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这次“扫荡”，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扫荡”开始前，我们根据一九四一年冬季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准备，部队和地方干部都作了部署，并提前发了棉衣，但末料到敌人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
回师沂蒙山 首战南墙峪
敌人“扫荡”开始前，我正在驻滨海区的毛泽东青年干校学习。记得是十月底的一天，临沂、郯城等处据点的敌人倾巢而出，坦克、骑兵、步兵向东出动，直奔滨海区。这时山东省党政军机关、一一五师和抗大都在滨海区。滨海区是一片平原地带，当时青纱帐己倒，视野开阔，不宜开展游击；再加该区南有陇海路，东临大海，北有莒县城敌伪据点，西有敌人盘踞的临沂城，这种形势对我开展反“扫荡”斗争是不利的，于是我指挥机关决定连夜向沂蒙山区转移，摔掉敌人。这时我们青年干校鲁中工作团在陈先同志的带领下，随着山东党政军机关，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沂蒙山区进发。我们是从莒南县松盘村出发的。到了沂水西南山区，我们干校工作团就离开省机关去找鲁中区党委。这时我们都为把敌人甩掉在滨海区而庆幸。不料天刚亮四面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我省级机关一部和国民党五十七军起义部队百十一师在南墙峪被敌人合围。我部立即抢先占领南墙峪附近的高山旋崮顶，抗击敌人。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旋崮顶发起攻击，被我部猛烈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伤亡惨重。战至黄昏，我部乘夜胜利突围。
我们干校工作团离开省机关以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插去，当夜天亮前到达蒙阴县坦埠镇东南角的一个山村，找到鲁中区党委。在此，干校工作团决定疏散，陈先同志要我和曹子觉同志带领一个组，曹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到沂北坚持反“扫荡”斗争。沂北是我的家乡，我熟悉那里的情况，便于开展游击活动。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陈先同志才派我去的。
沂北失而复得工作组突出重围
沂北这块小根据地，是在一九四一年冬被国民党五十一军顽固派趁着敌人“扫荡”之机抢占去的，这时刚被我们夺回不久，并建立了沂北工委和沂北行署，原沂水县委组织部长武杰同志派去任工委书记，崔杰千任行署主任，原沂水二区区委书记李德民同志任组织部长。原沂水二区的四个乡划为四个区，其中诸葛乡改为诸葛区，是沂北根据地的中心，沂北工委和行署机关常驻这里。
我们一行连夜跋涉，天亮前到达沂北诸葛区刘家河北村，正巧遇到李德民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并说明来意是到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的。李德民同志说，现在情况十分紧急，敌人“扫荡”已经开始，你和老曹同志带着工作组到你的家乡柴山区去吧，你对那里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你哥哥杨成忠在那里任区委书记，你们去找他，由他安排，并负责你们的安全。
第二天拂晓，我们刚刚准备出发，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喊：“鬼子来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己经不容我们对敌情进行分析，我和老曹立即带领工作组向着大诸。葛村西山冲去。冲上山顶，看到敌人分成数股，形成拉网式，漫山遍野向北运动。这时我们全组九个同志迅速隐蔽在一条山沟里，准备好了手榴弹，一旦敌人接近我们，就炸它个血肉横飞。一队敌人从离我们三、四十米处的一条山梁上向北走去，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也没惊动。敌人向北去了。看来我们是处在合围圈以外。
我们在山顶上，望着向北出动的敌人，不久从北面传来异常激烈的枪炮声。
同舟共济 血战对崮山
敌人向北拉网，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黎玉等同志，以及山东军区警卫团，还有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被敌人拉进网里了。我部和国民党五十一军一部立即抢先占领对崮山制高点，准备凭险抗击敌人。敌人集中了约一个师团的兵力，向对崮山发起猛烈冲锋。我部立即应战，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我部胜利突围。在突围的时候，黎玉同志手部受伤，是警卫团排长杨琳同志和几个警卫员将他从山上架下来的。杨琳同志到警卫团之前，是诸葛区的区中队长，我们早就认识。警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吴林同志在突围中被俘，敌人把他带到韩旺，押在一家老百姓的房子里，这房墙是碎石头垒的，正巧屋里有一只铁勺子把，他捡起来把墙挖开一个窟窿，逃了出来。
武云生跳崖 与敌同归于尽
武云生义名武善同，家住卞山西腰的红石崖村。一九四O年春二区区公所驻在西卞山村，我任二区区委宣传干事，经常到红石崖给党员上党课，这时武善同是村支部组织委员，去时我就住在他的家里。后来脱产，他担任诸葛乡支部书记。沂北工委和行署建立后，他又任诸葛区委组织委员。
就在我们工作组住在刘家河北的那天晚上，他回到红石崖村睡在地窑里。天亮时敌人从南边到达卞山，区工会干部惠清举是西卞山村人，正在家里，闻听敌人来了，想逃下山去，不料被敌人捉住。惠清举是一身庄家汉打扮，敌人对他没有发生怀疑。但是四个日兵却把他抬着扔下山去，到快要落地的时候，他突然翻了一个筋斗，竟然站在地上，立即跑掉。后来同志们都说老惠武艺高强，传为佳话，其实老惠从来没有学过武术。
敌人把惠清举扔下山去以后，没有管他死活，续继进行搜山，搜到红石崖村，就发生了武善同同志壮烈牺牲一事。他的牲牺经过，是安家圈李长维告诉我的。当时李长维还是一个农村青年，这次“扫荡”中他被敌人抓去背被包，敌人带着他到红石崖清剿，因此他亲自看到了武善同牺牲的情况。后来李长维在我拉的青年基干队里当战士，他把武的牺牲过程对我说过。李长维说，那天早晨日寇带着他到了红石崖，敌人到处搜索，发现村前一块地面和地边的石堑上有一段的霜比其地方的化得早，引起敌人怀疑，敌人就用刺刀掘地面，并拨动那段地堑上的石头，发现是地窖和地洞，里边藏着许多人，武善同正藏在这个地洞内，敌人立即逼着藏在里边的人统统出来，又进去搜索，搜到一支打猎的土枪，枪里已经装上了灰药和铁沙子，引火咀上也已安上“炮子”，敌人不知是什么武器，结果弄响了，打中一个日兵的胸膛，当场死亡。这时敌人发怒了，用枪逼着群众交出八路，交出枪，群众都不答腔。敌人更发怒了，就从人群里抓出一老头要杀，这时武善同站了出来，说他知道有枪，并指了指卞山西南面的一个山崮，说枪藏在那里。敌人就把武善同绑了起来，由一士兵牵着，一个士兵押着，那士兵恐怕武善同跑掉，就把绳子拴在自己的手脖上，这样押着武善同向山顶走去。当走到一个悬崖边的时候，武善同猛地将一敌兵抗下悬崖，又猛地一跳，把牵着他的敌兵带下悬崖，两个敌兵当场摔死，武善同受了重伤，敌人上去将他刺死。武善同就是这样壮烈牺牲的。这就是李长维同志亲自告诉我的。李长维现在在上海杨浦区土产公司任经理．
在柴山区游击 打击敌人
我们在大诸葛西山待了一天，到黄昏，过了沂河，到了柴山区，找到区委书记杨成忠，杨成忠要我们和民兵一起活动。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在黄家庄，拂晓前，一个放哨的民兵来报告，敌人来了，正在过沂河。我立即带着工作组和民兵爬上该村南面的高山鹰嘴崮（又称柴胡山），观察敌人动向。直到天亮，才发现敌人从黄家庄出来渡河东去。我立即命令民兵向敌人开枪，敌人一枪未还，拼命渡河向东逃窜。我判断这是葛庄据点的伪军，于是带领民兵冲下山去，直奔河岸。这时黄家庄的村长跑过来了，他的手臂还被绑着，我连忙给他解开，他对我说，伪军抢的牛、驴和其它东西都扔下了，快派民兵弄回来，这是葛庄据点伪军头目小田干的。我们在黄家庄已经暴露了目标，就转移到柴山南部活动。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黄老鼠沟宿营，天亮时发现一队日军从柴山一带向南运动。我到沟的南边观察了一下，发现也有一股向北行进，并向我们所在的山靠拢。这时我想，敌人为什么合围这座山呢？目的何在？但当时有一条我可以断定，它们不会为我们几个人来的。根据我的判断，我和曹子觉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隐蔽在乱石中，如果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动，如果敌人真地朝我们袭来，我们就打出一排手榴弹，利用烟尘的掩护，以最快的速度，顺沟向下突围。于是我们都卧在乱石丛中，每人打开手榴弹保险盖，静静地等着。
这时敌人继续向山顶围拢。我们伏在乱石之间一动不动，但心里却很紧张。不一会，有一敌寇牵着一匹黄色大马首先登上山顶，随后上来几个步兵，他们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了一阵，摆动了几下太阳旗，叫了几声，就收兵下山去了。大概是他们看到山上什么也没有，才收兵的吧。
这次“扫荡”经过十多天就结束了。
化悲痛为力量 我重返沂北
反“扫荡”结束以后，我们青年干校工作团在沂北罗圈崖村集中起来，我见青年干校副校长钟孝培的爱人孙淑清同志面带泪痕，陈先同志绷着脸，很严肃。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午饭前，工作团的同志都到齐了，陈先同志对大家说： “这次反‘扫荡’斗争取得很大胜利，但有一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钟孝培和赵峙余两同志牺牲了。大家听了一定万分悲痛，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争取全民族的解放而努力战斗，用胜利来悼念死者！”听到这个宣布以后，孙淑清同志哭了，同志们都脱了帽，低下头，流着泪，默哀。
午饭后，各工作组分别开会，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大家一方面谈论在这次反“扫荡”中的体会，一方面怀着沉重的心情追念钟孝培和赵峙余两同志生前的革命事迹。钟孝培同志是江西人，个子不高，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牺牲时才三十多岁。赵峙余同志曾在山东湖西地区任营长，后调毛泽东青年干校任军事科长兼学员一队长，当时我就在第一队，同他接触较多。他平易近人，我们都很尊敬他。我们结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回湖西地区任团政委，上任之前，上级又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带领一个警卫排护送一批去湖西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他们出发后，经过鲁南快到津浦路的时候，与敌人巡逻队遭遇，为了掩护地方干部，他带领警卫排英勇战斗，不幸牺牲。
反“扫荡”斗争总结完毕，我们就在罗圈崖周围村庄开展群众工作，整顿农救会，组织青抗先，训练民兵，在这里工作了半个多月，接到上级通知，分配我到沂北工委任青联副主任、青抗先大队长，重返沂北根据地工作。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