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10月，我所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该旅共有3个团，即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奉命到冀南第三军分区集结整训，寻机打击敌人。该军分区在邯郸以东、威县以南的鸡泽、临清、临西、曲周、永年、肥乡、广平、邱县和馆陶县境内。在这次全旅集结前，我们这个部队都是以营为单位，分散在卫河以东的鲁西地区同敌人进行周旋。有时，偶尔也以团为单位进行一些活动，但为数很少。像这次全旅三个团集结在一个地区进行活动，还是第一次。干部战士初次见到这种场面，无不欢欣鼓舞，个个摩拳擦掌，求战情绪很高。
那时，冀南第三军分区所属各县都驻有日军。邯郸是日寇的大本营，主要有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大名，驻扎着该旅团的1个联队。在曲周、永年、广平、肥乡和鸡泽县，各驻扎着该旅团的1个中队。在馆陶、临清和邱县，各驻扎着日军驻山东聊城独立第十混成旅团的1个中队。日寇仗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占据各县城以及公路沿线重要城镇的有利条件，常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特别是驻邯郸的日本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经常组织日伪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有时，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独立第十混成旅团同在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司令官的指挥下，向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大“扫荡”。但是，我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经过4年的抗日斗争，已积累了许多打击日寇的经验，特别是我八路军指战员，在过去以营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战胜日寇的宝贵经验。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经过减租减息斗争，广大群众都已充分发动起来，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如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各乡村也都建立了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广大抗日群众在当地的党组织领导下，为了有力地配合我八路军进行反“扫荡”，从1939年冬开始，在通往根据地各村的要道上都挖有一米七八深的壕沟。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日寇的坦克和汽车的行动。所以，尽管敌人多次疯狂地到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最后都遭到了失败。
10月上旬，我们新八旅三个团开始分散到曲周、永年、广平、肥乡、馆陶和临清，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主要任务是帮助抗日根据地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当时，我们第三营所在的第二十二团是在曲周县和永年县一带活动。一天，正当我二十二团所属第二营在曲周县东南二十里的大连寨村内驻扎时（当时，我们第三营住在大连寨以南的某村；第一营住在大连寨东北的某村），曲周县的敌人纠集了1个大队的兵力，携一三式山炮1门，突然向驻大连寨第二营的阵地进行袭击。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敌人很快攻占了第二营大连寨村西头的阵地。第二营全体干部战士陷于苦战中，情况十分危机。这时，正在第二营检查工作的王近山副旅长立刻命令骑兵通讯员疾速赶到第三营告诉我，命令我第三营跑步赶到大连寨增援第二营。我接到命令后，马上集合部队，跑步向大连寨前进。当我们第三营赶到大连寨东南一里处的一条壕沟时，我见到了王近山副旅长。他用手指看大连寨方向告诉我说：“现在日寇有四五百人，已攻人大连寨村内，第二营全体指战员正在村内逐屋同敌人进行战斗。命令你营派1个连从村南攻入村内，协助第二营向敌人进行反击；1个连从大连寨村南向西进击，防止敌人从大连寨以南包围第二营；其余两个连从大连寨以南迂回到大连寨西南，包围敌人。”我接受任务后，立刻命令第十二连胡中华连长，带领全连顺壕沟攻人大连寨村内。然后又命令第九连从大连寨以南，利用坑塘地形向西攻击前进。最后，我率第十连和第十一连，顺大连寨以南约100多米的一条东西向的壕沟向西迂回前进，摆开一个侧击和包围大连寨村西头敌人的阵势。敌人发觉我营向西运动，其侧背受到威胁的动向，急忙组织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在山炮的配合下，向我营阵地猛烈轰击。由于我营处在壕沟之中，所以，尽管敌人火力强大，但只有少数掷弹筒弹落人沟中，造成一些小的伤亡。我营久经考验的干部、战士冷静沉着地按计划占领阵地。这时，我料定敌人在集中火力向我轰击之后，必然会组织步兵向我阵地发起冲锋。于是，就命令第十连和第十一连，一方面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一方面组织好火力，做好反击敌人冲锋的准备；要求各连敌人不到150米以内不打，并约定，我的匣枪响三响即向敌人发动反击。此时，我和营教导员沙延孝同志注意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一会儿，敌人的强大火力慢慢稀疏下来，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大连寨以西，约有两个中队200多敌人，以班为单位，各自举着一面小太阳旗，成散兵群的队形，在指挥官的指挥下，向我阵地冲来。我立刻命令第十连和第十一连，以班排为单位准备好排子枪和手榴弹，并做好白刃格斗的准备。当敌人冲到我营前沿阵地不到100米远的地方，在我匣枪三声响的号令下，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像雨点一样打向敌群，只见敌人像被割倒的“谷个子”似的，纷纷倒下。随后，我带领第十连和第十一连一起跃出壕沟，向敌人猛扑了过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破了胆，哭爹叫娘、连滚带爬地丢下七八十具尸体向后逃去。正在我干部、战士收拣敌人枪弹时，敌人的轻、重机枪和山炮又开始狂叫了起来。为了避免重大伤亡，我命令第十连和第十一连撤回到原壕沟中的阵地，并要他们严密监视敌人，做好打退敌人第二次冲锋的准备。我们刚撤回阵地，就接到第十二连胡中华连长和张德政指导员的报告，说他们连已经攻人大连寨村内南部，正在同第二营的全体指战员并肩战斗，痛击村西头的敌人。紧接着，第九连张金钰连长也来营指挥所报告，说他们连已进人大连寨村西南部，正同敌人在相隔不到百米处对峙中。我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对他们说：看样子进攻大连寨的敌人兵力是1个加强的大队；在第二营和第十二连对面可能是敌人的1个中队；在第十连和第十一连的对面可能是敌人的两个多中队；在大连寨西北约1里多的地方是敌人的1个预备中队。我还告诉他们：向第十连和第十一连阵地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敌人，虽然被我们打退了，而且伤亡惨重，但从敌人又组织火力向我轰击看来，还会伺机反扑，发动第二次冲锋。你们第九连要和第十二连紧密协助，抓住战机，向大连寨村西头的敌人发起攻击，以便配合第十连和第十一连歼灭大连寨之敌。在我向第九连连长张金钰同志下达任务时，敌人发现了我营指挥所的位置，突然向我营指挥所方向打来几枚掷弹筒弹，其中，有一枚八八式掷弹筒弹落在我和张金钰同志身边不到1米的地方，吱吱冒着白烟。在这万分危机的一瞬间，我的警卫员程春潮同志，一个箭步冲上去，拾起掷弹筒弹向敌人的方向扔回去。这时，掷弹筒弹在敌阵地前开了花。营指挥所所有人员无不为程春潮的英勇行动齐声喝彩。
当王近山副旅长接到我们第三营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并歼敌七八十人的报告后，就派了一位作战参谋到我们第三营指挥所传达他对我营全体指战员的鼓励和指示。他说：“在今天的战斗中，你们第三营打得勇敢、顽强。你们勇猛战斗的行为使敌人丧胆。你们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你们给大连寨西部敌人的沉重打击，是对第二营的有力支援。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坚决打退敌人第二次以至第三次反扑。”他还告诉我们：“第一营也调到大连寨参战来了，他们正从大连寨以北敌人的左翼，包围敌人。”最后，他说：“你们第二十二团三个营，今天一定要全部歼灭这股敌人。”作战参谋走后，我把王副旅长对我们全营的鼓励和指示以及第一营参战的消息，一一向全营指战员作了传达。指战员们听后，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个个磨刀擦枪，斗志昂扬，都准备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多立战功。自我们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后，敌人在野战工事里不停地用轻、重机枪向我第十连和第十一连阵地扫射，妄图用密集的枪弹，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程春潮同志在壕沟里冷静地判断着敌人机枪射击的方向。当他判明敌机枪射击方向后，就探出身去，向西北方向观察敌人的动静。他还把这个方法作为经验介绍给大家。当时，我只是觉得他介绍的这个经验有些道理，却没料到这个办法少用几次是可以的，如果用得次数多了，就容易暴露自己，造成不良后果。于是，我们就按着这个办法去观察敌人的动静。就在我们第三次探出身去观察敌人动静时，突然从左前方敌人的野战工事里射出了一排步枪子弹。程春潮同志不幸中弹倒下。我急忙跑上前去，扶他靠在我的怀里，仔细一看，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他的头部，鲜血像喷泉一样直往外冒。我赶紧用一块毛巾替他包扎好伤口。这时，他睁开眼睛用手指了指左前方敌人的阵地，头就歪到我的胳膊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春潮！春潮！”可他像睡熟了似的，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此刻，我的心就像刀绞一般难受。望着这位跟随我3年的沉着、勇敢的年轻战士，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自1937年冬我建立党的抗日武装以来，程春潮同志就一直做我的通讯员和警卫员。在历次战斗中，他都身带双枪（驳壳枪和马捷克式枪）守护在我的身旁。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他总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每当遇到恶战时，他总是镇静自若地鼓动周围的同志们，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战斗。每当我在战斗中带领部队向敌群冲锋时，他都是走在我的前面，而当我带领部队摆脱敌人的追击撤退时，他总是跟在我的后面进行掩护。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为了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这怎能不使我和全营指战员悲痛落泪呢？
正当我们为程春潮的牺牲而悲痛时，第十连第三排的文化战士粟玉安，右肩负重伤被抬了下来。我见他伤势很重，就安慰他，并劝他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等伤养好了再归队杀敌。我命令营卫生员和第三排的几个战士把他轻轻地放在担架上，送到后方医院去了。粟玉安同志，也是在1937年冬我建立党的抗日武装时参加八路军的。那时，他才十六七岁。从1937年到1939年，他一直给我当公务员。1940年春，我才让他去第十连第三排当文化战士。
刚送走了粟玉安同志，我就接到了第十连和第十一连的报告：敌人正准备向我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我一面命令第十连和第十一连重新组织好火力，准备在敌人向我冲锋时更多地杀伤敌人，一面探出头去向西北观察，只见敌人把后方的预备队1个中队也调上来了，敌指挥官正手舞军刀，像赶羊似的驱赶着敌兵向我阵地扑来。望着凶恶的敌人，我的眼里射出了仇恨的火花。为了彻底打跨敌人，我命令第九连和第十二连，在第十连和第十一连打响后，立刻向敌人发起冲锋。当敌人离我第十连和第十一连阵地只有六七十米时，两个连的机枪和步枪形成交叉火力，一齐向敌猛烈射了过去，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敌人又丢下六七十具尸体，狼狈地缩了回去。这时，我发现敌人的一个指挥官还在手舞军刀，拼命地驱赶着敌兵向前冲，但谁也不听指挥，爬在公事里一动不动。见此情况，我就命令通讯员吕春和用枪瞄准敌指挥官。吕春和手起枪响，只见敌指挥官应声倒下。第九连和第十二连在第十连和第十一连打响的同时，乘机向大连寨西部的敌人发起了冲锋。敌人在大连寨村西部占领的第二营的阵地很快就被夺了回来，但第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和第九连指导员张少村都在这次冲锋中牺牲了。在第一营和第二营的配合下，在我营各连的勇猛反击下，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向曲周方向狼狈逃窜了。当我和营教导员沙延孝同志手提驳壳枪指挥各连追歼残敌时，发现了敌人丢下的一三式山炮。这时，我们就越过敌人的尸体，朝一三式山炮奔去。就在快要接近山炮时，隐藏在山炮右后方几个坟堆下的敌人突然向我们打来一排冷枪，教导员沙延孝同志不幸在我右边中弹倒下。我和通讯员急忙闪在山炮左边，对准敌人射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结束了残敌的性命。然后，我奔向沙延孝同志身边，扶起他的身子一看，一颗子弹正打在他头部右上方。我摸摸他的胸膛，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战士们见此情景，悲愤地怒吼着：“为教导员报仇！为教导员报仇！……”像一群猛虎似的，向残敌扑去。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这次大连寨战斗，共毙、伤敌300多人，还缴获敌人山炮l门、歪把子机枪4挺、掷弹筒6枚、新三八式步枪100余支。在战斗总结时，王副旅长说：“今天大连寨战斗，我们虽然没有全部歼灭敌人，但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日寇一沉重打击。敌人再也不会轻易地出动1个大队的兵力向我根据地‘扫荡’了。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对敌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还一再表扬我们第三营和第一营。他说：“由于你们指挥正确，方法得当，使敌人始终没有靠近你们阵地一步，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希望你们要好好地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争取在今后的对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在提到第二营时，他说：“第二营虽然在战斗一开始有两个连没有很好地掌握部队，丢了大连寨村西头的阵地，但就全营来讲，同志们不畏强敌，死守阵地，拖住了敌人，很好地配合了兄弟营的战斗，同样也为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防止敌人进行报复，他命令我们各营赶快打扫战场，撤回到大连寨东南的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休整。
在打扫战场时，我命令营军需长宋汇东、书记长程玉璋和营卫生员等几位同志，负责组织战士们把营教导员沙延孝，第十二连连长胡中华、指导员张德政，第九连指导员张少村，警卫员程春潮，以及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22位战士的尸体，抬回大连寨东南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安葬。按人道主义精神，我让另外一部分战士就地掩埋日军阵亡士兵。在掩埋日军士兵时，我们发现这些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士兵，大多是20多岁的青年，且个个肥肥胖胖，皮肤白嫩。战士们见此情景，一股愤怒的烈火窜出胸膛，有的扑到敌指挥官身边，要扒出他的心来；有的要敲掉敌指挥官的大金牙；还有的要把敌人碎尸万段。经我反复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战士们才强压怒火把敌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掉。
我在向根据地中心区走的路上，回忆起在大连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心情非常沉痛。
沙延孝同志，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是我山东地下党寿张乡师党支部的一位积极分子。他对发展寿张乡师党的力量，开展冠县地下党的工作，都有很大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组建我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卓有贡献。1939年秋，他到我们第三营任教导员后，干得很出色，他的牺牲，是我抗日力量的重大损失。
第十二连连长胡中华同志，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凤凰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他很小就给地主扛活，受尽了剥削、压迫、欺凌，饱尝了人世间的折磨。1937年冬，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了党在堂邑县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游击队里，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很快由一个普通战士提升为班长，后又被提升为排长。1939年初，党派他到筑先纵队第五营当连长。1939年秋，党组织为了加强第三营，就把他所带的五连100多人拨归我们第三营，编为第十二连。胡中华同志对待全连干部战士情同手足。他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在营、连开展游艺活动时，他和战士们配合默契，常以滑稽的表演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战士们都把他当作亲人看待。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次大连寨战斗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尽了自己的鲜血。
第十二连指导员张德政同志，出生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流浪到关内。1937年秋，在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署政训处任上尉政训员。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他是公认的优秀共产党政训员01938年春，党组织派他到第三支队（这个支队是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1个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战斗较强的支队）邵吉胜营任少校政训员。他在这个营做党的地下工作，成绩卓著。后来，该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日渐反动，党组织就决定让他撤出了这个部队。1940年春，党组织调他到我们第三营第十二连任指导员。1940年夏季，邵吉胜部侵占了聊城西南的李海和白堂。我八路军部队对邵吉胜部进行围攻。在战斗打响前，他临危不惧，一个人深入到李海西门外几十米的地方，向邵吉胜喊话，劝其投降。他的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称赞。在大连寨战斗中，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和胡中华连长密切配合，带领全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九连指导员张少村同志，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参加革命前在济南省立高中上学。1937年冬，他在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署政训处工作。1939年秋，党组织调他到我们第三营第九连任指导员。为了把第九连建设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的坚强队伍，他深入到干部战士中间，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了活跃连队文化生活，他除教全连干部战士唱当时流传在抗日根据地内的革命歌曲外，还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先进典型素材，自己编写歌曲教全连干部、战士唱。由于他的努力，第九连在全营历次歌咏比赛中，以及和兄弟部队会歌中，总是名列前茅。他的眼睛虽有些近视，但在每次战斗中，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在配合第十二连攻打大连寨西部的战斗中，他身穿一件羊羔皮袄，冲杀在全连的前面。他胸部负重伤，由于流血过多，刚被送到医院就牺牲了。
当把战斗中牺牲的22位烈士抬到大连寨东南根据地中心区准备安葬时，我望着成“一”字形摆放着的烈士遗体，就觉得他们没有死。他们大多数都是在1937年冬和1938年参加我所组建的党的抗日武装部队的，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有觉悟的贫下中农子弟，在漫长的抗日斗争岁月里，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成长为坚强战士。在那行军作战常有一日吃一顿饭甚至一天吃不到一顿饭的情况下，在那每人每月只有1元钱生活费的艰苦年月里，他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想的是为民族争生存而战，为全国人民解放而战，早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国家，使四万万同胞过着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们的革命精神与山河同存，与日月同辉。
翌日，我带领全营干部战士来到22位烈士墓前，举行告别仪式。周围村庄的群众约有六七百人也闻讯赶来参加葬礼。他们有的抬着盒桌，向烈士致奠酒祭礼；有的烧香烧纸，向烈士行跪拜礼。在告别仪式上，许多干部战士扑在沙延孝、胡中华、张德政、张少村和程春潮等同志的墓上，泪不成声地喊着烈士们的职务和名字，哭诉着大连寨战斗打败日寇的情况，并坚决表示：接过烈士手中的枪，继承烈士们的事业，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在整队向烈土行完三鞠躬礼后，向全营干部战士和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群众，发表了演说。我说：“今天我和大家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向烈士们告别，此时此刻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烈士们为反抗日寇的侵略，无私地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大家想一想，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姐妹？谁不向往同家人团聚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吞了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又占了热河。‘七七’事变后，日寇又向我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发动了全面进攻，妄图吞并我炎黄子孙经千万年创造的神圣祖国，使我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做亡国奴。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主义、卖国主义和逃跑主义，把我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东北三省拱手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还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以此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为合法。这样，他们还觉得卖国不够，又派卖国贼何应钦同日本驻屯军梅津美治郎签定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五省的控制处于合法化。‘七七’事变后，国民党200多万军队处处打败仗，丢失了我中华民族的半壁河山。试想？我们要想不当亡国奴，打败日本侵略者，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能行吗？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抗日民众的力量，在敌后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古人生谁无死？但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们营这22位烈士，是为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死，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今天我们为这22位烈士而悲痛流泪，这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的遗志，在今后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不断地使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歼灭日寇的战斗中得到巩固、壮大和发展。同时，我们还要帮助抗日根据地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提高觉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才会一天比一天巩固、发展、壮大。烈士们，安息吧！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奋勇前进！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接到了旅司令部要我们第三营开赴永年以北的双塔村休整待命的命令。我们在向周围村庄的各个群众组织表示谢意和告别后，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一九八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