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间，我所在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二团，由莱芜县东部地区奉命南下，到达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费东县，团部驻诸满附近的古城村。我们民运队的几个队员和文化教员由队长刘彤贵带领，换上便衣，到地方帮助工作。十月初，部队调到沂南北部参加反顽战役，刘彤贵和几个同志调回部队，只留下我和经继贤、于文冠等七、八个同志到十二联城(即现在的费县方城)东头一个大村子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组织抗日自卫队、青救团、妇救会，推行合理负担，实行减租减息。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使长期遭受封建压迫与剥削以及日寇蹂躏的人民群众，改善了生活，看到了希望，抗战情绪极为高涨。因此，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中旬，我军发动的反顽战役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正在准备进行第二阶段战役时，日寇开始了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我主力部队便放弃反顽战役，转向外线作战。上级通知我们，要继续留在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我们便深人群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坚定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帮助群众藏粮藏物，相机骚扰敌人。直到汉奸队到了方城，口寇在诸满安了据点，我们才离开山前平原，与费东行署、蒙山支队和诸满区政府一起，撤到了金顶山和五台山一带。从此，开始了艰苦的山地游击战。白天，我们在山区的村子里活动;夜间，分头到山下鬼子据点附近进行政治宣传，骚扰敌人，并搞一点吃食。当时，由于日寇的封锁，我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一两天吃不上饭是常事。有时一连七、八天吃不上盐，吃点咸菜，比吃肉还香。伤病员能吃上点煮豇豆，就算是很好的病号饭了。
一天夜里，一阵激烈的炮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由于没接到上级指示，无法贸然行动。拂晓，日寇从南面包抄过来，炮声和机枪声越来越近。直到这时，才接到向金顶山突围的通知，我们便和其他同志们一起，向山顶跑去。
在离山顶约五十米远的时候，天已朦朦亮了，借着晨曦，我们突然看到山顶上飘起了日本鬼子的太阳旗。“不好!山头已被日寇占领!”于是，我们转身便往下退。山顶上的敌人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集中火力向我们打来。有的同志在敌人的枪弹下受了伤，也有的牺牲了。一颗炮弹落在我的右边，炸起很多尘土，但却没有炸伤我。
退到山根后，同志们大都向东南方向突围了，而一一五师和省战工会机关却正向西北方向的大山口突围。一道难题摆在眼前:我是随部队呢，还是跟地方上的同志一道突围?由于一时没拿定主意，就在一块小荒地里来回走了一趟。这时，部队走远了，南边的日军已经越过瓮城子压了过来，追随大部队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向东南方向突围。我跑了一阵，回头一看，有两个鬼子正举枪向我瞄准。我就地一滚，趴在一个大石光崖下面，把手中的小包袱向上一举，“叭”的一枪，包袱被子弹打穿了。我趁机向东南方向蛇行而去。
越过一个山包，又爬上一个山头，忽然觉得脚下好象有泥巴。怪呀!焦干的地面哪来的泥呢?低头一看，才知两腿都负伤了，血流到脚下。再回头看看，敌人已没了踪影，枪声也稀疏了。这时，我身子就象散了架，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象一个瘪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硬撑着把包袱里的被单撕成条条，将两腿包扎起来。喘息了一会，就慢慢向山下爬去，爬到一条河沟边上，一阵头晕，就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我只觉得口渴得要命，但又不敢喝生水，就用手抄起一点水珠放在嘴里含着，直到含成唾液，才慢慢咽下去。天傍黑时，我爬到西红峪子村，当地群众发现后，架着我来到看山的老潘家门口。老潘拿来干粮和开水，等我吃完饭，天黑下来的时候，老潘便抱着一捆谷秸，把我领到村北的一个小山洞里安顿下来。从此，我便开始了艰难的洞中生活。
我住进山洞的第一天，“扫荡”的鬼子汉奸便来到了村里，挨家挨户搜查，盘问八路军伤号的下落，鬼子汉奸的吆喝声，虚张声势的枪声，一齐传进洞来。我心想，昨晚那么多人看见了我，说不定会有人泄密，便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是，敌人却始终没有到山洞来。
晚上，老潘来送饭时，告诉了我自天敌人威逼利诱。寻找我伤病员，群众却坚决不吐实情的情况。我听了后，心里不由得十分激动。
第一天深夜，我正睡觉，朦胧中仿佛有一股腥气直冲鼻孔，一个湿乎乎的东西触到了脑门。我睁眼一看，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只见头顶上悬着两团绿莹莹阴森森的光，“是狼!”我顾不上多想，猛地大喊一声:“咳呔!”那只狼受了这突如其来的惊吓，掉头就跑。后爪蹬起的沙土，“唰”地打了我一头一脸。
狼跑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便翻身坐起来。洞外，山风掀起的林涛，在峰峦间轰然回响，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显得更加深沉幽远，震人心魄。我只身一人，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的扁舟之中，思绪也象海水般翻腾起来。我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部队，想起了突围出去的战友……，就这样眼睁睁地坐到了天明。
第三天晚上，老潘先领着经继贤、于文冠两同志来到我住的山洞，接着又领我向另一个较大的山洞转移。临别，我紧紧地握着战友们的手，也紧紧地握住三天来为我治伤、送饭，为我担惊受怕，为我寻找战友的老潘的手，想说一句感谢的话，但却又哽咽着，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新搬进去的这个大山洞，座落在金顶山东南大黑石山的半腰上。洞口圆圆的，不大，进洞时得缩着肩膀才行。洞外草木丛生，挡住洞口，不到近前是不会发觉的。洞的顶部还有一个山洞，人过不去，却能使空气流通。
我到大山洞时，已有三位同志住在里边。一位是一旅一团政治处敌工股干事吴林香同志，他是突围时被鬼子打穿了左肺，藏到大石底下，天黑后爬到梨行村张福禄家，由张洪禄、朱世俊和两位姓邱的老乡用抬筐送到这个洞里来的。另一位姓方的同志，是吴林香的战友，没有负伤，在突围中和部队失散，暂时隐蔽到这里的。还有一位姓罗的女同志，二十来岁，是费东县诸满区的干部。原先剪着短发，反“扫荡”开始后梳起了假，她也没有负伤。从此，我们四人结成了一个新的集体，开始了漫长的洞中生活。通过交谈，我们知道四个人都是党员，便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因为几乎没有别的事情，于是天天过组织生活。有时讨论抗战形势，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有时凭着记忆，讨论党章，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回忆各自听到和看到的党的有关指示、文件和负责人的讲话。学习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没法交党费。
四个人住在一起，吃饭成了大问题，除老乡送一部分外，就靠经继贤、于文冠两同志为我们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俩冒着寒冷和生命危险，到小刘庄村长家中，请他帮助搞了几十斤红高粱，一时找不到口袋，他们就把身上两条单裤脱下一条，扎上裤脚当口袋用。这次，他俩不仅为我们背来了高粱，还带来了治伤的红药水。有了粮食，炊具到哪里找呢?老方到金顶山上的庙里去借，却发现老道士已被鬼子刺死在厨房里，便把他的碗筷，铁锅水罐一起拿了来。老方同志到山下圣良庄买了只老母鸡，让老潘的母亲煮好了，给我们两个伤员吃，而老方和老罗吃的却是老百姓送来的地瓜干和？子烙的煎饼。
山上的黄草可帮了我们的的大忙，收山时老乡把黄草割倒，一捆捆垛在山上。夜里我们就搬一些到洞里，睡觉时堆在身上当被子，烧饭时用它当柴禾。在洞内烧火，烟冒出来容易让敌人发觉，就把叶子去掉，只烧草秸，一次往里填五、六根草，就不会冒烟了。
有一天，我们住的山洞被“扫荡”的日寇发现了。罗同志赶忙坐在洞口装着补衣服，我们三人都做好了准备，吴干事把手枪推上了顶门火，老方搬起一块石头，我则把腰带解了下来，假如汉奸进洞，我就勒死他。这时，一伙汉奸已站在洞下，高声问道:"干什么的!”罗同志不慌不忙地回答:“俺是逃难的。”汉奸又问:“哪个村的?”罗同志回答:“俺是西红峪子的。”汉奸停顿了片刻，又说道:“赶快回去吧!皇军爱护老百姓!”罗同志随机应变地答道:“天黑下来俺孩子他爹就来接俺。”我们在洞内紧张地等了一阵，汉奸却没有进洞，他们又转到洞的上口，想从上面下来。山于洞口小，挤不进人来，下面又是个斜坡，看不到洞底。那个想下来的汉奸便又爬了上去，说了声:“洞里没什么。"就走开了。
当天晚上，我们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敌人未进洞搜查，是一时的疏忽，明天还可能再来，必须做好一切准备。考虑到罗同志很年轻，妇女容易掩藏，遂决定在天亮前由老方把她送到山下梨行村老乡家里掩护起来。罗同志在老乡家住了一段时间，谁知在日寇“扫荡”时被敌人发觉了。为了保持共产党人的高贵气节，她在敌人扑到面前时，拉响了身上唯一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捐躯。
十月底的一天，吴林香和方同志带着高粱米到山下与老百姓换前饼。刚下山，就被进山“扫荡”的鬼子冲散了。吴干事便把上衣脱下来包着手枪，夹在腋下，一路向南飞跑到方城。这天，正逢方城集，吴林香一头钻入赶集的人群中，汉奸在后面高喊:“抓住他!抓住他!”赶集的群众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前面的纷纷为吴林香让开道路，后面的则挤成人疙瘩，有意堵住了汉奸。
吴林香一口气跑到离方城八里外的吕家寨岭西，迎面却又来了四、五个汉奸。原来，这伙汉奸是接到电话来拦截他的。吴林香同志急中生智，突然想起这地方的汉奸大都加入了“三番子”，干是，就用搞地下工作时堂握的“三番子”内幕和他们的黑话，突然喊了声“老大!”汉奸们一楞，其中一个忙说:“你是甘几的?本命师是谁?"“甘三的，命师是临沂城里潘洪吕。”这时，汉奸半信半疑，吴林香也歇得差不多了，便趁敌人不备，突然开了一枪，还高喊道:"我看你们朝哪儿跑!”这伙汉奸惊慌失措，有的一下趴在地上，有的回头便跑，老吴趁机往北跑去。来到方城韦家寨，见路旁有一户人家，便赶忙躲了进去。房东老大娘得知老吴是八路军以后，把他领进儿媳妇屋内，先让他藏在床底下，又让媳妇坐在门口缝衣服，终于躲过了汉奸的搜捕。
黄昏时分，老吴在老大娘家里吃饱喝足，精精神神地回到了山洞。老方同志也是被敌人冲散后被群众掩护起来的，他在第二天深夜才返回山洞。
大约十二月底的一天傍晚，我们爬出山洞，告别了乡亲，顺着山沟向西北方向走去。天亮时翻过了蒙山，第二天傍晚，在孟良岗东边一个小村里，找到了山纵一旅政治部机关，回到部队，就象久别的游子找到了母亲，激动的心情直是无法形容，这一天回到部队的同志有三十多个，大都是蓬头垢面，穿着单衣，有的还披着老百姓送的棉被单呢，在旅政治部住了一夜，第一天，呈林香和方同志同一团政治部，我回到了二团政治部，同志们马上给我领来了棉衣，棉裤，发了津贴费，还发给五元负伤费。我也补交了一个多月的党费。不久，部队送我到卫生所。开刀取出了腿部的子弹头，彻底治好了腿伤。
四十四年过去了，沂蒙山区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深情，我时刻难忘。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的，是沂蒙山区的红高粱、红药水利人民群众的颗颗红心，它将永远激励着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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