔚乡，抗战期间改属夏蔚区下里庄乡。当时全村七十户人家，三百来口人．村子的四面都是山，在旧社会是一个极偏僻的穷山沟。村前沟南崖和现在的沂南县岸堤公社接壤，地处南北沂蒙交界处。群众都是纯洁的穷苦人，庄情比较好，没有反动道会门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抗战时期往来南北沂蒙的我党政军负责同志大都在我村落脚。山东分局、沂水县委、区委都把我村看成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中心点，非常关心我村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
（一）
我村建党工作是从一九四O年初开始的。当时下里庄张之伦（又名张绪九）在我村教学，他于抗战开始后在本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来我村教书，先发展了王德全，又发展了公方成、张道兴入党。接着建立了支部，张之伦任书记。一九三九年七月，董廷会到沂水县委举办的农会训练班受训，八月中旬结束回村后，训练班负责人黄曰城就把董廷会的情况介绍给张之伦，到一九四O年三月，经张介绍入党．以后组织逐步扩大，到抗战末期就有党员三十多名了。
为了加强我村党的建没，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一九四二年秋，山东分局派工作组到了我村，成员是安鼎明、刘曼思（据说是大学生）和《火众日报》记者于冠西．这三个同志到我村后，也象延安整风那样在我村党内开展整风学习。我们先学习了二十二个文件，每天晚上由刘曼思给我们讲课，然后进行座谈讨论，提高认识。这样学习了一段，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进行了组织整顿，选董廷会当了支部书记，
山东分局工作组在我村待到一九四三年春，就撤走了。接着，鲁中区党委又派刘树相同志来到我村。刘到我村后，就和夏蔚区区长戚庸吾一起在我村搞民主改革，对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建立民主村政。戚对群众讲：共产党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就是使广火群众对抗日工作都有参加意见的权利。他还讲了民主集中制和实行民主制的意义。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召开了村民大会投票选举董廷会当了庄长，林茂公当副庄长；还选了公安、财粮、武装等各部门负责人，这些人都是村政委员。民主村政建立后，又选举了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刘树相同志在我村住了一年多，对我们帮助很大。
（二）
前边说过，在旧社会我村本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沟。全村六百零二亩地，就被本村和外村地主、富农占去四百二十亩，而且都是好地；剩下的一百八十来亩山沟薄岭，才是穷苦群众的。每人平均六分多地，怎么能糊口，很多人只得给地主种地，逃荒要饭。一九四一年，我村开始叫地主给雇工增加工资。地主对抗，把雇工变为佃户。一九四二年秋，山东分局工作组到我村以后，看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就为我们打谱，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们讲：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就得搞好生产，多打粮食。并号召大家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全村掀起一个以开荒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支部书记董廷会带头，男女老少齐出动，干了一冬，一片片荒山变成粮田。董廷会、公方英、林清发、耿兆全成了全村公认的劳动模范。这年冬，区里召开劳模会，叫我村选个模范，大家就选了董廷会。在区劳模会上，董廷会又被选为出席县劳模会的代表。记得县劳模会是在院东头一带的田家峪开的，到会代表一百五六十人。会上奖励了董廷会一张犁、一把镢头、一张锄和一只四十多斤的小猪。散会的时候，县长李贯一亲自把董廷会送到村东头，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我们刚刚做出这一点成绩，就受到上级的表扬，全村群众都很高兴，生产劲头就更大了。到一九四三年民主村政建立以后，我村就开始了减租减息和找工算账运动。鲁中区党委派来的刘树相同志具体帮助党支部学习了“双减”的政策和做法。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作了动员。还召集地主富农开会，向他们讲明减租减息和找工算账的道理，教育他们从调动广大群众抗日积极性的大局出发，自觉接受我党减租减息和找工算账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全村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党员林茂公是富农，他首先带头减了租，算了账，并按照政策拿出了一部分土地。而另一户富农却很顽固，我们就发动群众同他进行了说理斗争，他看抗不过去，就老老实实地服从了。放债原来都是五分利，通过减息，连本都作废了。贫苦群众典给地主的地，不再付钱，废除典契，地还原主，这样从地主富民手里一共算出三百多亩好地，全部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群众，大家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我们又在刘树相同志的指导下，由董廷会带头组织起变工组，全村绝大多数群众都参加了。还集股办了纺织合作社，纺线织布供给部队，所得报酬，一部分扩大再生产，一部分按股分了“红，。群众有了地，有了钱，日子逐步好起来了，抗日的积极性更大了，生产劲头更足了．这一年全村种了很多地瓜、棉花，获得从来没有过的好收成。当时，耿兆全的棉花、林清法的地瓜、女党员公方英的生产干劲，在全村叫了响。因此，董廷会和公方英又一次出席了鲁中区党委在刘家店子召开的劳模大会。大会奖给董廷会一头驴，一把镢，一张锨，奖给公方英一把镢，一张锨和二十四元钱．
董廷会和公方英受到上级的奖励，这是全村的光荣。加上日子越过越好，所以大家的干劲越来越高，办法也越来越多了。到了第二年，董廷会和林茂瑞商量，要把变工组升升级，建立高级互助组，土地入股，集体劳动，按股分红。他俩又找王兴合、林茂修等同志商量，大家都很赞成，说不妨试试，于是高级互助组就成立了。这个组，由王兴合、林茂瑞、林茂修、王文贤、林茂青、林茂生、董廷会等七户组成，入股土地共三十六亩，林茂瑞当组长。为了解决肥料问题，互助组还凑了八十六只羊攒粪。到了秋天，高梁亩产达到六百余斤，全组共收棉花将近两千斤。这年冬天，我们又组织了二十把车子，去界湖运豆饼到坦埠集去卖，一趟就赚一头大黄牛。那时，鲁中贸易局长李星五常来我村，贸易局的公款就藏在我们村。为了支持我们发展生产，贸易局就批准借给我们一千八百元做本金开油坊。当年结算，一下子赚了四千八百多元，除还上借款，还余三千多元。由于我村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领导上给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多了。这年冬，鲁中区党委在新泰张窑村召开国是座谈会，特别邀请董廷会去参加，开了十八天。结束后鲁中区党委又召开劳模大会，董廷会和公方英再次出席了会议，奖了一头大黄牛。沂水县参加这次劳模会的一共五名代表，是秦海村同志带的队。
生产搞好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支援抗日也有了本钱，那时每年我们都要发动群众自觉捐献，一年搞三四次。记得一九四三年秋季，《大众日报》社的于冠西同志又来了。他对董廷会说： “廷会，咱们的部队穿衣有困难，怎么办？”董廷会说：“好办，我今年收了一百二十多斤棉花，先献上十斤。”董廷会一带头，全村就很快献了一百一十五斤。此事，还影响到邻村，黄连官庄也献了七十斤。于冠西同志马上写了一篇稿子登在报上： “劳动模范董廷会，白花花的棉花献了十斤”。
（三）
上面已经说到，我村座落在深山里，被好几座山包围着，很偏僻，这样的自然环境对于备战是非常有利的。因此那时我们的后方医院和一些领导同志常常住在这里。一九四一年秋，日寇“扫荡”前，我们的后方医院三所驻到我村。所长李贵东叫我们发动群众用一个晚上挖四十个山洞，掩护伤病员，每挖一个洞子给二百斤高梁作报酬。于是全村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有的妇女一个晚上就能挖一个，四十个洞子按时完成了。不久，敌人“扫荡”开始，二十多名伤员来到我村隐蔽，伤员藏在谁家挖的洞予里，就由谁家送饭送水，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二地委和行署的负责人王涛、牟宜之、江海涛等同志也转移到我村，江海涛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在这次“扫荡”最紧急的时候，我们安排了几个人在东山头上嘹望，发现敌情就通知全村群众立即转移。这次敌人“扫荡”时问很长，到了年三十还有一批鬼子到我村踢蹬了一通。但那二十多个伤员一个也没有受到损失。还有，辛梅安同志，他原是部队干部，一九四O年春孙祖战斗后，得了肺结核，转到沂水县当经建科长，一九四三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我村疗养，他在董廷会家住了一年，又在林茂春家住了一年半．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在报上登出来，他非常高兴，谁料就在这个喜庆胜利的时刻，他突然大吐血，不久病故了。
在我村住的时间最长的是山东有名的抗战老人、省参议长范铭枢。范老是一九四二年秋日寇“扫荡”前来到我村的。在他来之前，地委指示我们，要是有人来见范议长，事先没有地委的通知，谁也不要说他在这里；并要求全村男女老少绝对保密。为了范老的安全并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我们在村北树木葱密的盘龙崮山腰上建了两间草屋，让范老住在这里。他是和他四儿媳妇一起来的，范老住了一间，他儿媳妇住了一问。以后他的一个孙子媳妇也来了。对于范老的生活，除了有他儿媳妇照顾外，我村又找了一个可靠的青年王兴如专门给他买东西和做些杂活。范老来了不久，敌人大“扫荡”就开始了。为了范老的安全，我们又在他住处下边一道石堑上挖了一个洞子，叫他藏在里边，再把洞口垒起来。因为每天给他送茶送饭，在洞口前踏出一条路来，这样很不保险，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在洞子前边垒上一个羊圈，洞口就在羊圈里面。范老一看这个办法，非常赞赏，他对董廷会说。 “廷会，你真挺会想办法，晚上还有和我做伴的哩（指羊）。”范老在这个洞里藏了十八天，他从洞里出来，对我们很有风趣地说：“我下了蛰，又出蛰了!”
范老刚来我村时是七十六岁，身体很胖，看上去很壮实。我们经常上山去看望他，他就对我们说，别看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很猖狂，但它狂不了多时。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致抗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范老共四个儿子八个孙子，那时仅存孙子范行一人，其他都在抗日前线牺牲了。记得他的三儿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以后，忘记是谁给范老来了一封信，他的四儿媳妇恐怕惹得范老悲伤，不让他看，王兴如说不叫他看不行，后来就叫他看了。范老看过信以后，说：“革命就是这样，只有牺牲流血，才能换来胜利！他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国家。这是党对他培养的结果。”他还劝别人不要悲伤，要把仇恨倾注到国民党顽固派身上。
范老在我村期间，党每年都要给他庆寿。每逢庆寿，从省到县的很多负责同志都来祝贺，有不少人称呼他老师。一九四三年春，山东抗协负责人梁竹航来探望过范老；冯玉祥也曾给他转米一块有三斤重的镀铜牌子，上边铸着中国地图和“冯玉祥”三个字。据说冯玉祥住在泰山时，请范老给他讲解《左传》。一九四人年春，是范老的八十大寿，上级事先派人来作了筹备，要我村准备一处能够拴八百匹马子和放礼炮的地场。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形势变化了，前来庆寿的人比原计划少了，但还是比较隆重。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到四七年春，范老才从我村转移到黄河北。这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范老在乐陵县病故，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村群众无不落泪。董廷会和林茂春代表全村老少马上赶到乐陵，给范老拜墓。范老为人实在太好了，他有那么高的职位，却很平易近人。对群众非常好，即是一个小孩到他那里去玩，临走时他也送出一大段路。
（张茂萱、窦宪诺访问整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