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国处在危亡关头。
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八、九月间，我党中央派张经武同志，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集谈判。谈判中张经武同志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韩并无抗战实意，并业已准备南逃，他迫于全国抗日高潮的压力，于是在十月间便以停止羁押名义，同意释放政治犯。先让找保人，以后对找不着保人的也可免找保人，陆续释放了在押的我党党团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出狱的第二天，在济南师范我见到了省委书记黎玉和省委秘书长林浩同志。黎、林二同志见我急于要知道形势和党的工作方针，黎玉同志便对我说："‘七·七’事变后，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党号召每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要成为一个好的游击队员，号召城市党员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就是党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心任务。”黎玉同志在谈到我的工作时说：“你被捕时是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决定你继续留在省委工作。”我考虑到党的号召，便说：“我老家是冠县，在鲁西人熟地熟，请省委先派我去鲁西搞武装，待一个时期我再回省委工作。”他们思考了一下表示同意。并说明省委在济南危急时，要向泰安转移，可通过鲁西特委张霖之同志同省委联系。
我经林浩同志介绍，同我党省委代表、鲁西特委书记张霖之同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训处长张维翰同志，中央派来山东的红军干部洪涛同志，一同搭乘聊城专署驻济办事处的汽车去聊城，在车上听张维翰同志说冠县已起了两股绿林武装，各三几百人，我们可以收编这两股绿林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车过了黄河，看到的尽是国民党溃不成军南逃的大队和被他们糟踏的村庄。看到这混乱、萧条的景象，遥望着辽阔的鲁西北平原，我心忧如焚，思绪就象滚滚涛涛的河水咆哮奔腾着，恨不能立刻搞起队伍，冲锋在疆场，点燃起大平原的遍地抗日烽火。
一
我经聊城到冠县后，立即召集党员王志浩、许梦侠、孙洪、冯干才、郭英、郭林业和朱月桐等，在朱三里庄开会，了解冠县的形势，研究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和如何对待冠县境内绿林武装的问题。
当时，冠县境内两股较大的绿林武装，冠、堂公路以北的叫“北杆”，以南的叫“南杆，'o“北杆”的首领是石鸿典、荆维德。石当过土匪，荆是旧军人出身。“南杆”的首领是韩春河、尉兰桥、吕福绅。韩、尉均系旧军人，昌是一个好结朋友的富农。这两股流寇虽打着抗日旗号，实则以敲诈抢凉为业。这年八月间，我地下党员郭芳臣按照党的指示，已组织了约六十人的游击队，在我到冠县之前，他们已被“北杆”包围吞并了。一些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受我们党影响的贫下中农，散处在这支部队中。这对一九三八年初将该部队收编为范筑先的第五支队，一九三九年又把这支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第二团，起了一定作用。
“南、北杆”均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且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周景鸯、地主知识分子田贡南已插入“南杆”,“南杆”武装有为国民党所控制之势；“北杆”中有我党员郭芳臣等在其中工作，国民党力量一时难以打入。会议决定迅速建立起一支抗日游击队争取发展壮大，对“南杆”要加强工作，施加影响，引导他们归范筑先收编，走向抗日，争取使其摆脱被国民党顽固派的控制。
党的伟大号召和会议决议，象火炬一样，在每个同志的心里燃烧起革命烈火。这时，朱月桐同志手里有一支匣枪，一支湖北造紧口，南馆陶的王振华也有一支匣枪，再加上我们党员和进步人士各方奔走动员人枪，到十二月初，就发展成一支近百人的党绝对领导的武装组织。
在这期间，我的四叔赵发荣在混乱的局势下正举棋不定。他虽当过直系军阀的排长，爱国思想却很强烈，在地方上人缘也熟。我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对他已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又曾向他说明我党的坑日主张，他也想拉起一支队伍来干。一天，他对我说："‘北杆’的荆维德、‘南杆’的尉兰桥当过县骑兵队，跟我认识，‘南杆，的韩春河当过我的号兵，他们都劝过我组织队伍合伙干。你看行不行？,，我说：“听共产党的话，拉队伍抗日，怎么不行呢I,，他顾虑跟荆、韩、尉等合伙怕以后“背头”（意即不光明、犯法）。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走抗日道路是救国救民，没有‘背头’的道理。”他听后解除了顾虑，但在与谁合伙上，还拿不定主意。我分析了下南、北“杆”的情况，又告诉他说：“你参加‘南杆，有利，你跟韩春河关系深些，你去了后还可以与周景赛、田贡南这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作斗争，以后可以逐步把‘南杆’改造成抗日的队伍。”他欣然同意，不久，他利用旧军人的关系，十几天内就搞起了一支百多人的队伍，加入了“南杆”,编为该部的第十队。
一九三七年底，“北杆”袭占了冠县，我们这支初建的抗日游击队在朱三里庄也难以存在，便去城南，加入了我四叔的第十队。至此，第十队便成了完全由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为改造“南杆”又迈出了一步
二
“北杆”突然袭击占领了冠县县城，这对“北杆”来说是个大胜利，而对“南杆”来说却是个很大的刺激。“南杆”也不示弱，为扩大势力，遂进驻冠县城西柳村、北射庄一带，意欲攻占南馆陶。
当时南馆陶民团头子张星五已拉起上千人的地主武装，与“南杆”隔河对峙，双方都剑拔弩张。为急于攻下南馆陶，“南杆”在北射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南杆”的主力队长胡喜成、梁福亭、杨士珍等人，极力主张合力攻取南馆陶。有的则认为张星五已作了充分准备，加之河深不能徒涉，不宜强攻。国民党顽固分子周景鸯、田贡南仗势南馆陶熟人多，提出愿意深入南馆陶劝降张星五。我想张星五势众恃强，岂肯归降？我便示意我四叔十队长赵发荣发表意见。他明白我的意思，即说：“周、田先生既有此主张，想必那里有知心厚友，可以一去。”周景赛、田贡南自认一去便能大功告成，竟带骑兵随员驰向了南馆陶。
周、田一过沙河，他们便遭到马衍材民团的排枪射击。周、田吓得滚鞍下马，连连招手示意是来谈判的。一进南馆陶，张星五知道他们是来劝降的，便令人下掉他们的枪支，把他们装进麻袋投入卫河。从此，国民党顽固派在“南杆”中的势力便一蹶不振。
三
改造绿林武装使其变为抗日力量，这是我鲁西北特委一个重要策略。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鲁西北特委决定支持范筑先收编“南杆”。
范筑先是非中央系的旧军人出身，当时是六区专员。他的思想作风治军方法虽是因袭旧的一套，但拥护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一位坚持杭战的爱国官员。他委派过四个共产党员作县长，对我党发展抗日武装积极支持。使“南杆”归范收编，对嗣后把“南杆”改造成我党的抗日力量极为有利。为此，我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范筑先也曾派参议刘致远（中共党员），到冠县与“南、北杆”的首领洽谈。
当时，南、北“杆”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归范收编，结束流窜抢掠的生活，以韩春河为首的一部分人则存有收编后怕被杀的顾虑。他们内心的意图是扩大力量，被收编后人多势众，范筑先专员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当时他们的下层士兵，下层干部多属贫穷农民，这一部分人纪律好约束，但他们的上层以及骨干中层，则多属旧军人、土匪成份，所以他们的纪律是不可能约束好的。他们每到一地不仅地主、富农的粮、猪、牛、羊一扫而空，往往中、贫农也遭受同样的结果。在此情形下，冠县北部、东北部的地主富农堡寨区及其它地主武装强的村寨的中、贫农也站到地主富农一边，坚决抗击南北“杆”的侵犯。针对这种情况，我党组织采取陷其被动、失败的方针，以促其同意归编。如，“南杆”攻打李辛村时，我党组织发动党员、群众，故意抬着爬墙工具撞击的哮呕作响，有的则大声吵骂，使对方发觉而守护有备，造成攻打的失败。另外，在士兵中散布消极言论，涣散军心，削弱其战斗力。“南杆”攻打李辛村失败了，北杆”攻打韩路村也遭到了失败。南、北“杆”的首领们感到已处在要打打不下，要退丢脸面的困难境地。
正当这时，一天上午九、十点钟左右，范筑先带领骑兵卫队二十余人，突然来到“南杆”司令部。范当时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士兵一知他是范专员，多肃然起敬。而韩春河却十分警觉。他的传令队六、七十人，均匣枪出壳，列队而立。其他各队也整装待命。
范筑先气宇轩昂，泰然自若，见了韩春河开头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我要你们学习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抗御外侮，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归我收编为抗日部队。”韩春河无理地提出他攻打李辛村死、伤多人，要李辛村投降后才归编的要求。范筑先当即正告韩春河：“你这个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你们现在是土匪，李辛村的村民才抗击你们。我是抗日的督察专员，我还能要李辛村投降你们？你们归我收编，成为抗日部队，严守军纪，不仅李辛村，任何村寨都会欢迎你们。”韩春河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就在范、韩谈判之际，韩的副官长高耀奎在外边鼓动士兵要把范筑先随从警卫的枪下掉，抓起范来。我们看收编“南杆”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发动被我们控制的十队、八队还有关系较好的四队表示反对，并推出赵发荣、吕福绅等表示态度：范专员来收编我们，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有的人捆不住火，竞然骂起来了：“他妈的，真不要面子！谁敢动一动范专员，我们就叫他双手倒背l（意即捆起来）,，也有的说：“要当土匪你们当，我们不再当了,，大势所趋，韩春河只好同意了收编。
韩春河把两千多人的部队集合起来列成方队，请范筑先讲话。韩春河指着范筑先对大家说：“这是范总司令，他这个司令管着我这个司令??。”随后，范筑先讲了归编后成了抗日部队，应严守纪律等一些问题。“南杆”很快开到了聊城，改编为抗日游击队第六支队，建制两个团一个特务营，我四叔赵发荣任营长。该营有党、团员二十多人，再加上一些社会关系，该营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这时我是六支队党的负责人，在司令部任少校参谋。在我党工作的推动下，“北杆”也很快被范筑先收编为第五支队。
就这样，这两支绿林武装便都结束了抢掠生活，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四
“南杆”改编为六支队后，设立了政训处。政训处实则是我党设在“南杆”中的一个党的领导机构。我党利用这个合法机构积极开展工作，党的威信与日俱增。战士在我党教育影响下，斗志增强，士气昂扬。
不久，阳谷县城被该县土匪布永言等袭占。阳谷之与聊城，实属要害，范筑先当即下令六支队进击布匪，收复阳谷。这时，干部、战士们刚换上军装两天，情绪高昂，九十华里的距离当天黄昏就赶到了。夜幕降临了，高高的阳谷城墙笼罩在蒙蒙的夜色中。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阳谷县城团团围住。司令部带一团扎在北关，负责县城北、西两面，二团开到东面，特务营开进南关，布永言发觉后大吃一惊，他纳闷范筑先只有一个保安营，为什么竟有这么多军队？当喊话中布知是六支队后，站在城墙上破口大骂：“你们刚穿上二尺半的褂子（军衣），就打我们光脊梁的（土匪）!”六支队的战士们则自豪地回答他们：“我们已成了抗日的队伍，不愿当土匪的，是爱国的快开城门吧！,,
入夜，我军分成小队多处攻城，白天，组织特等射击手射击城上的枪眼。一连几日，枪弹横飞，尘土飞扬，打得十分激烈。布永言七百余人日夜守在十里长的城墙上，感到首尾难顾，岌岌可危，恐慌万状。迫于形势，布永言不得不派代表与范接洽，同意归编。阳谷既克，城门大开，六支队数千人列队开进了县城。全城欢腾，庆贺胜利，六支队初战大捷，士气更加高昂。
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寇大举进攻徐州。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抗战的压力，不得不组织徐州外围的防御战。滇军在台儿庄给日寇以挫伤。为威胁徐州后路，日寇土肥原师团约两万人，沿平汉线直趋豫北安阳地区，经河北之淮阳，山东之波县，南渡黄河直插陇海沿线的商邱地区包围徐州。
范筑先即令五、六、二十一、二十二四个支队，各选拔精锐人马，出兵淮县截击日军。范筑先也亲临淮县北之马陵道指挥。马陵道是战国时孙殡设伏兵击溃庞涓的地方。全军将士一到此地，均有出师必捷的气概。当时，特务营选拔的精锐人马由我率领。部队开到淮县北古云集以西的金堤上，俯视睽阳、淮县公路，日寇正如混浊的黄滔滚滚东流，时而有上百辆汽车疾驶而过，公路上腾起迷漫的尘土。
下午，我特务营以排枪向敌后尾猛烈射击，迫敌与我作战。金堤南有黄河支流积水，敌人不敢涉水上堤，只以迫击炮、机枪与我军对射。战士们见敌人也只是炮击、扫射，又见敌人有些惊慌，战斗情绪非常旺盛。二连长王金钟有战斗经验，他命令战士疏散开来，伺机射击。这时，战士们对敌人的重机枪扫射全不在乎，在敌人扫射一地时，其它地方的战士多伸出头来，放手地射击敌人。战至黄昏，日寇拖着二十多具尸体逃回了蹼县。
入夜，我六支队特务营摸到淮县以西的公路上破坏了日寇的军用电线约十余里。当时，战士们拔杆的拔杆，卷线的卷线，黎明时分，大家扛着木杆，背着电线，胜利地返回了驻地。并把线杆、铜线，送交范筑先司令，范筑先高兴地摆在他的指挥所要人参观。
此时，日寇大部队急于包围徐州，不再恋战，离开淮县过黄河南进了。其后续部队多为汽车运输的粮弹，只淮县尚有留守日军不时出击。
一夭拂晓，我带领特务营与二十一支队的七十余人配合，埋伏在淮县以西七、八里的公路北侧，准备截击日寇运输队。上午十一时，日寇汽车运输队自淮阳开来。约离我二百米时，我军以密集的排枪，向敌猛扫。敌人顿时慌乱起来，喊声骂声乱作一团。没等敌人下车，战士们一阵射击，敌人纷纷倒下。二连长王金钟沉着勇敢，指挥着打击敌人。他高兴地对我说：“你看，鬼子象黄狗一样，一个个的倒下去了！),
这时，日寇的后续汽车越来越多，停在公路上一长串望不到后尾。随后，敌人抬下重机枪架在公路南北，企图逐渐对我包围。我当即与二十一支队领导人研究决定，分批掩护安全撤退了。
此战敌人伤亡近百人，而我特务营仅有一战士贾玉珍脚部受伤。经过这场战斗，大灭了日寇的威风，大长了我军的士气。战士们纷纷议论：“鬼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子弹打到他身上，也同样要去见阎王！,,
随后，日寇撤出淮县过黄河去陇海路了。我军收复了淮县，六支队奉命又开回了阳谷驻地。
五
到五月间，由于我党通过各部政训处开展工作，党的力量和影响已与日俱增，因之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极度恐慌。他们推出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为首，以王所掌握的二支队为其骨干，纠集各支队的反动分子，不断与我党发生摩擦。一时，两党相持，局势紧张。六支队特务营长赵发荣问我：“你们共产党准备怎么办？,，我告诉他：“我们准备打仗。特委已告各地党组织，要积极掌握武装，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他说：“当初拉队伍我就决定听共产党的，走抗日道路。现在范属下的部队中，国共两党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我还是靠你们共产党这头。我准备建议韩春河让你当这个营的营长，以备一朝有事为共产党出力。你看怎样？,，我表示同意。
于是，赵发荣以年老多病为由，向韩提出了建议。韩说：“健民是共产牌呀！,，赵发荣解释说：“共产党是合乎世界潮流的新兴力量，分田分地，穷人拥护，将来的发展谁也比不上共产党。健民虽是共产党牌，对你可没别的。”韩春河鉴于赵发荣的面子，这才同意，说：“好．让他当营长去闯吧！"于是，韩春河另委任赵发荣为六支队高级参议。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领话剧团来六支队慰问，到了阳谷县的张秋镇，一些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又猖撅起来。
当时六支队政训处主任是白洁民，下设的教导员、指导员遇事习惯说“请示白主任”或“等白主任决定”等话。另有政训处的一个宣传科长朱介子穿的是白鞋。这两件事也成了顽固派寻衅的借口。韩的副官长高耀奎向韩说：“现在六支队事事都要请示白主任，要白主任决定。朱介子穿白鞋，他老人是六支队打死的，他是六支队的仇人！,,
韩春河一听勃然大怒，说：“六支队是我一棵枪一棵枪聚起来的，有他白洁民的啥？统统给我赶走！,,
我得知后不由一惊，立刻通知朱介子离政训处回家，以防不测。又找到韩春河说明，人们说的“请示”、“决定”指的是写标语、讲抗日课，高耀奎的话不合事实。韩春河鼻子里哼了声说：“健民你是共产牌呀！政训处也是共产党吧！"我郑重地说：“政训处怎么是共产党啊？他们都是些抗日救国的青年学生。”
自此，韩春河不再听信高耀奎的话了，可仍没收回成命。为了粉碎顽固派的阴谋，六支队的党组织针锋相对地发动了一场反击高耀奎造谣中伤政训人员的宣传活动。另鼓动支队副司令昌福绅和高级参议赵发荣向韩力争，国民党顽固派妄图赶走我政训人员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
六
六月，六支队奉命开到阿城镇待命。这时范筑先已到阿城镇。得知沈鸿烈到东阿后，济南日军得信，便以重兵猛攻。沈鸿烈所率吴化文旅被日寇打得大败，沈率领他的省政府机关人员逃往黄河北岸，并要范筑先援救。
五、六支队奉范之命，向东阿日军发起了进攻。
六、东阿城紧临黄河南岸，东南丘陵起伏。黄河因国民党炸开了花园口，已无流水，便于接近。五支队从西、南两面，六支队从北、东两面，包围了县城。我派出多股小分队，不断袭扰敌军。特务营排长穆大侠，夜间率小分队摸近城壕，以手榴弹轰击城墙。日寇出击，我则节节抗击，他们撤回，我又节节追打。搞得日寇疲惫不堪，不几日便弃城逃回了济南。
正当我军收复东阿休息，各部有的尚未返回之际，济南日军以数千兵力复占了东阿。我方以为日寇要报复其失败之耻，那知日寇竞经东阿向东平、坟上方向开去。其运输汽车五、六十辆，陷在了黄庄附近的泥滩里。押车日军不过百人，除轻机枪、掷弹筒外并无重武器。我五、六支队迅即将敌团团围住。六支队绕到敌南侧，利用山丘地形掩护接近了敌人。次日，敌人惊慌失措，烧毁被陷汽车，拚命向前集中。我特务营冲下山去，与敌展开激战。一连排长穆大侠提着匣枪冲在前面，向战士们大喊：“鬼子败了，冲啊！抓活的l”敌人丢掉阵亡尸体，拚命逃窜。
这一仗，我军俘敌一名，缴获满载夭津大米的崭新汽车十三辆。战斗结束后，六支队在黄河北岸的苫山村开庆祝会。韩春河讲话说：“别看我的兵军装破，枪不好，就是能打小日本。”并撒谎说：“缴了日本汽车四十辆。”我们明白，韩春河的用意是邀功请赏，树个人的威信。
七
旧军人出身的韩春河，又当过土匪，思想作风非常陈腐。他不仅经常残暴地打骂下级人员，对我政训处也屡做冷刺热讽的攻击。并且，他坚持流寇恶习，不搞军事训练。
六支队自阳谷县东移东阿县桐城镇后，他与国民党顽固派范的参谋长王金祥来往颇密。国民党第四区的专员顽固分子袁某某（编者注：2015年《民政部公布第2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已把袁命名为烈士），也到六支队讲话，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陈词滥调。韩竟以山珍海味的宴席对袁佳宾相待。
韩春河日趋反动，我党组织决定发动党员、群众，认清韩的本质，将他赶走。经过大量工作，酝酿成熟，我党鼓动副司令吕福绅、参谋长梁焕章带头署名，由团、营长联名，写了控告书，列举了韩春河读职不理军务，私藏枪支，准备将来再做土匪等罪行。控告书由我亲送聊城交范筑先。范当时有些犹豫，经我说明，韩以土匪经验治军，部队不可能成为真正抗日军队后，范又看到六支队绝大多数干部的署名，表示要撤换韩春河。
不久，范筑先来到桐城，向韩春河说明大多数千部控告他的情况，提出要他离开六支队。韩春河陷于孤立，自感在六支队混不下去，便同意了范的意见，带着司令部传令队和一个有两挺轻机枪的机枪连，总共不到一百人，悻悻地到阳谷去了。
赶走了韩春河后，范筑先提出把六支队缩编为一个团。原一、二团改编为一、二营，特务营改为三营。当时，六支队的党组织和多数干部同意副司令吕福绅当团长。吕的思想比较开明，对我党开展工作比较有利。但范重视旧军人，他委任了梁焕章为团长，吕福绅为副团嵘，致使相当多的人不大满意。
八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日寇四、五千人，由东阿龟山过黄河绕过六支队驻地桐城，奔袭聊城。当时，我部向东北方向派出的侦察员，中午时尚未发现敌情。东阿地方党员王西城急来部队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又急告梁、吕。梁、吕大为惊慌，即令部队整装待发。黄昏后，范的赵副官长在电话上问情况时，我们当即告诉了他。次日，电话不通，得知聊城业已失守，范筑先坚守城池，壮烈殉国。吕、梁遂带六支队于十五日夜，经聊城南之郭店屯，开回到冠县东南二十五里处之东西大李村休整。
到东西大李村后，梁焕章便派副官王某，去朝城与王金祥联系，企图将六支队归国民党。
支队我党组织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应变计划。一方面派专人飞速通知我四叔赵发荣即来都队；一方面分析了六支队的情况。三个营中，一、二营有的有党支部，有的有党的零星关系。而原特务营改为的三营，各连均有党支部，指导员都是党员，二连长杜克印是党员，一、三连长虽非党员，是党的可靠积极分子。我们估计，二营长杨士珍可守中立，唯一营长是旧军人出身，可能跟梁焕章走。最后党组织决定，一旦梁确定南归王金祥，部队即以三营为骨干，联同一、二营我党所能带动的力量，抓起梁焕章，缴一营的械，北去冠县，归我党领导的筑先纵队。
我四叔赵发荣回部队后，梁的副官也从朝城带着王金祥的信回来了。赵发荣即向梁、吕提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去向。会上梁与一营长主张归王金祥，吕则倾向筑先纵队。我在会上力主归筑先纵队。吕问赵发荣：“四叔意见怎样？”赵发荣说：“我的意见是，宁舍王金祥不舍张维翰（筑先纵队司令）。张维翰是将门子弟，而且他就是咱们这里的人，他家在这里，他不会作对不住我们的事。王金样是东三府的人，他做了对不住我们的事，跑掉了，我们找也找不到他。”一时间，归筑先纵队的意见占了上风。吕福绅不识字，要赵发荣念念王金祥的信。记得信的大意是：接梁焕章有意来归之信，很为高兴。建议把部队向东开到堂邑县境。粮袜由堂邑宋县长负责供应。所需弹药一事，待部队到堂邑后，即派人送往。信最后还说，其不愿意来归者，不必过于勉强。
大家问：“他说的不过于勉强是什么意思呀？”我四叔赵发荣说：“他的意思是，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来就散。”于是，大家哄然大笑，纷纷说：“不愿来就散哪？不归他了，归张维翰！"会议决定归筑先纵队，共推我去冠县见张维翰。
我到冠县后，向张维翰同志和我党的特委书记张霖之同志汇报了情况。之后，六支队便改编为筑先纵队第三团，接着第三团便开赴了邱县整训。
在抗日战争硝烟烽火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我党的工作和一系列斗争，终于把“南杆”这样一股绿林武装，一步步地改造成了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力量。烽烟锻壮士，烈火分钢渣。这支在党的教育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部队，嗣后，与敌人转战在疆场，为打败日寇收复国土贡献了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