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五月）
（一）1932年前后山东的政治形势
1932年的山东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买办官僚、军阀、地主封建势力的剥削，处于城市商业凋蔽，工人失业，学生失学，农村破产的状态。
当时的城市，大城市如济南、青岛，中小城市如烟台、潍县、临沂、济宁、聊城、临清、德州以及各县城镇等，均成为外国货的销售市场。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特权，一方面大量推销商品，另一方面又廉价大量收购原料（如山东盛产的棉花、黄烟、花生米等），经加工后以高价再来推销，如此往复循环地吸取人民的血汗。在此情形下，民族工商业不能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企业相抗衡，在挣扎中生存；职工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
当时的农村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地主阶级特别落后，一般拥有武装。有的地主村庄，地主高楼独院，自居中心，居高临下；周围农民土壁茅屋，环绕居住，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一望即可分明。有的地主筑成土寨，拥有步枪上百枝、几十枝，并且互相联合，对内压迫统治农民，对外抵御土匪溃兵。因地主拥有武装，所以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十分严重。农民种地主的土地，有的是对半分，有的是倒四六分，甚至是倒三七分，倒二八分。农民借债，要以房地产作抵押，到期还不上，就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下的贫苦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广大贫苦农民为了争生存，往往掀起对地主官僚的自发斗争，如组成红枪会抗粮抗税、烧毁地主庄园等等。这种斗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多以失败而告终。贫苦农民的另一个出路是下关东（东北）做苦力，有大批青壮年背着行李沿途卖工，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前往东北为人开荒种田。另有少数农民，不堪地主压迫，走上当土匪的道路。当时土匪蜂起，差不多每年青纱帐起时，土匪即联成大股，明火执仗，打家劫舍，攻陷城镇。如聊城地区的王金发（曾两次攻占聊城），鲁南临沂地区的刘桂堂、郭马蜂等，就是时隐时现的出名的大股土匪。此等土匪的流窜骚扰，虽给官僚地主一些打击，但主要是破坏生产和社会安定，所以，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农民的痛苦。
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山东的教育情况特别落后，大学仅有国立青岛大学l处，济南齐鲁大学是教会私立的，两校学生均不过二三百人；全省仅济南有完全高中1处，菏泽第六中学附有高中班；全省省立初级中学不过十五六处（济南第一中、聊城第二中、泰安第三中、烟台第八中、菏泽第六中、临清第十一中等）；全省省立师范学校不过六七处（济南第一师、曲阜第二师、聊城第三师、青州第四师等）；全省省立乡村师范（四年制）8处（济南第一乡师，平原第五乡师、莱阳乡师、寿张第八乡师等），在校学生多者不过六七百人，少者仅二三百人；私立学校，济南较多，但也不过七八处，其中较好的仅正谊、育英两处。学生成份方面，中学生大多为地主、富民以及工商业资本家子弟；师范学校学生每月有5元津贴（当时生活费每月需两三元），故相当一部分是中产阶层及少数中、贫农子弟。当时学生数量虽少，但由于工农业生产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所以相当多的人仍然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命运。由于以上情况，虽然部分知识分子企图依附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统治阶级，但相当大的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城市工商业凋蔽，农村经济破产；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腐败、黑暗，而不满现状，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他们由接触马列主义而进一步同情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由同情革命运动而走上革命之路。
1932年前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于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接着向热河进攻，并占领长城各口，北平、天津直接处于日军占领威胁之下。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虽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对日军作了几次英勇的抗击，但由于蒋介石不予有力支援而失败。山东人民处此民族危机严重关头更感切身之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曾从德国人手中抢占了青岛地区。北伐军到山东时，日本军占领了青岛、济南及胶济线，并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血腥屠杀、奸淫掳掠，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及特务活动已深入山东内地。以济南来说，外货倾销以日货最多，布匹、日用品、化妆品等等，几乎居于统治地位。日本驻济南侨民有三四千人，在商埠繁华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其中有一部分日侨专卖白面（海洛因毒品），毒害山东人民。在火车站、经一路以及酒馆、剧院里，经常可看到日本浪人（流氓）酗酒打架，调戏中国妇女，为非作歹，而警察都不敢过问。有的日本侨民还常骑脚踏车持猎枪去北园、黄台、华山等处打猎，乱撞乱打，欺压中国人，炫示其武士道精神。在文化侵略方面，日本人在济南开设了规模和齐鲁医院差不多的济南医院（现省立医院地址），医生、护士均为日本人。另外专门办了培养日本洋奴的东鲁中学（在现市委以西），其校长、教员多为日本留学生，专门宣传日本优越的奴化思想。当时日本人凭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权，将势力深入到山东各地，其特务活动处处可见。军阀韩复榘的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与日本特务相勾结，是人所共知之事。特别刺激人的是，一次在千佛山体育场韩复榘检阅学生军事训练，竞有日本领事馆武官登上检阅台，何思源还向军训学生作了介绍，并请其向学生讲话。以上种种，使人看到亡国之危迫在眉睫。摆在人们面前的出路无非有二：一是任凭国民党反共卖国，坐待日军占领山东，占领全国，当亡国奴；一是跟共产党走，发动广大人民团结抗战，争生存、争独立、争胜利。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在山东的统治支柱是军阀韩复榘及其山东省党部（特派员张苇村）。韩复榘是旧西北军冯玉祥的嫡系，在蒋冯闫战争时为蒋介石所收买。1930年韩复榘来山东所带军队有3个师（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第二十八师师长孙桐萱，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1个手枪旅（旅长前后为雷太平、吴化文），共约5万人，其名义是讨逆军第三路军。韩复榘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本人系一典型的封建军阀，他到山东后，即与官僚、买办、地主、豪绅相勾结，以奉公守法教育政教人员，以愚忠愚教安分守己愚弄人民。据讲，韩有一次在某县视察时，早起散步，遇到一个职员打了一夜牌回家，韩问他：“哪里去？”职员随机应变答：“上班去。”韩问：“为什么这样早去？”职员答：“一向是提前上班的。”韩认为他是个好职员，马上给他升官一级。另一次，韩召集职员开朝会，有一个职员夜间打牌胡搞，睡过了时间迟到了，韩问：“为什么迟到！”职员答：“母亲有病，为之煎药，所以迟到。”韩以为其是“孝子”，立即下令给他官升一级，奖洋100元。韩常以这样的小恩小惠迷惑落后群众，沽名钓誉。另一方面，他却贪污勒索，多方搜刮人民血汗，存入天津租界银行。韩在对蒋介石的关系方面尚存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蒋介石虽对韩的部下孙桐萱、曹福林等进行收买，但尚未达到完全控制其部队的程度。军阀韩复榘集团对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凶惨的镇压，但由于他对蒋介石尚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所以山东比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及国民党特务完全掌握的地区，尚属一定程度的薄弱环节。在国民党方面，除济南省党部外，每县还有县党部（教育系统除个别情况外，一般的为其所把持）。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领导下，结合韩复榘军政集团、地主、豪绅，摧残革命运动，压迫剥削工农群众，进行反动统治。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张苇村是我们党的死对头。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沾满了我党无数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他亲自领导“捕共队”，对我们党的组织以及同情者实行摧残、迫害，被捕者几乎无一不遭到严刑拷打。他收买叛徒，对当时尚处在幼年时期的我党造成极大的损害。张苇村对被捕的中共党员，往往不转送法院审判，而秘密处死。据讲，有这样两件事，张苇村看到某女学生漂亮，便要该女学生与他通奸，该女学生不允，便被他以共产党名义抓起来了；张苇村向某古画收藏家要古画，遭到拒绝后，这位古画收藏家便被他以共产党名义抓了起来。当时，我党对这个凶惨的敌人恨之入骨，几次计议加以除掉。到1934年2月（亦可能是1935年2月），因内部闹矛盾，张苇村在大观园被刺杀了。虽是敌人内部狗咬狗，但我们党以及广大进步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山东存在着革命力量发展的条件。国民党军阀韩复榘集团的反动本质，已逐渐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所认识。广大群众懂得只有参加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才能救自己出水火，达到光明的前途。我们党组织本应充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发展革命力量，壮大革命组织，但由于我们党当时处于幼年阶段，理论水平、觉悟程度、组织的纯洁性、斗争经验等均不足，更加上1931年到1934年，我党中央处于王明、博古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统治时期，致使山东党组织走了不少弯路，在与国民党军阀韩复榘集团的斗争中遭受了多次严重损失，牺牲了好多英勇忠贞的同志。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终于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在血的教训中，在无数次对敌斗争中，在对内部组织进行整顿的体验中，成长起来了。我们在极困难的情形下恢复发展了党的力量，找到了中共北方局，在中央的领导下迎来了抗日战争。
（二）1932年和1933年的济南情况；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敌人制造了严重的白色恐怖甲、济南的情况
1932年，济南有人口三十一二万人（不包括郊区），是一个有一定工业手工业，但主要是商业的城市。当时较大的工厂是鲁丰纱厂（有两三千名工人，大部为童工），后建立成通纱厂，另有面粉厂、振业火柴公司、裕兴颜料公司。官办工厂出名的是新城兵工厂，有一千六七百名工人；大槐树铁路大厂，约有二千名工人；电灯公司，有三四百名工人，聘有德国工程师。当时，手工铁业中心是剪子巷，竹木器手工业中心是趵突泉前街及西门外顺城墙的一条小街。当时人力车（洋车）车夫有三几千人。当时的主要学校有高中、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师、女中、第一乡师等，这些学校均系省立。另有齐鲁大学（教会办）。私立中学较好的是正谊、育英两中学。当时郊区农民主要是种蔬菜及为城市作一些服务的事情，受地主及封建把头的剥削，生活困苦。当时韩复榘的军队（主要是手枪旅和第二十九师）常驻辛庄、张庄兵营，戒备森严，但若有亲朋关系仍能进入开展工作。
据知，1932年、1933年我党在济南多半是在学生、工人中间开展活动。在农民士兵中的工作，虽经几次努力，但因党组织本身力量不足，始终未作出显著成绩。
乙、我党处于幼年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党组织和全国各地一样，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山东党处于幼年时代，特别是在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影响之下，在工作中很少注意尽量利用合法斗争，使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很少注意斗争要有步骤分阶段，要适可而止；很少注意积蓄力量，从长期斗争中积累经验，而是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盲动。例如：在学校斗争中，常有抬走了思想反动的教员（开始多半能取得群众同情），接着再抬走教务长，并接着又抬走训育主任（多半是国民党员，直接在学校作反动政治工作的），最后要抬走校长，在此情形下，群众不敢跟着走了，孤立与暴露了自己及进步群众，遭到损失以至失败。在工人运动方面，常有从经济斗争开始，如要求增添茶炉供应足够的开水，增加一些劳动保护用品，举办工人夜校等，当得到初步胜利后，紧接着就提出一些过高要求，总希望来一个总同盟罢工，结果同样是脱离了群众，暴露了自己，使斗争归于失败。在散发宣传品方面，一定时期一定节日散发党的宣传品，以教育群众，使群众见到党的活动而兴奋，是必要的，但往往散发得多，时间密，隔不了多久就发一次，特别是每逢暑假的七八月间（各地学生来济升学，教员来济休假谋事），在大明湖周围、鹊华桥街、北城墙上，都可以看到党的宣传品。我1931年、1932年暑假在济时，即看到几次，有的一连几张贴在一块。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老的同学见到宣传品就急速走开，并告知新来同学千万不要拾宣传品，因特务看到就会抓起来，说“宣传品是你撒的”。另外，在工厂区域散发宣传品，多半是在5月间，当时叫5月为“红五月”，因5月纪念日特别多，如“五一”、“五三”、“五四”、“五卅”等。1933年4月为迎接红五月，一次我奉派去鲁丰纱厂内撒传单（同去者有王学荣，现名王迫吾），告知要递到工人手里。黄昏时我与王学荣同志分两路进厂，进厂后遇工人即发，有的女工接过去了，有的童工还问“是什么”？告她“好东西，拿回去念念就知道了”，有的则不敢接，跑开了。最后深入到厂内部遇到一个男工，看样子是机械工人，把传单交给他时，他一看急忙小声说：“兄弟，你快走，你看那是干什么的。”我顺着他的手一看，不远的一个井台上正有七八个警察打水洗脸，我即向北转个方向出了厂。现在回想起来，散发党的宣传品是完全必要的，但撒得过多，时间过密，极易暴露革命力量，遭敌人逮捕、破坏，在当时情形下似无十分必要。在发展组织方面，有时是命令发展，要冒相当大的风险。1932年末，亦可能是1933年初，我奉命要10日内突破新城兵工厂的关系（即在工人中发展几个党员或团员），因时间紧迫，每天除了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上一两节课外，都是于下午3点钟后到伙房拿几个馒头就去兵工厂。从北园乡师到新城兵工厂有八九里路，走到后就到茶馆找工人交谈、下象棋，有时为了争取机会，就到饭馆内买一碗面条，边吃边和工人交谈。几次谈到红军是工人的解放队伍，要抗日救国时，都遭到饭馆主人的制止：“年轻的兄弟，咱这里不谈政治，不要惹出是非来。”在接触中交了几个工人朋友，当时工人中看旧小说成风，说话多用旧小说口吻，如我告诉他们我在北园乡师时，他们都说：“兄弟去城内时一定前去拜访”、“有机会就去登门拜访”等。如此10天期限过去了，尚未发展成党员团员。我在向团市委组织部长宋天民汇报后，被质问“为什么没有成绩”、“为什么限期内没有突破”？“再给你1个礼拜，突破兵工厂关系”。在此情形下，我为了突破兵工厂关系，只好采用了单刀直入的办法。有两次于工人下班时伴随工人一块走，进行工作。一次，是往盖家沟方向同一个20多岁的工人同行，经与其交谈，我即提出：“咱们工人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咱们要想过好日子，像苏联一样工人当家作主，只有参加共产党。你参加共产党好不好？”那工人看了看我说：“你是共产党吗？厂里的共产党已被抓走七八个了，我可不参加。我爸爸叫我好好干，落几个钱回家治二亩。”我碰了个钉子，心想：这人小胆，再找一个。另一次，在新城西的东西横堤上，遇到一个30多岁的胖子老工人，我与他交谈后，同样提出请他参加共产党，他惊讶地说：“兄弟！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老虎口呀！警务们成天查共产党，你在这里找人入共产党呀！快走吧！共产党好是好，我可不能参加。”我又碰了一个钉子。如此情形使我有些苦恼，在向宋天民汇报时，他也感到有些不妥，告我：“有危险，可以慢慢做工作，去突破兵工厂的关系吧。”
以上情况表明，虽然革命形势有利，但由于我党处于幼年阶段，又受王明、博古同志的“左”倾错误影响，所以遭受敌人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丙、1932年前后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及白色恐怖
1932年和1933年，山东地区的白色恐怖是极其严重的。由于敌人凶残狠毒地镇压革命运动，所以当谈起共产党及革命运动时，往往出现谈虎色变的情形。在这两年期间，我党领导的暴动较有名的有1932年的博兴、青州（益都）、日照暴动，1933年的沂水、郯城（苍山）等暴动。暴动均因主客观条件所限，在军阀韩复榘和地主、豪绅的凶残镇压下而失败。在每次失败后，都有几十个以至几百个党员及革命群众被杀。敌人用集体枪杀、砍头示众等野蛮手段，制造恐怖。而每次都株连党员、革命群众百人以至几百人以上，且每次搜查、制造紧张空气达数月之久。在每次暴动被镇压后，济南国民党省党部照例召集各界代表开座谈会，宣传敌人胜利，造谣污蔑我党，而各工厂、学校等单位的国民党员趁机进行反共活动，迷惑一部分落后群众。
1932年，尤其是1933年，我党在城市中的组织也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1932年，省委于青岛遭到破坏，党的基础较强的济南省立第一乡师及曲阜省立第二师范也遭到破坏（前者遭部分破坏，后者几乎全部被破坏）。1933年2月末及7月初敌人的两次大破坏，使我党的组织上自省委下至重点县，均遭到严重损失。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党，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省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有关省委、省团特委大部分同志逮捕，并逮捕了省立第一乡师闫世凤、韩维密、吴保铭三同志。另外，青州省立第四师范、第十中学党的组织也遭到破坏，前后被捕29人。省委遭此大破坏后，经张恩堂等同志努力恢复，又联系到济南以及各县一些关系，并联系到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但时隔不久，7月3日又出现了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这个叛徒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了。在几天内，济南市我党省、市领导机关及在学校、工厂的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外地潍县、沂水、泰安等党的组织同时遭到破坏，前后被捕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达300多人。此次我党的损失最为严重，不仅省委领导机关全部、团省委领导机关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重要的是与中央与北方局的关系失掉了，使山东党组织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失掉上级领导，给我党开展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由于敌人在各地农村镇压了我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在城市破坏了我党地下组织，致使山东城乡均出现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敌人报纸上经常登载：“共匪暴动业经驻军夷平，共擒共匪××人，由泰山号钢甲车押解来济”，“共匪××人业经主席判决……验明正身赴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某校某厂共党组织被捣毁”等等，还有一些叛徒的“反共宣言”。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由韩复榘省政府（现珍珠泉内）所在地，经院前大街、经二路，到纬八路刑场，差不多隔不了几个月就有一次用卡车押解我党同志赴刑场。敌人满以为用这样的恐怖手段就可以吓倒我们，就可以阻止时代的前进，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每一次镇压不仅不能使我们畏缩、动摇、退却，反而使我们接受教训，组织队伍投入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