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租减息，是经过了相当一段过程，才得到实施的。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前，即一九三九年冬至四O年春，我们是向地主借粮，分给贫苦群众渡荒。到一九四一年，沂水县才开始减租减息。但由于当时环境恶化，斗争复杂，地主们有的明减暗收，有的以退佃威胁佃农。佃户也顾虑重重，有的把已减的租子偷偷还给地主。二地委当时曾在《沂蒙导报》上发表文章，对地主进行劝告。记得连续发表了三篇，题目是：《向地主进一言》、《再向地主进一言》，《三向地主进一言》。尽管我们言劝再三，同时有些地方将" 二•五”减租调整为"一•五”减租，对地主作了些让步，但还是阻力很大，推不开。后来，我们的根据地逐步扩大，政权比较稳固了，“双减”才得到全面贯彻。就当时二区的情况来看，经过减租，佃农每年每人一般增加粮食五百斤左右；雇工增加工资，例如放羊的，除了管吃之外，羊毛归雇工所有。当时羊毛价格提到一元钱一斤，其收入是比较可观的。减息难度较大。因为提出减息之后，有些人不放债了，同时有些借贷原是秘密交易的，外人不知道。如果有的借债人能向政府提出，政府就按政策给予减息。但凡事情闹到政府的，放债人也就干脆将利息自行废除了。后来进行找工算帐，把地主的上地大部分算到佃农手里。但不足佃户的贫苦农民，则得不到土地。可见减租减息，找工算账还不能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
一九四二年夏季，我调到沂水七区任区委书记。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五十一军和沂水县旧政府周莘农特务大队盘踞在该区，群众遭受他们的摧残很严重。沙沟村党组织曾遭到周莘农的严重破坏。区委组织委员李汉均的家被周查封了。李跑到他叔丈、反动地主、大佛道头子石小舟那里，后经石出面作保，他才露面。后来不少人说李汉均叛变了。但据我了解，他没暴露七区的党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叛变问题不成能立。
我到七区以后，国民党五十一军和周莘农特务大队尚未撤走。但我们区委和区政府还能坚持工作。区长是李钟盈，组织委员是李汉均，区里有一支武装，称沂蒙大队。这支队伍整天和敌人周旋。李道德同志曾到七区同我一起整顿党的组织。当时能够坚持工作的党支部有杨庄、双沟、于家河、沙沟、院上等村。沙沟党支部三十多名党员，战斗力比较强。全区二十多个村庄还能向我们交公粮，党组织也有发展，减租减息在一些村子也能进行。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建立了沂北工委和行署，r乙区划归沂北。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五十一军撤走，七区全境解放。这时，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
但是，五十一军撤走以后，茹素团和大佛道依然很猖獗。国民党特务操纵这两个反动组织，利用迷信欺骗群众，受骗加入斋团的人很多。他们在原七区设了十大寨，并有相当的武器装备。我们曾把一些党员派进去进行分化瓦解。有一次，芝麻峪三百余名斋团分子纠集闹事，一个打进去的党员事先向区委报告了，区委立即派武装将该村包围，俘虏二百余名，缴枪二百多支。
一九四五年初春，大佛道暴乱。莒县边沿的暴乱分子杀了我们的许多于部，投靠了昌潍地区国民党张天佐的部队。沂北大佛道参与这次暴乱的是靠近安邱、临朐两县边沿的二十多个村庄。但他们没有杀人，也没投向国民党军队。这是由于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在里边起了作用。暴乱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赶到暴乱的中心地，逐个找他们的家属谈话，了解情况，讲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原来他们大部分窜到沂山里，只有少数头头，记得侯家官庄一个姓白的和石小舟的子女逃列国民党那里去了。我便带领四个同志和一部分武装上了沂山。我把部队布置在后边，我们几个同志先去做说服教育工作，如果说服有效，武装就不露面。经过说服教育，最后一百多人自动缴了械。这些人回家以后，我们对其没作深究，只是教育他们退道。他们大多是受骗的群众，一经教育，很快就觉悟了。我们组织他们举行了退道仪式。那几个投靠国民党的头头，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被我们抓住处决了。
关于肃托
一九四O年春，我在沂水县二区区委任组织干事。当时李子仁任区委书记，李德民任组织委员，李树超任宣传委员，王卓然任区长。全区共一千九百多个党员。其中埠前村最多，六十余名．记得全区三十名党员以上的村庄不少。就在这年春，地委工作组在马家旺村召集二区脱产干部开会，进行肃托。李子仁、李德民、李树超、李树平、王卓然及各乡支书、乡长都参加了。县委没有去人。会议是由地委工作团主持的，团长王为一亲自坐镇，一共搞了七天。会议期间，因“托匪”问题批判斗争了五六位同志。孔益千是其中之一，并下了他的枪。最后给他做的结论和处分决定还很押韵合辙，说他：“连讽带刺，辱骂上级，犯了托匪嫌疑，理应枪毙。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予以永远开除党籍。”还斗争了高桥乡一位姓秦的乡长，其他不记得了。事过两三个月之后，上级说肃托扩大化了。沂水县被错斗的同志很快平了反。县委书记王翰卿亲自到二区给孔益千平反，和我一起同孔益千谈话。王翰卿给孔宣布了撤销处分的决定后，还向他说了些道歉的话。孔益千当场哭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整理）一九八O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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