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沂水县就有些在战前失掉联系的党员开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次年“七七”事变后，沂水县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沂水西北乡的一些党员如李道德、李子荣、李鸿标等人四处奔走，联络同志，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与此同时，沂水县有些上层人物建立了抗敌后援会。记得“八•一三”日寇占领上海后，武家洼地主武克千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集各方面人士在他家里开会，李道德通知我和李子荣去参加。我问李道德是什么人开的会，他说有复兴社分子，有民众教育馆的人，等等。我和李子荣就去武家洼，走到武克千家，见前来参加会的人之中有的不大怎么样，就中途退出了。
我们回去后，李道德、李子荣、李鸿标和我在李鸿标家里开了一次会，决定成立沂水临时县委，要李鸿标任书记。李鸿标以不了解外而情况为由极力推辞，并提出李子荣任书记比他更为合适。大家同意了。临时县委就这样建立起来。
临时县委建立后，决定联系各地党员，准备建立抗日武装，同时对战前党员作了分析，决定先把一九三三年沂水县委被破坏以后，失掉联系而无变节行为的党员动员起来。临时县委为此作了分工：李子荣负责全面工作兼管一区；李鸿标负责七区，我负责三区、八区，并向四区找关系开展工作，这时我们弄到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李道德到地下党员所掌握的张耿小学油印了许多份，发给大家学习、宣传。
我除了到我分工的地方去活动外，还到马站乡农学校去过。该校的王卓然和黄善勋，前者是我党同情分子，后者是地下党员。他们告诉我该校校长贪污，我说你们应该起来跟他斗争。结果后来他们把校长打了。我也到过松峰和孔家庄，联络公海关和孔楚白。次后不久，沂水抗日志愿队成立，我和李子荣就去参加了，在里边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志愿队约百十人，枪和给养是由李贯一第一中队供给的。日寇第一次进犯沂水时，志愿队在城北打了一次伏击。后来，该部大部分同第一中队合并，其余分派到地方上工作。至一九三八年春，邵德孚在其后马荒家中召集会议，筹建四支队六大队，参加会议的有邵德孚、鲁滨、李仲林、李贯一、李子荣、于松泉、李道德、张绍武等。我这时正在郭庄一带的十八中队从事统战工作，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
六大队建立后，开到沂水西北乡，政治处驻汶村，当时李仲林主持政治处的工作。有一天，我曾去汇报过情况。不久六大队向南开的时候，杨坤找我谈话，他说组织已经决定，派我到三区任区委书记，我当场向杨坤提出去党校学习的要求。后经组织研究同意，便派王翰卿去十八中队接替我的工作，邵德孚给我写了信，把我介绍到党校学习。学习尚未结束，山东省委派我去蒙阴县任县委副书记。
我到了蒙阴，区党委高克亭同志也去那里帮助我们工作。当时工作的艰苦之状自不必待言，而敌我斗争的尖锐复杂却也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刚到蒙阴不久，有一天，一个名叫韩建秋的人到了县委，自称是从第五战区来的，要求分配工作。当时我想，从第五战区到蒙阴必须经过山东省委当时的驻地，他为何不去省委，而直接到蒙阴？这不能不使我怀疑。我就去找高克亭说了我的看法，提议不能留他。高克亭说，姑且留下看一看再说。我遵从了高克亭的意见，就把韩留下了。有一次，公务员对我说，他看到我找同志们谈话，韩麻子（韩建秋有麻子）偷听。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决定暗暗地将他考察一下。有一天，我把几份重要文件收拾起来，将几份一般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并弄上记号。这样布置好之后，我对公务员说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你留在家里。晚上我回来，发现文件被人动了。我问公务员，他告诉我今天只有韩建秋来过。我马上把这情况向高克亭报告了。高又将这事反映到山东省委。省委一查，在已掌握的材料中有韩的名字，此人是一九三三年叛变的，充当了敌特。查清后立即将他逮捕了。
一九三九年麦季日寇“扫荡”以后，山东分局派孙陶林同志和我谈话，调我回沂水三区任区委书记。我在沂水三区干了一年。县委书记王翰卿通知我调沂水县委工作。开始没有宣布职务，不久任命我为组织部副部长。郝心昌任部长。在组织部工作期间，我和各区书记的关系都很融洽，他们有什么话都能同我谈谈。记得一区区委书记高复隆同志，曾对我反映×××受贿。×××当时是县委负责人之一，有关他的问题，下级敢于反映，那时的党性就是这样纯洁。
一九四O年，忘记是什么月份，我到二区检查工作回县委后没见郝心昌，问同志们，都说调走了。我觉得这事有点突然。过了不几天，我正在给一个同志主持入党仪式，县公安局有人去叫我，说是有事。我一出门，公安人员就把枪指上了。我当即提出抗议。我说我是组织部副部长，你们这样对待我不行！他们哪里由我分说，就把我关了起来。我要求和王翰卿、邵德孚谈话，他们不谈。而由公安局长郭宜春和我谈话。郭在同我谈话时，一开始，别的没说，一上来就以审讯的口气问我和郝心昌是什么关系。这时我才意识到郝心昌不是调走，而是被捕。我于是回答：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郝心昌是部长，我是副部长，是同志关系，工作关系。郭宜春又说，不止这些关系吧，还有私人关系。郭接下去说我一九二八年就参加革命，应该知道陈独秀。我说我当然知道陈独秀，那时他是中央局书记。郭宜春又说，那时的陈独秀已是托派。我说，照你的说法，那时的共产党员都是托派了。经过这次谈话，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托派问题。我要求去七区党委把话讲清楚。
到了七区党委，给我上了镣铐。保卫科长吕剑光审问我的时候，没有等他开口，我先发了言。我问吕剑光，这是什么法庭？他说是无产阶级法庭。我说既然是无产阶级法庭，那为什么非把自己的同志非逼成叛徒托派不可。吕剑光火了，把我揍了一顿并直接指我为托派。我当然不服，当场对吕剑光说，如果我是托派，我能向组织反映韩建秋的情况吗!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我自信我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并无二心，我揭发韩建秋的问题早为领导所知，凭空飞来的托派帽子我是断乎不能戴的，所以每次审讯，我都没有承认我是托派。
我被押到七区党委不久，沂水二区民运委员李哲堂也被逮捕同我关在一个房间。李哲堂可能一九三二年入党，他在沂水西北乡的活动情况我是大致了解的。所以我对他说，共产党人既要经起敌人监狱的考验，也要经起自己监狱的考验，在敌人法庭上胡说八道是叛徒，在自已的法庭上胡说八道也是叛徒。有一天，李哲堂又被押去审讯，房间里只剩我一人，有一个对我很同情的看守人员对我说，那个姓李的怕是完了，审问他什么他就承认什么。李哲堂受审回来，我见他浑身上下湿透了，问他怎么样，他说那刑罚他实在忍受不住，一切都承认了。我问他承认的什么，他说是托派。我当场批评了他，他哭了，第二天，他就被枪毙了。
后来，我的问题终于平反了。平反时，我问鲁中区党季书记霍士廉，究竟为什么把我当成托派关押审查，他说因为怀疑郝心昌是托派，你和他关系很好，所以就怀疑到你。他还告诉我，郝心昌没有问题，现已提为县委书记了。邵德孚也对我这样说过。
肃托中，沂水孔宜千也曾受过审查，一度开除党籍，后来也纠正了，是李树平同志给他宣布的平反决定。
（张茂萱窦宪诺 调查整理一九七九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