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从斗争中接受了教训，投入新的斗争，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
甲、党从几次挫折损失中接受的教训首先，从几次武装暴动中认清了军阀韩复榘与国民党、地主官僚是三位一体的。韩复榘集团与蒋介石、山东国民党系统虽有一定的矛盾，但由于韩复榘把山东看成是他私人的地盘，故在镇压我党革命斗争的行动中，他们又是完全一致的。韩复榘的部队是一支典型的军阀部队，它勇于私斗（如在当时的条件下镇压人民，与刘珍年部打内战等），怯于公战（如抗日等），它是软的欺硬的怕。由于它与国民党地主豪绅相结合，掌握全省地方政权，对我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均进行迅速的大力镇压。而在此时，我党所组织的暴动，多半是在暴动时临时夺取枪枝，编成部队，部队中军事干部少，在战斗中熟悉武器会打仗的少，这样就不能迅速打乱敌人的围剿，转入游击战争，而导致失败。党组织经研究认为：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能与广泛的群众斗争相结合，缺乏大量的群众抗捐、抗税斗争作掩护，形战孤军奋斗；另一方面是不能与兵运工作相结合，当时我党在国民党地方团队中尚有些零星工作，而在县警队，特别是在韩复榘的正规部队中工作极差，所以不仅没有兵运工作的配合，而且军事干部极少，造成几次暴动未能成功。基于以上认识，党组织确定了在当时情况下，工作重点应放在发动广大的工、农、兵、学生上，尽量利用合法组织，积蓄我党力量，发展组织，以待时机，再组织武装暴动。在兵运工作上，应通过亲朋关系打入韩复榘军队的内部，慎重地发展组织，以便需要时作有力的配合。
其次，从城市的工厂、机关、学校工作中体验到：敌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更由于我党城市组织几次遭到敌人破坏，因而工作中必须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尽量利用合法组织，以恢复党的组织与开展工作，避免过于暴露自己。当时合法组织运用有效的有同乡会、读书会、乡村演讲会以及后来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在领导工厂、学校方面进行斗争时，应作到有理有利，更要注意适可而止（有节），以便积蓄力量，迎接更大更高级的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如在1933年（亦可能是1934年）蒋介石确定新城兵工厂南迁时，党组织利用韩复榘与蒋介石在这一点上的矛盾，组织职员、工人向韩复榘请愿，反对南迁，获得成功。又如在1934年冬发动全省乡师学生反对会考时，由于敌人采用提前放假的手段进行破坏，斗争不易坚持下去，就组织退却，并利用国民党教育界派系矛盾，减少开除进步学生。
再其次，从党的建设中体验到：党的内部组织必须整顿，不然的话，让一些投机分子、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到党的队伍中，在党与敌人进行斗争中，不但不能取得胜利，而且随时都会遭到严重损失。陈衡舟、宋鸣时叛党的教训是深刻的。对这两个人，不要说拿党员的标准去衡量，就是拿当时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也不在好人行列。陈衡舟骄傲自大到了极点，他当时讽刺团省委其他同志：“他妈的，你们懂得什么叫不断革命论吗？”当其他同志问他什么是不断革命论时，他却不讲，惟恐别人知道了，他不能专有。另外，他不从工作出发，自私自利，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宋鸣时拿党在极困难的情形下凑集的几个钱供个人享乐。就这两个人，一个做了省团特委书记，一个做了党的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以致在重要时刻出卖组织，叛变投敌，使党遭受极大损失。党组织认识到，左倾的爱国知识分子，虽然是党的组织来源之一，但有的是阶级出身较好，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认清了我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唯一出路；有的是动摇徘徊；有的是投机取巧，品质恶劣。所以发展党的组织时，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锻炼，按照条件和程序吸收入党，以纯洁党的组织，巩固革命队伍。
党组织基于以上认识和体会，在1933年两次大破坏后，不论在恢复组织方面，还是在发展组织方面，均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作法，因而既积蓄了力量，又未遭到大的破坏（敌人捕了我们个别同志，但不能破坏我们的组织）。
乙、党在1933年大破坏后的恢复与发展
1933年我党组织大破坏时期的济南乡师支部：
1933年前后的省立济南乡村师范，是我党工作较强的一个学校。由于我党几年来的工作，多数同学喜欢阅读社会科学；大部分同学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同情我们党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少部分同学坚信我们党所走的道路是中国人民唯一的解放道路。乡师支部在1932年春遭到一次破坏，潘复生等同志及党的同情者范志（范明枢）被捕，部分同学有些恐怖情绪，但没有影响多数同学求进步的情绪。1932年下半年，在校的共产党员有姚仲明（姚梦龄）、闫世凤、韩维密、王文选（王传武）、吴保铭等同志，我经姚仲明同志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次，我和团市委宋天民同志谈话，认识了该同志。1933年2月末，敌捕共队突然来乡师将闫世凤、韩维密、吴保铭等三个同志捕走（此即省委书记任作民等29名同志被捕一案），当时在教员、同学中造成一些恐慌，有的同志夜晚不敢在自己铺位上睡了。据姚仲明同志谈，这次破坏相当严重，具体细节闹不清楚，已与领导上失掉联系。4月中旬，我去齐鲁医院看眼疾，返回走到广智院东时，忽然遇到宋天民。他惊异地问：“你们那里没遭到破坏吗？”我告诉他，闫世风、韩维密、吴保铭三同志被捕了，其他的没有什么，我们正急需找领导关系，不知上级机关被破坏得怎样？他告诉我：“陈衡舟去上海开会时叛变了，回济南后，夜里打开敌省党部的门出卖了全部组织，省委书记任作民、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大部分负责同志均被捕了，损失相当严重”；！‘已与中共北方局失掉了联系，不过尚有线索可以找到”。谈后他与我约定了再接头的地点，并告“任作民同志受刑很重，回去向同志们募集几个钱救济一下”等。自此，济南乡师支部找到了上级党的领导关系，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过了一个时期，宋天民告我：“已找到中央北方局的关系了，大刘（可能是指刘泽如）作省委书记，小刘作省团委书记，我已参加省团委作组织部长工作”。同时约我去小北门里南北历山街路东一个院子里，见了小刘同志。我汇报了济南乡师支部的工作，他们确定我为济南北区巡视员，负责济南乡师、第一师范分校、兵工厂、鲁丰纱厂等处党的工作。6月末，宋天民告诉我，团省委成立训练班，确定我去受训，地点在杆石桥外第一中学宿舍（现省立实验中学处），受训的有6个人，学习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学生妇女运动等，上课时间是下午3点到7点。
按约定时间7月3日下午3时，受训的同志都到了，宋天民还没来，一直到5点仍没来。正当大家有些坐立不安时，突然，宋天民来了，他满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省委机关又遭到破坏。小刘被捕了，幸而有房东邻居告诉我，不然我也被捕了。咱们赶快转移！”宋天民随我到乡师隐蔽。
宋天民到乡师后，晚上到菜地里休息，白天隐蔽，黄昏时去城内商埠探听消息，随后知道省委、团省委均遭到破坏，中央北方局的关系也失掉了，与中央的关系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在此期间，他与我痛心地交谈了党几次被破坏受损失的惨痛教训……。此时，敌人的便衣特务在全市疯狂地搜查，并常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捕人，而各学校当局，又以登记暑假留校学生为名，进行盘查。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宋天民决定回胶东牟平。
他临走时告诉我：“要在济南慎重地恢复党的组织”，“要努力寻找中央北方局的关系，找到后与我联系”，“我回牟平后，如经胶东党组织找到中央北方局的关系，马上就回来”。同时把他所知道的关系交给了我，有：济南高中的贾贤治、解端正；第一师范的杨向裕；兵工厂的陈德林、石吉亭、赵×亭、张师玉（张洪涛）等，以及工业试验所姓张、姓刘的两位同志。另把团省委的一架油印机交给我。他留下的通讯地址是牟平县榆林集祥生堂。他走时没路费，我遂去按察司街裕鲁当铺当了两床被子，当价5元，另加上我手头的两元多钱，共凑了7元多，在晚上送他到济南黄台火车站上车东去。分手时，我们的心情既悲痛，又慷慨、激奋。此后，我开始了如同孩子失去妈妈（党的领导关系）一样的生活。党在困难中恢复和发展：
1933年7月大破坏后，山东党组织的环境紧张、恐怖。8月，敌人集体枪杀了我党青州暴动被捕的同志。9月，又枪杀了省团委书记孙善帅等同志。青年学生看到报纸后震动很大。更使群众感到震动的是叛徒在报纸上登自首宣言，如叛徒宋鸣时的自首宣言在《山东民国日报》上登载得极为醒目，且连登几天，当时群众就有“今日是共产党的组织部长，明日是大抓共产党的捕共队长”等议论。所以党的恢复工作极为困难。我按宋天民留下的关系去接洽时，高中的贾贤治退学了；解端正不明确承认；工业试验所的同志不见面，几经周折见了面说“不认识宋天民”；另外有的同志不做工作，不向组织汇报，不交党费等。但也有很多同志毫不畏缩，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英勇地把恢复发展党的工作担当起来。其中乡师、兵工厂两个支部，当时在济南是我党恢复发展工作中的两个稳固的基点。乡师支部在姚仲明、王文选和我几个同志的领导下，稳住了阵脚，进行了慎重的发展，在1933年到1935年发展的同志有：张元修（张振一）、王学荣（王迫吾）、刘莱夫（刘家典）、刘少傈（刘士倜）、董临仪（抗战时叛党）、李士侗、景晓村（景木达）、白学光、郭超（郭海容）、高启云、陈锡德、孙志谦、李长续、朱春和、郭崇豪、李飞、孙碧泉、刘登秀等20多位同志。通过读书会（阅读社会科学书刊的学生组织）、乡村演讲团、学生抗日救国会等团体，一般的能掌握全校的活动。党以这个支部作基地，向济南市其他单位开展恢复发展工作。
以陈德林、石吉亭等为首的新城兵工厂党支部，由于几次大破坏都没有波及到它，加之支部成员均为学徒多年的产业工人，所以比较坚定，情绪高涨。他们组织工人参加了反对蒋介石南迁兵工厂的请愿运动，得到成功；他们在制造追击炮弹、手榴弹时，故意把引火线作出毛病，使之放射时不能爆炸，还边作边高兴地说：“红军兄弟们，不要怕这种炮弹、手榴弹”；他们有时在炮弹隐蔽处刻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兵工厂造”的字样（此行动易为敌人察觉，后来停止了）；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工作，1934年夏市委印《为抗日救国告各界同胞书》就是在陈德林的父亲、洛口车站巡长的办公室印的。兵工厂支部在当时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以乡师支部为基点在济南市发展了部分党组织，我发展了徐运北同志入党，经徐运北同志介绍我认识了林一山同志，又经林一山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其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同乡林浩（尹桂章）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林浩同志参加了党，并在高中发展了梁玉珍、张在训（莫循）同志等人党，建立了高中支部。林浩同志发展了其同乡安波（刘清录）同志入党，并建立了第一师范支部。姚仲明同志发展了第一中学的王玉珍同志入党。董临仪介绍其妹妹、女子中学学生董兰英参加了党组织。刘莱夫同志发展了马全章同志入党，并建立了正谊中学支部。我们在育英中学发展了李秀海、王志鼎（王若浩）同志入党。我发展了同乡、惠商职业学校的孙洪同志入党，又由孙洪同志介绍王学信同志参加了党，并建立了惠商职业学校支部。姚仲明同志介绍同乡、华北中学的李长岱、尹燕贵等同志入党，并建立了该校支部。我们还发展一些党的零星关系。总之，从1933年到1935年，共恢复、建成了济南乡师、兵工厂、高中、第一师范、正谊中学、育英中学、惠商职业学校、华北中学等八九个支部及一些零星关系。当时大的支部如乡师支部有党员20人上下（老同志毕业走了，又从新同学中不断发展），中等的支部有党员10人上下，小的支部有党员五六人或三四人。1934年春时全市共约有六七十个党员，基于组织的发展，工作的需要，这年5月间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兵工厂的陈德林同志任组织部长，王文选同志任宣传部长，以领导全市党的工作。此时，我们把宋天民同志留下的一架油印机起出来，印刷文件、传单。印刷地点有两个，一个是乡师教务主任田佩之的房子，一个是兵工厂陈德林同志的父亲陈巡长的办公室，地点相当隐蔽。好久不见我党文件的群众，当又见到党的宣传品时，既惊又喜，见面就说：“看到了没有，又有了。”我们在鲁西恢复发展了部分党组织。1933年寒假，
我与孙洪同志返乡（冠县）期间，发展了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学生冯干才同志及县立师范学生钱洪勋同志入党。冯干才同志又在第八乡师发展成立了有十六七名党员的支部。当时发展的党员有段延铭、冯月秀、王福昌、刘懿祥、路绍雨、王宪武、沙延孝、石玉泉等。我以同乡关系在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发展了王志浩入党。徐运北同志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发展了王连级、郭庆云、宋保印、王云亭等入党，并建立了支部。在阳谷县，我恢复了申云浦同志的组织关系。姚仲明同志在东阿县姜楼高小教学时，从学生中发展了苏广才、秦雁宾等同志入党。1934年麦前（也可能是1935年麦前）我去检查工作，在韩堂开会时，已有十七八名党员了，多为十七八岁的青年（有的是农民）。另外，钱洪勋、冯干才同志在冠县发展了孙树萱、许梦侠、朱月桐等一些同志入党，建立了县级党的组织。
1935年初，我党在鲁西北已有了东阿、冠县、寿张第八乡师、聊城第三师范、临清、阳谷、莘县等组织，迫切需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因此，1935年2月初过春节时，我同各有关同志以拜年为名，在堂邑县城内徐运北同志家中，建立了党的鲁西特委会，徐运北同志任书记，钱洪勋同志任组织部长，申云同志任宣传部长。
1935年夏，为了恢复和发展鲁西南党的组织，我经济宁去金乡，用北平救亡学生王伯川的关系，找到了党员翟子超同志、秦和珍同志。这时，梁玉珍同志、孙志谦同志回原籍郓城、单县，发展党组织。
我们在鲁中恢复发展了部分党组织。经刘莱夫同志联系，济南党组织与莱芜党组织建立了关系。1933年冬（亦可能是1934年春），我与莱芜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刘盛玉，抗战初期病死）见了面，据谈，莱芜当时有近百名党员、200名贫农团员。经了解，双方都与中央没有关系。双方商定各自独立发展，找中央关系，如一方找到中央关系时，即通知另一方。另外，济南乡师刘少傈、王学荣同志回家乡新泰县，恢复了某村姓王的小学教员的党的关系（村名人名均记不清了）。1934年暑假期间，为了开展工作，我去莱芜县一趟，住在刘莱夫同志家。
随着济南、鲁西、鲁中党的组织的恢复发展，需要有一个省级党的组织来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基于此种情况，我于1935年冬再次去莱芜，在鹁鸽楼刘仲莹同志家，经与刘仲莹、黄仲华同志商定，成立了中共山东工作委员会，刘仲莹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同志任宣传部长，黄仲华同志任农民部长，于一川同志（当时为济南乡师较老的党员）、陈德霖同志任委员，并确定尽一切可能与中央北方局接上关系。
我们在鲁北恢复发展了部分党组织。济南乡师党员孙碧泉毕业后被分配到平原县城北十五里铺民教辅导实验区工作，他即以该处为基点，建立了党支部。鹿省三同志恢复了平原城南张官寨韩原平同志（张天民）的组织关系。在平原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下半年，因反会考，赵一萍、马诚斋及一姓王的党员等五人被开除，各自回县教书并发展党组织。他们来济南和乡师党组织联系，我给他们恢复了组织关系。另外，济南乡师李长续同志是武城人，毕业后回县教书，进行党的恢复发展工作。这样，鲁北方面已有平原十五里铺民教辅导实验区1个党的支部，及平原蒲台、恩县、武城等4个县的党的关系。1935年春，我曾去鲁北视察一次工作。
在鲁东，我按宋天民同志留下的通信地址，几次去信均未回音。1935年下半年，全省乡师学生反会考时，我用济南乡师同学牟堂升的关系去莱阳乡师，到后接触了几个班的代表人物，本拟找到该校党组织，但住了两天半，几经努力也未找到。另外，济南乡师张振一同志是潍县人，王文选等同志是寿光人，他们均在本县进行了发展组织的工作。
另外有两处党的关系要提及。一是，1935年冬，我脱离济南乡师学生生活，经孙碧泉同志介绍到肥城民众教育馆玉皇山民教辅导实验区，以教员作掩护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介绍该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西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另我在玉皇山期间，还发展了一个叫小二的小和尚及玉皇山村一个放羊的（名字记不清了）参加了党。二是，经董临仪介绍我认识了张老太太（张若谷的母亲，当时在济南市上新街甲三号住），张老太太同情抗日救国活动。我同时认识了与张老太太住同院的韩复榘的一位青年副官任赞宇（任平治）。任副官是位进步军官，同情我党主张，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爱人是河南开封师范学生。
上述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情况，仅是我根据直接参加的事情或比较清楚的记忆写出的，很可能有些遗漏。
山东党组织，自1933年春夏两次大破坏后，失掉了同中央北方局的关系，后经一部分党员努力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到1935年底，党员达二百八九十人。同时组成了一些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如贫农团、学生抗日救国会、乡村演讲团等。这期间，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成立了党的一些领导机构：济南市委、鲁西特委、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等。总之，山东党组织的力量是由一点点积蓄起来的。1936年春，中央北方局重建了山东省委，这些党团员在省委的领导下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四）几经努力，找到了中央北方局的关系山东党组织自1933年夏遭敌破坏与中央失掉联系后，当时处于党的幼年时期的我们，如同失掉母亲的幼儿一样。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独立开展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如理论问题、政策问题，总觉得不好处理，处理了又感到没有把握。我们深深体验到脱离中央领导的滋味。
在宣传方面，当1934年红军进行长征后，国民党宣传说“红军成了流寇，共产党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城市，乡村战不过城市”；托派说我党“路线不对，不依靠工人，而依靠农民，现在失败了成了土匪”时，我们虽然驳斥说长征是“战略转移，根本不是什么失败”，但总感到没有把握。
在武装斗争方面，我们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应组织暴动，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但具体怎样搞法，总感缺少经验。当我们在上海《申报》上看到红军的作战方针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就视为珍宝在党内大讲特讲，但具体怎样运用，又感缺少经验，不好指导。在当时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对于没有中央关系这一点，一些老同志都是知道的，对这些同志没什么大影响。大家知道“共产党员在没有上级党的领导时，都应该独立进行党的工作”。而新同志一般不知道没有中央关系。对这些新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是不能长期瞒着的，而且也瞒不住，于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人条件基本成熟，又迫切要求参加党时，当告诉他“由于敌人破坏，我们现在与中央没有关系，要一方面做共产党的工作，一方面找中央关系”时，这个人听说与中央没有关系，就不参加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感到不好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即在印刷文件、宣传品，工作路费等方面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每一同志每一组织都迫切要看党的文件、刊物及宣传品，而当时只有一架不全的油印机，要满足要求，经费问题不好解决。各地组织每年要求去检查帮助工作两三次，遇到路费问题。再者，组织越发展，党员数量越多，越需要脱产的同志（职业革命家）专门进行工作，但脱产同样遇到经费困难。当时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一是党员向自己家里要（我每年向家里要70元，实际乡师学生有30元足够）；一是有职业的党员缴拿党费，如于一川、申云浦、王西成、姚仲明等同志1个月拿一两元的党费；一是捐助；如1934年5月间，工作需要自行车，济南乡师的田佩之老师慨然捐了18元，另外凑了7元，共25元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是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但经费严重不足，对各地党组织发放宣传文件，经常而及时地检查帮助工作的需要，无法满足。
上述情况表明，需要马上找到中央的关系，尽快取得中央的领导。当时山东党组织差不多是见机会就争取，曾派人两去北平，三去上海，两去泰安，两去濮县，终于从濮县找到了北方局的关系。
1934年夏，徐运北同志去北平（现北京），从其所认识的进步同学中寻找，结果因敌宪兵第三团在北平大肆摧残我党组织，而未能找到。1934年冬，我们委托济南乡师同情我党的田骊之老师到北平寻找，也未找到。1934年春，刘仲莹同志去上海寻找，因所知道的关系多被破坏，无获而回。1935年春，鹿省三同志去上海找到个据说与中央有关系的人来济南，但与他接谈时，此人有些吞吞吐吐，不明确说与中央有无关系，解答问题时多不明确具体，我们就没有把山东详细情况告诉他，之后他回去了。1935年秋，刘仲莹同志复去上海寻找，结果在上海被特务盯上梢，在摆脱特务追赶的路上吐了血，仍是无获而回。
我去泰安冯玉祥处寻找。1933年，冯玉祥于察哈尔北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日，遭蒋介石多方破坏失败后，来泰安普照寺居住。当时来往于普照寺的各方人士较多，据说有我党代表，因此我决心去泰山寻找。1934年秋，我同张老太太去泰安，住在她熟悉的范明枢家。范老当过济南乡师图书馆主任，我以乡师学生身份见他。在谈话中，我谈到：我是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日本即将大举进攻中国，国家即将有亡国灭种之祸；蒋介石不抵抗日本进攻，反而全力反共打内战，将国家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学生抗日救国会的任务，是唤起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反对内战等。范老听后精神抖擞，兴奋地说：“我一听你们青年说的，就感到国家有前途了，我很想再成一青年，参加你们的行列。”最后我说：“学生抗日救国会同情共产党的各界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听说普照寺冯先生处有共产党代表，想取个联系，请范老帮助。”范老讲：“各方人士很多，是否有共产党的代表我不知道，贫民小学主任鲁保琪可能知道，我约他来给你谈谈。”次日，鲁保琪来了，经接触了解后，知他也是一个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对普照寺有没有共产党员亦不知道。他答应注意联系，如联系到即告济南学生抗日救国会。我得此结果便返回济南。。
找不到中央关系，大家十分焦急。1935年春天，冯玉祥已去南京作了蒋介石的军委会副委会长，但他在普照寺办的学习班等仍未动，济南仍有很多人说那里有共产党。适济南乡师化学教员刘乞夫（较进步的教员）在那里教化学，我遂二次去泰安，见刘乞夫后，仍以济南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名义请求他帮助联系共产党，刘告诉我：“这里各方人士都有，但不知谁是共产党。冯去南京时，这里的人一派主张不去，说去了是同流合污，为蒋介石分担责任；一派主张去，说去了可推动抗战。结果冯去了。有的说，主张冯去的是共产党，我还不清楚”；“我一星期上两次化学课，冯先生不在，大家也不好好学。如鹿钟麟就常上课睡觉。有的是谈论赞成共产党的。特务不敢来这里抓人，我可以注意查考，待查考到时即告你。”如此，仍未找到上级关系，我便返济。
经过艰苦寻找，终于在1936年春与党的北方局接上了关系。1934年夏，济南乡师郭崇豪同志（濮县人）暑假后从家回来，向组织反映，他县里有党的组织，并与河北省濮阳党组织有联系。经他去信接洽，我于秋天去濮县古云集见到王士希同志（当时为古云集小学教员），随后又见到党的直南特委代表王耀先同志（现名刘宴春）。我谈了山东党组织被破坏后恢复发展的情况，以及各方寻找中央关系的情况，并要求他请河北省委报告北方局恢复关系。耀先同志同意即向直南特委、河北省委转达。之后，我向他要党的文件。他给了几份，多是旧的，且不是重要的。我返回济南后，经与刘仲莹、鹿省三同志研究，认为“文件是旧的，可能濮县及直南特委与山东一样，与中央没有关系，是自己干的”，确定由我代理工委书记，继续与各方接洽，寻找上级党组织。
1935年冬，濮县党组织来人告诉我，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来到濮县，要我立即去联系。我即第二次去濮县。估计此次见到河北省负责同志，可能找到北方局，真是兴致勃勃。出济南后，到齐河县过了黄河，自行车像箭似的顺黄河大堤公路向西南飞驰。冬季虽然天短，太阳未落就跑了360里，到达寿张。晚，我找到寿张省立第八乡师支部书记王福昌等同志了解了一下工作。次日一早，我顺着黄河大堤公路向西南继进，过午即到达濮县古云集。晚上，去徐庄见到了黎玉同志，当时他是河北省委（北方局兼）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当夜，我向黎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把山东党自1933年夏遭受敌人破坏后，党组织恢复发展经过，现在的组织状况，以及几次派人寻找中央关系的情形一一详述。黎玉同志听了汇报后，对山东党组织的活动加以鼓励，接着谈了政治形势：“……我党愿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一致抗日……”他告诉我北方局已决定派人去恢复山东党的关系，要我向北方局写一文字报告。另外，还规定了接头地址：济南城内贡院墙根省立民众教育馆董临仪处。之后，我愉快地返回济南，把这一大喜事迅速告诉有关同志。几年的迫切愿望实现了，大家无不喜形于色，奋发工作，以迎接北方局前来恢复关系。
193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黎玉同志经北方局决定，以北方局代表身份来到济南，恢复山东党的关系。黎玉同志的到达，使从1933年7月大破坏后失掉上级党领导的山东党组织又回到党的大家庭里来，同志们无不兴高采烈。黎玉同志到后和我在北园沃家庄西头路南租了一个房子居住，他一一了解工作情况。当时黎玉同志去的地方主要有：南全福庄小学姚仲明同志处（姚仲明同志在该处作教员）；城内贡院墙根省民众教育馆董临仪处；南圩门内上新街甲三号张老太太处。黎玉同志了解工作后，感到有健全工委领导机关的必要，于是确定调惠商职业学校孙洪同志为工委交通，调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刘懿祥同志建立工委印刷机关（使用油印机印各种宣传品、文件）。当时，刘懿祥同志改名章士劳，住在馆驿街路北一个胡同里。后来，又调濮县徐序宾同志为工委交通（因去北方局和去省内各地需要两个交通）。最使同志们兴奋的是党的文件来了。当时见到的有《党的十二月决议案》、《北方红旗》等文件、刊物，上载各种重要指示，均系油印的，字的大小如同绿豆的1/2，刻得非常好，非常清楚。此外，北方局每月接济一部分款项，作为工作活动经费。如此，大家在工作上很愉快。
1936年6月、7月和9月，姚仲明、章士劳和我先后被捕。敌人还妄想一举摧毁党组织，不过，此时的党已不是1933年时内部不纯的党了，捕几个人不过是损伤我们几根毫毛，山东党依然在中央领导下一往无前地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