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被捕后和敌人的斗争
甲、姚仲明、章士劳同志和我被捕的情形
1936年6月，我和黎玉同志住北园沃家庄西头路南一个院里，房东是我的老房东（1935年冬在此住两个月）——徐源泉部的退伍军人，我对他作了些交朋友的工作，感情较好。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房东惊慌地从外面走回来，对我们说：“在东南路北去年你住的那里来了一群便衣警察，说是抓姓赵的共产党哩！你俩快躲躲吧！”于是我和黎玉同志出门西走，回头看到东面路北老房东巷口那里有3个便衣站着。我们迅速地从菜园地里的小路上走开，到商埠找了个小店住下。为了打听消息，我到南全福庄找姚仲明同志。我去后不见他，问另一教员王东郎先生，他说：“今日被便衣抓去了，你还不知道吗？”听后我即退出，立即电话通知济南乡师支部。后来了解到，敌人早就怀疑姚仲明同志，注意他的行动了，此次借他几次往上海去信订《大众生活》而将他逮捕，并逼他供出我的下落。姚仲明同志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吐露一点真情，党没有受任何损失。7月间雨季到了，天常下雨。一天上午9点多钟，交通孙洪同志满脸大汗地跑来见我与黎玉同志，说他和徐序宾去馆驿街章土劳处（工委印刷机关处），徐序宾一进门被便衣特务抓住，他迅速转方向跑出来，大概小章同志也被捕了。因章±劳同志（刘懿祥）是自寿张省立第八乡师调来的，需要马上通知该校党支部书记王福昌同志，我遂于小记事本上起草了“寿张民主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妨，特电知”的电文，经黎玉同志看后发出。事后了解到小章被捕的情况，当天下着雨，他大意了，白天刻蜡板印党的文件，警察忽然进屋查户口，他有些惊慌，被敌人逮捕，丢失了党的文件及油印机。敌人立即布置下人，以便捉再去联系的人，所以徐序宾同志去时被敌人捉住。敌人问徐：“找什么人？”徐机警地说：“找同乡。”随口编了一个名字。敌人问小章，小章坚决表示不认识徐。敌人从徐序宾同志身上查不出证据来，只好让他找保释放。小章同志年仅十七八岁，但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没连累党组织的任何人，敌人多方威逼无效，最后把他转送法院。
自姚仲明、章士劳同志被捕后，特别是小章同志被捕时敌人搜去我们的文件及油印机，估计到我党有大的发展和活动，加紧了搜查。在此情形下，黎玉同志和我离开济南，到离济南既不太远也不太近的肥城县玉皇山民教辅导实验区暂避，一直到9月。
9月间，黎玉同志要去北方局汇报工作，另外，济南市委领导关系也需要调整一下，于是黎玉同志和我同来济南。黎玉同志去北方局前与我约定了他回来的接头地点。但就在他走后的六七天，我被敌人逮捕了，情况是这样的。我回到济南后，为了避免特务察觉，住到离城内较远的纬八路东升栈内，尔后与市委接上头，了解布置了工作。在我要离开济南的那天（大概是9月27日）早八点钟，在小西门城墙上，我与安波同志（刘清录）接头谈完后，自城墙下来，出小西门过小清河南走，在要向西拐弯时（去铜元局后街）遇到莱芜县叛徒房春荣，他双手把我右臂抓住说：“找你几个月了，今天可遇到了，跟我走。”我因不认识此叛徒，所以怀疑他是认错了人，遂问他：“你是否认错人了？你是干什么的？”他马上说：“我是莱芜房春荣，你是赵健民，是卖假票的。”接着从包内拿几张假票子说：“这不是你使用的假票子。”此时已来了两个警察，一个帮他抓住我的左臂。我立时明白被叛徒出卖了，平时常想到的共产党员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要经受住考验的时候到了。
乙、被捕后在毒打刑讯中和特务叛徒的斗争
叛徒房春荣和警察分左右抓住我的两臂，向北边警察所走去。当时我穿着一个阴丹士林大褂，立即想起在大褂兜里有一份《党的十二月决议案》，这份机密文件无论如何不能被敌人拿去。这时我的胳膊虽被敌人抓住，但手还能活动，趁敌人不防，我突然从兜内拿出《党的十二月决议案》填到嘴里吞吃。此时旁边围着群众看，有的说：“这真是卖假票了的，你看他把假票吃了。”有的说：“20多岁的学生那能是卖假票子的？他妈的，又是在抓共产党吧！”叛徒、警察继续左右架着我向北走，在行走中我把《党的十二月决议案》的绝大部分吃下了，后来嘴里一点唾液也没有，实在咽不下去，只好将剩下的一点碎片吐出来。叛徒房春荣将碎片收了起来。到了警察所，他们立即拿绳子把我绑起来，叛徒房春荣向捕共队打电话说：“那个赵健民已抓到了，现在在××警察所，赶快来人解走！”这时我又想起在里面褂兜内有平原县十五里铺民教辅导实验区孙碧泉同志来的一信，虽然信封毁掉了，信纸上的内容是用暗语写的，但特务一看便知道是联络信。为了不使信落到敌人手里，我用手把信掏出来，在大褂底下慢慢撕碎。在没完全撕碎时，被警察看到了，立即问：“你的手在做什么？”我遂用力猛撕。这时，立即过来几个警察，特务房春荣也过来，把我撕碎的纸片收起来，将我全身搜查个遍，把小记事本、钢笔都搜去了。不一会儿，捕共队的汽车来到了，随车来的两个带手枪的便衣特务，把我押上车，一边坐着一个，开往敌捕共队。此时约11点钟。
汽车直开到韩复榘的省政府（珍珠泉）。下车后，特务前领后跟地押着我从珍珠泉水池东边向北走，走到水池东北角处向东一拐，进了一个小院的南屋。一群特务在等着，有一人立即向军法处打电话：“我们的案子来了，你们帮忙的快来，带刑具来！”过了几分钟，军法处的魔鬼来了，压人的杠子往地下一摔，咣当咣当的乱响，有三四个人手里拿着“鸟子”（用双把竹条拧起来的，如马鞭一样，但比马鞭长一半）。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大脸瘦特务向我说：“我们等你一两年了，今天会了面，你当然了解你对我们有什么贡献才能过得去！”“共产党中央来的人在哪里，北方局来的人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共产党中央、北方局的人！”敌人冷笑：“你当我们不了解你，你去莱芜几次，兵工厂、乡师的共产党是你领导的，你脱离乡师后专做共产党的工作。这些你瞒谁！”我即讲：“你们有房春荣嘛！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不过都是过去的了。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不亡国，早就断关系了，现在共产党的事情一概不知道。”此时，特务们把我撕碎的那封孙碧泉同志的信用一张纸粘起来，粘得一字不差。特务问我：“这是哪里给你的信，这个叫碧泉的姓什么？”我顺口告诉他：“莱芜口镇小学来的，他姓张，叫张碧泉。”特务又问：“你说出中央北方局的人来！他们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特务遂说：“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知道蒜瓣是辣的。给我打！”特务立即上来把我上身衣服剥光，两个拉着我的两只手臂平伸着，两个在我后面左右站着，用“鸟子”用力抽打，打了百多下，背上发紫了。特务问：“说不说？”我回答“不知道！”再打一百下、二百下……背部被打烂了。特务说：“说出北方局的人吧！不然你是过不去的。”我说：“不知道，我不能坏良心诬蔑好人！”特务开始凶恶地用杠子压我，先是上去两个人，后增加到4人、6人，直至8人，我的双腿似乎已残废，昏去活来好几次。直到下午5点多钟，敌人见怎样用刑也弄不出什么来，便停止了。这时，我已不能站立。敌人把我抬到人力车上，送往军法处拘留所。
进军法处拘留所后，特务把我架往东屋里。进门后，出我意料之外，60多个犯人全站立着，嘴里说道：“难友来了，欢迎！欢迎！”“政治犯，欢迎！欢迎！”有的鼓着掌伸着大拇指向我说：“政治犯为国家为老百姓，你是这个。”另用一小手指指着自己说：“我们犯的法为私，是这个。”才受了酷刑的我，立刻感到我党影响深入人心，受到很大鼓舞，遂说：“难友们对我这样热情，我很感激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诚然是死也愉快。兄弟我可能不懂这里的规矩，请大家帮助。”“好好，坐下坐下。”这时，一个犯人围拢来问我姓名和打官司的经过，我把情况简要告诉他们。练头把我安放在大炕中间（一般新来的安放在靠近尿桶的地方）。几个人用砸烂的艾叶敷在我背部及腿部的伤口处，以帮助康复。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我了解一下，知道中间有莱芜的中共党员于秉深、耿俊文、亓金宝、王守身等同志，即向他们了解情况，问他们：“能不能向外送信？”他们告诉说，给送饭的1元钱就可以送出去，我问：“他送信会不会守秘密，不会叫特务知道吧？”他们说：“这些人是老人，就是为了钱。他们与特务没联系，还常骂特务。”我当即忍痛挣扎着给黎玉同志写信（当时黎玉同志化名姓严），内容大意为：我已被捕，罪名是参加共产党。我说参加党是过去的事，早已断关系了。捕共队对我使用了残酷的刑罚。我决心已定，任何酷刑乃至粉身碎骨，决不连累好人。信是送往上新街甲三号交任平治转的。信很快送到任平治处，他写了回条，上称：知已被捕，很是挂念，当向有关朋友联系营救j信即转严兄。至此，我已安心了。心想：外边的同志知道我已被捕，就会提高警惕，有所准备，敌人破坏我党组织的阴谋破产了。
被捕的第三天上午9时多，捕共队来提我去过堂。进捕共队南屋后，见东面中间躺椅上坐着一个人，对我横眉怒目而视，当时有人称他“宋队长”，我明白此即大叛徒宋鸣时。由于他的出卖，使我党省委、团省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与中央失掉联系，总有一天我们党会跟这个万恶的叛徒、双手染满共产党鲜血的刽子手算帐。我心里想着，恨不能与他同归于尽。在宋鸣时的右面还站着八九个特务，看样子是用刑的。房子南边摆着一张不大的桌子，上面放着纸，有两人手里拿着笔坐着，看样子是记录的。在宋鸣时左边摆放着一张较大的桌子，桌边坐着一个40岁上下烟黄脸的老特务。特务把我架到他们对面坐下。审问开始了。老特务说：“赵健民！你耍我们，你敢玩弄捕共队！你说你撕碎的信的写信人张碧泉是莱芜口镇的，我们连夜去人查，根本没有这个人。口镇小学哪有个张碧泉？你胆子真不小！”我听后没作声。老特务看了我一下说：“赵健民，你别执迷不悟，你应该为你的前途着想。”我答：“我明白，我想活着，但如果作违背良心的事情，那活着也是一个没灵魂的行尸，我不愿意那样活着。目前这个社会，有没有亡国的危险？工人、农民和有志向的知识分子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人们完全懂得。他们干的什么事，你们也懂得一些吧！”宋鸣时有些坐不住了，向我怒目而视。老特务冷笑：“好哇，你还向我们作宣传。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你的资格嫩得很！我和宋队长几年以前就是共产党省委的负责人了，你还给我们讲道理，好！讲就讲吧，我正想与你谈谈…。你要救国还是走蒋委员长的路，你把知道的关系交出来，有所贡献，你还是很有作为的。”我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什么共产党的关系，坏良心连累好人的事我是不干的！”这时，宋鸣时用手向茶几上一拍，说：“赵健民！赵健民！你想作共产党的烈士吗，好！我成全你！不过，你不要幻想痛痛快快地作烈士，我有办法叫你在未断绝呼吸前把所有的关系交出来，最低限度也得把乡师、兵工厂的关系交出来。你鼻孔里想喝洋油、辣子水，有的是！”老特务接着说：“到了你最后的时刻了，怎么样，交出来吧！你是个青年，不要让我们为你可惜！”我把心一横说：“不知道，不能坏良心！”宋鸣时又一拍茶几，震得茶碗跳动起来，吼道：“给我拉出去！”几个特务立即过来拉着我要向外走。老特务站起来说：“唉，宋队长，别生气，别生气，叫他考虑考虑，给他一个机会。”说罢，他回头向我说：“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考虑考虑，我们听你的信。不然的话，可真要作烈士啦！”至此，特务们又把我送回军法处拘留所。进门后，莱芜的几个党员和一些普通犯见我气色不对，围着我问：“怎么样，又吃苦了吧！”我告诉他们说：“我要作烈士。”并把特务审讯情况说了一遍，有经验的犯人说：“特务们就是这一套，威胁利诱。他们没有杀人权，杀人权在老韩（韩复榘）那里。看样子特务们是恨你不让他们立功。你准备过老韩的关吧。”
就在这一天晚上，敌人把我拨到北屋一个小里屋里，见我能扶着墙走动了，立即给砸上脚镣。难友们讲：“那个屋是住要犯重犯的地方。”我明白这是宋鸣时作的祟。次日上午，看守告诉我，有人来看，并递进来一大包点心和10元钱。我从门的窟窿中向外一看，一个人戴着黑礼帽，穿着黑制服的人对我说：“我是来看你的。”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心想恐怕又是特务搞的鬼吧，便马上说：“我不认识你，我不接受你的东西！”他当时有些窘，在旁边的一个扎武装带的小看守说：“怎么回事啊，你不认识他还来看他。”这时那个人向我说：“你不要误会，咱们俩不认识，你认识上新街甲三号张老太太吧，还有任副官，是他们叫我来的。”我立即明白了，歉意地说：“我认识张老太太、任副官，谢谢您给送来钱和东西。”他又说：“大家很关心你的官司，这里有严兄给你的信，你看看。”我接过黎玉同志的信，随后他走了。黎玉同志在信中说，知你被捕受重刑，大家都很关心。同时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大举进攻中国，亡国之痛迫在眼前，全国人民，各党、各军、各界一致要求抗日，当局亦只有抗日才是正当出路，才能得到部下的拥护，你要抓紧时机讲明上述道理。我看后考虑，黎玉同志是让我抓住机会向韩复榘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因而翻来复去地推想，最后我拟定了两种应付敌人的办法：一是估计叛徒宋鸣时作祟，可能凶多吉少，那时就痛骂国民党反动派一场，让听得到的人受些感召。一是估计韩复榘有些民族自尊，就趁机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自己还可能不死。定了这两种应付办法后，就专门等韩复榘过堂。
丙、韩复榘过堂
过了几天，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在小里屋里住，需要专门一人看着，不大方便，又把我拨回东屋大房里。大家在议论着韩复榘过堂的事。从议论中知道：韩复榘过堂，主要依据军法处整理的案情。过堂时，由军法官向韩念案情，如“某人贪污x×元，业经调查证实，请主席公断”，“某人被告，经查不确，请主席公断”等。韩听了军法官念后，三言两语即断一案子，如说“罚他500元钱，找保开释”，“打100棍，罚苦刑两月”。杀人的案子，军法处整理的案情多是“某人通匪，经查明属实”，“贩买毒品白面×元，经查明属实”（当时，韩复榘规定贩买毒品白面1元以上者枪毙），韩听了应杀人的案情后，把眼一立楞，把手一摆，说“毙”，或根本连“毙”字也不说，执法队就把犯人拉上汽车送纬八路刑场枪毙。当时，正逢韩复榘娶儿媳妇，有人议论：“老韩得了喜事，咱们过堂时可能判得轻。”有人说：“他娶儿媳妇和咱们这些穷小子有什么相干，该倒霉的还是要倒霉。”
一天，军法处的军官来检查一些案子，内中有我的案子，还有牟平县一个20多岁脱党（共产党）分子的案子，通知次日下午3时由“主席”过堂。我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如韩复榘说“毙”时，我就高呼党的口号，沿途把国民党痛骂一顿，使闻者有所感动；如他不杀我，我就见机行事，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
次日下午2时，一军法官带执法队押送约五六十名犯人去省府过堂。进大门后，在前院两边停下来。这里停着两辆汽车，老的犯人说，这是押送被韩复榘判决死刑的人到纬八路刑场用的。另外有20多个武装执法队员在院东南边等着。不久，执法队押着我们穿过一个过厅，来到一个南北走廊的西南角下，让我们南北成行坐下等着。从这里向北一望，走廊两边是油漆朱红明柱；走廊北头是一座旧式的瓦屋楼房，门口挂着“主席办公室”的牌子，门前放着一张大桌子，两边站着近20个全副武装的军法官，军法处长史景洲在西面站着，军法官袁道田在东面站着，往南面两边站着执法队的七八十个人。在韩复榘未出来时，军法官互相交谈着。少顷，韩复榘出来了，送一个客人，这时左右站着的人立即肃然站立，鸦雀无声。韩复榘送客人走后，坐在桌子中间，开始审讯。第一个审讯的是莱芜贪污犯毕华桥等人一案。军法官袁道田正要念案情时，韩没等他开口就把手一挥说：“押起来！”毕华桥等就下去了。接着审讯的是牟平那一个脱党的。袁道田念：“牟平县报告，他是共产党，他本人声明已脱离关系。”韩说：“叫他写个宣言自首。”那人就下去了。再接着审讯的是8个夏津（亦可能是恩县）的民团团丁。袁道田念：“据××等告发，这8个人通匪。土匪绑票时，不坚决抵抗，经调查属实。”韩复榘立楞着眼一看，立即手向外一摆，说：“毙！”8个团丁就被16个执法队的人拉下去。8个团丁嘴里嚷“冤枉冤枉”，“×××昧良心诬告”……接着，韩又审讯寿张县贪污一案。被告是一个乡长，五六十岁，两撇胡，原告有3个人，看样子是地主富农之类。袁道田念：“××等告发被告×××乡长贪污，经调查属实，贪污项目多系请客打拼锅等。”韩复榘看着那一被告乡长长得面善，遂说：“你当乡长办公有事吃饭，应是烙饼炒鸡子，你怎么常打拼锅多花钱呢？”那一乡长说：“给主席回，我办公以后打拼锅吃饭是大众开会决定的，有时他们（指原告）也参加吃了。”3个原告说：“乡长贪污多占。”最后韩复榘向原告说：“我看乡长这个老头，两撇胡不错吗，你们不要打官司了，我给你们5元钱，到街上吃顿饭，讲讲和，回去吧。”乡长立即说：“谢谢主席，我有钱，还能让主席拿钱吗？我有！我有！”韩复榘又说：“你们去个小饭馆就行了，可不要去东鲁饭庄大馆子。大馆子要多花钱的。”如此，原告和被告都说：“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就下去了。随后审讯的是一个40多岁的胖子，一条腿，拄着双拐，看样子像个残废军人。军法官念：“×××贩买毒品白面7元，经侦探队查获。他原先在西北军作过事。”韩复榘用眼立楞着停了几秒钟，似乎对犯人是原西北军的人有所考虑，最后还是把手一摆说：“毙！”四五个执法队员架着那个人就走。此时那人破口大骂：“韩复榘，我×你八辈，我×你祖宗。”“老子跟冯玉祥多年，少了一条腿，你连这点事就不顾一顾吗！”“韩复榘……”执法队员中，有的拿军棍打头，有的捂嘴，硬是拖出去了。韩复榘被当场大骂，气得面色青黄。这时，犯人中有的说：“唉呀！主席发火了。”未被审讯的人都呈现出恐惧的样子。我正在考虑应付的两个方法，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我走上去，站在桌子前面。军法官袁道田念道：“这个人叫赵健民，是济南北园乡村师范的一个学生，是共产党的首要分子。济南乡村师范、兵工厂的共产党，均归他领导。他几次去莱芜县进行共产党的活动。在捕共队抓到他以后，他坚决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因此，捕共队宋队长呈请主席枪决他！”此时，立即过来两个执法队的人，把我的两臂抓住，专等韩复榘说一声“毙”，就往外拉。我也有些紧张。天气虽然不太热，身上却出了汗，但神志是清醒的，准备视韩复榘的举动，按照拟定的办法对付之。这时，韩复榘立楞着眼连着看了我两次，说：“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呢？”我遂说：“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热河并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打内战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共产党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这一主张是救国求民的，我们学生同情这一主张，所以参加共产党。”韩复榘又说：“你为什么到莱芜去呢？是不是那里有山，又要闹什么暴动。闹暴动，我可不答应！”我遂说：“莱芜有我的同学，我们是对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我们主要是唤起民众，准备抗日，主张国内的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在韩复榘右边站着的军法处长史景洲插嘴说：“这个人坚决得很，捕共队抓他时，他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吃掉了！”韩复榘又立楞着眼看了我一下，最后说：“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至此，我的案子就算审讯完了。一个执法队士兵引导我下来时说：“兄弟，你真是危险呀！”我对他说：“我准备十之八九是死，现在没死。”他又说：“你在这个地方还讲两句，你们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我见过几次了。”在回到犯人队伍中时，好多人在看我，并说：“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要是别人，韩主席一立楞眼就完了！对他立楞了三四立楞，还不要紧哩，命真大！”有的说：“人家是政治犯，为国家的事，说死就死，没说事就没事，说不定还要当官哩。”我插嘴说：“弟兄们，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为了穷人翻身的！可不是为了作官。”有的说：“共产党向穷人，有好汉子，豁上脑瓜子，准能治起来。”韩复榘又审讯了几个普通犯，这时约6点多钟，审讯完结了，执法队压着犯人回军法处拘留所。
丁、在监狱（法院看守所）里的生活和斗争
在军法处看守所又过了三四天，大概是10月上旬一天的上午，我被送往山东省高等法院。进门后，被关进一个小房子里，一直等到下午6点多钟，才由检查官雷书章问了一遍。我答：“1932年到1933年初，参加共产党，以后断关系了，现做的是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工作。”问完后，被送往法院后院的西南部看守所里。看守所有礼、义、廉、耻4个号，有一个西大楼，我们被押往西大楼北头向南的一排独房间里。我们进独房间后，即听到姚仲明同志（他在西边一个房间内）的招呼声，随后又听到西边有人喊：“健民哥，健民哥……”开始，我还听不太清楚，后来听出来是刘懿祥（章士劳）同志。有个叫尚庆健（尚立斋）的，是我党同情者，也关在这里。他们关心我们被捕及外边党的情况，经问明，小声说话，看守听不见，我便把被捕情况与外边党的工作给他们讲了讲。从此，开始了1年多的法院看守所的生活。
法院看守所的情况是，政治犯每人住一个小单房间，普通犯十几人住一个大房间；每顿饭每人3个小馒头，另外是窝窝头；每早晨十几人一队出来在院子里转圈走5分钟（放风）；每天上下午分班去厕所各1次，每房间有一小便桶；不能看报纸，能看书，但不能看共产党的书（可设法带进一些社会科学的书）；每星期五、星期六可与外边亲友各见一次。
我的案情经过一次公庭辩论。当时，有法院推事长1人、推事两人审讯，由检查官起诉，而后让我个人提出意见（辩论），还有律师分会给派来的义务律师贾潜代为辩护。最后经过谕知庭（判决庭）判决“赵健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判有期徒刑5年”（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另姚仲明同志早判了，也是5年。刘懿祥同志因为年龄小（十七八岁）判了两年半。在我们被判决后，姚仲明等同志提出要上诉。因为上诉一次要一年至两年，在此期间可住法院看守所（如不上诉，就马上转监狱），在看守所每星期可与外边的人见两次面，比监狱好（每季度见一次）。姚仲明同志已上诉了。我们明知不会生效也上诉了，主要是为了在法院看守所多待一些时间。
11月间，理琪（抗战初在胶东牺牲）、刘德福、孙学智等八九个人在烟台被捕，也押到济南高等法院看守所。我们与理琪同志等笑着说：“在外边找胶东党组织没找到，在这里边找到了。”
我们在法院看守所的十几个共产党员，经研究组成了支部，确定我任支部书记，理琪同志任组织委员，姚仲明同志任宣传委员。我们组织学习，学习内容一为理论，一为时事。理论学习主要是阅读社会科学书籍，进行讨论；时事学习，主要是由一个同情我们的姓张的看守秘密地自外面买报纸带进来阅读，每星期讨论一两次。时间长了，渐渐的被看守察觉了。一天下午，我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党的抗战政策问题，看守自楼外边弯着腰，走到我们窗子下边听，我们没有看见他。他听了一会，大声嚷道：“你们这些人，在作死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法院看守所，是监狱。你们抗战，抗战，抗到监狱里来了！这让院长知道了，你们要受一次罪，我们也吃不消。”我们与他吵了起来，“坐监牢就不能提提抗日吗？亡了国，我们要当亡国奴。不仅我们，亡了国，你们同样当亡国奴。你们不但不应禁止我们，还应帮助我们，让我们买报纸看。”看守说：“好，好，我不跟你们说这个！”气呼呼地走了。次日一早，我和理琪同志、姚仲明同志被搬往“义”字号，把我们与大楼上的同志隔绝起来。不久，我给楼上的同志写信，提出仍要设法坚持学习，正在写时，被看守长发现，给我带上手铐。过了两个星期，才给我卸下来。这时到了1937年春（也可能是1936年末）。
理琪同志、姚仲明同志和我在义字号待了一段时间（约1个多月），又回西大楼，十几个同志又在一块儿了。我们继续学习，过组织生活，不过方式更加秘密。我们在法院看守所期间，党的组织常派人去看我们，对我们表示无限的关怀。我们从启示性的交谈中，可以推测到党的工作有较好的开展。我们全体同志为党的工作顺利而高兴，对党的关怀感到无限感激。
时间在前进着。敌人以为用监狱可以摧垮共产党人的意志，但共产党人在监牢中以火一样的热情战斗着。我们把敌人监狱变成学校，多数同志精读了部分马列主义书籍。我们对前途充满无限信心。转瞬间迎来了1937年7月7日，由于我党的推动，全国全面抗战爆发了。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平、津，而后顺平汉、津浦路南下，大举进犯。敌机到济南上空侦察盘旋，我们在监牢里清晰地听到高射机枪的射击声。再也不能忍耐了！经酝酿，我们向反动派进行了一次政治斗争。一天早上7点多钟，看守长来查号，我们一一的站在近铁门的里边，提出：“外边抗日战争兴起，这是关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要捐款抗日，请看守所代为转达。”看守长在我们正义要求面前，面色苍黄，浑身发抖地说：“抗战由国家进行，你们犯法的多什么事？你们捐款？你们有什么钱？”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钱，有钱！”“钱虽不多，礼轻人义重。”说时大家立即把钱单子（看守所规定，犯人所有钱存到看守所，由所发给一单子，随用随取）扔到铁门下边，看守长说：“你们这是胡闹。”我们即告诉他：“不答应，我们就绝食，请你们把我们绝食所节省的费用一道转交抗日战士。你凭你的天良想一想，我们做得对不对，你应不应拒绝我们的要求。”此时，所有房间里的犯人群情激昂，看守长在众目怒视下，如狗一样地溜走了。我们立即进行绝食，送的饭菜在门口摆着没人动。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继续着。看守们动员一些普通犯人来劝我们，我们坚持绝食。敌人把所有政治犯通通分散了，使斗争失掉了核心。考虑到斗争策略，我们停止了绝食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沿津浦铁路向南进犯着。德州、平原相继失守，其先头部队到禹城了，军阀韩复榘的省政府宣布迁往宁阳，济南危在旦夕，大小官吏准备逃跑。反动派在全国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再也不好关我们了，于是以“停止羁押”的名义让我们出狱。我们自由了！就在出狱的第二天，我们就见到了党的负责同志黎玉、林浩等同志，得到安慰，了解到党对形势的估计和政策。根据工作需要，我和理琪、姚仲明等同志奔赴抗日前线，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点燃起抗日的烽火。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