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寨战斗结束后，新八旅的负责同志向军区首长汇报了我们第二十二团在大连寨的战斗情况。在总结大连寨战斗取得胜利的经验时，旅首长表扬了我们第三营和第一营，还特别提到了我。他说：“由于第三营营长在这次战斗中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并把营指挥所同连指挥所设在一起，所以情况明，指挥灵，对保证大连寨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他还把我的简要情况向军区首长做了介绍，说我是个具有10年党龄的党员（实际上当时我只有9年的党龄），曾经做过山东地下党的负责人。军区首长听完汇报后，表扬了我们第二十二团全体指战员。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对汇报情况的旅首长说：“一个有10年党龄的山东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做营长不太合适吧？我看应该把他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去学习，你们看如何？”在场的其他军区首长和旅首长当即表示同意。不久，就接到军区调我去延安学习的调令。同时，军区派了一位姓陈的红军干部接替我的营长工作，还派了李陵同志到我们第三营担任教导员。在我离开第三营前，把全营的情况向两位新上任的营领导人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把该交的工作都交给了他们。最后，我又到营里各连进行座谈，作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我用一匹骑了3年多的黄彪快马换了一匹银灰骡子（因为骡子上山比马耐性好），带上通讯员吕春和和饲养员谭峰先，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三营，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营里许多干部战士都赶来为我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谁也不愿回去。在我再三劝阻下，他们才一步三回头地返回营地。我们到了旅政治部，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去延安学习的具体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要我们暂时在旅司令部住下来，等待通知。
1940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了过平汉铁路和敌人封锁钱、去太行山根据地的通知（当时第一二九师司令部驻扎在太行山）。我们就立刻整装上了路。当时，和我们同行的有去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接受训练的48名连排干部（在他们中，有我们第三营第十连郭树铭副连长和第九连李先起排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有新八旅骑兵连派了30多匹马护送的30多名伤员和残废军人，还有20多匹骡子驮着冀南行署购买的准备印钞票的纸和印色。我们这支队伍由第二十四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带1个营的兵力护送。
一天夜里，我们从永年以北根据地来到西部根据地游击区的～个村子住下（这个村子紧靠着敌战区）。这里距邯郸东北的平汉铁路和敌人的封锁线约有30多里。为了不让敌人知道，部队封锁了该村对外的一切消息。这个村子土地肥沃，麦苗长势很好，可是听村子里的老乡们讲，每年当庄稼刚一成熟，日军鬼子、汉奸和伪军就到处催粮，群众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部都被那些饿狼抢光了，一年到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生活。这个村子有个特点，因为离煤矿近，每家都有一个煤火炉子，火炉口有5寸以上，老百姓就用它来取暖做饭。晚上，第二十四团参谋告诉我，敌人为了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在平汉铁路两侧挖有2米多宽、3米多深的封锁沟；我们这支人马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就必须把沟填平。根据这支部队的实际情况，护送队伍研究了行军队形，部署了战斗力量，准备用两个排的兵力填封锁沟，其余部队担任大队人马的警戒。一切部署好，我们才休息。
下午5时，部队吃过晚饭。6时，就整队离开了村子向西出发。第二十四团参谋长带领掩护部队走在前面，后面跟着30多匹骡子驮着30多名伤残人员，紧接着是20多匹马驮着印色和钞票纸，我和通讯员吕春和、饲养员谭峰先走在去随营学校受训的48名连排干部的前面。经过4个多小时的行军，大约在晚上11时多，我们到了平汉铁路附近。担任掩护的两个连向北、南两面都派出了警戒部队。第二十四团参谋长带领1个连去填封锁沟。当大家知道很快就要过平汉铁路时，非常高兴。这时，第九连李先起排长和另外两个排长到我跟前要求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想去仔细看看铁路是个什么样子。我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看完铁路回来后，非常高兴，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铁路为什么只有两根钢轨呀？火车怎么能在这两根钢轨上跑呀？我一一向他们做了解释。正当我们交谈得起劲时，东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大堆火光。我们知道，这是村子里的汉奸组织向日伪据点发出的信号。就在火光出现的一眨眼工夫，北边鬼子炮楼的机枪就向我们集结的方向叫了起来。这时，封锁沟还有近1米左右没有填平。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的袭击，第二十四团参谋长命令担任警戒的两个连和前面的连集合，伤、残人员、学习受训干部跟进，爬坡过沟向西前进。我们刚过封锁沟后，敌人的铁甲车就从邯郸方向沿铁路开过来，并不断向我们打机关炮。这时，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封锁沟向西前进。当部队前进约有10多里时，前面的伤员和骡子突然停了下来。我上前一看，才知道过封锁沟后，由于担任掩护的第二十四团部队行军太快，所以同被掩护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在我们前边停下来的有十几个伤员，几个跑散的骑兵，驮印票纸和印色的30多匹骡子跑散得只剩下十几匹了。我看到这突然发生的新情况，感到很严重。我必须挺身而出，组织大家一起在天明前赶到太行根据地。我立即向48名连排干部做了动员。我说：“现在我们大家的处境很危险，后面有敌人的追兵，前面有敌人的据点和炮楼，大家又没带武器，万一要是遇上敌人，我们这支部队是要受损失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把失散的同志找回来，互相帮助，有组织地西进，在天明前到根据地，才能避免损失。”开始，我看有些人有点犹豫，只有我的第三营的郭树铭、李先起应声：“坚决服从命令。”我又说：“我是共产党员，第二十二团第三营营长，大家听我的指挥。我们要互帮互助，是共产党员的要站出来起模范作用”。这时群声响应：“愿听营长的指挥。”我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命令郭树铭和李先起，分别带领一部分同志去找失散的人马。过了一会，失散的人马都被找了回来，但仍然没有同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二十四团前卫队取得联系。此刻，有部分同志有些沉不住气，催我快走，我向他们解释说：现在必须抓紧时间找一个向导，这样才能继续前进。随后我又命令郭树铭和李先起同志携带我和吕春和同志随身带的两支匣枪，到附近村子里找向导。找来的一个向导带领我们往前刚走不远就溜掉了，无奈，只好看着北斗星继续前进。拂晓时，我们来到一个村边，我又让郭树铭和李先起两位同志按照我的命令，又去找来一位老农民向导。这位老大爷一见我们是八路军，就用手指着村子东头说，那里有日本鬼子的炮楼，你们要赶快离开这里。我们仔细一看，果然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村子东头敌人的炮楼。这位老大爷用手指着一条路说，你们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前面有一条沟，过了那条沟再经过一片起伏地就到了沙河边，过了那条河就到了抗日根据地了。我们就按着向导所指的方向继续前进。这时，炮楼里的敌人发现了我们，机枪的射击声夹杂着掷弹筒声一起向我们这个方向响起来。敌人经过一阵射击后出动了30多个鬼子兵向我们追来。突然，一条深沟阻断了我们的前进道路。我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向导告诉我们的那条沟。仔细一看，此沟足有六七米深，稍微有点斜坡。再向别处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眼看后面的敌人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往下跳！我只好横了横心，命令大家往下跳。我顺着沟沿第一个滑了下去。接着后面的人马和骡子也腾空而起，像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样落到沟底。我回头一看，伤、残人员、骡马无一伤亡，不过队形太乱了，大家散乱着向西狂奔。我高兴极了，指挥着郭树铭、李先起组织队伍西行，我和吕春和手提匣枪在后面掩护。后面的敌人追到沟边，见到我们没有一个掉队的，都吓愣了。他们不敢越沟追赶我们，只好停下来向我们乱放一阵枪，撤了回去。
8点多钟，我们过了沙河，到了抗日根据地边沿的一个村子。我们找到一位村干部问明了通往太行山涉县（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的道路后，就沿着村干部给我们指的一条大路到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册井镇，镇子里设有镇政府和八路军机关，市面繁荣，农副产品、日用品琳琅满目。我们找到镇政府干部说明了情况和去向，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做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吃过饭休息时，大家感慨地说：“今天多亏赵营长，要不是他领着我们大家，说不定早被敌人抓去作了俘虏。”第二十三团的几个干部和几个伤员同志说：“我们这次行动就像当年的‘岳家军’一样，冲破了敌人的道道难关，取得了胜利。”有的同志讲：“赵营长是我们共产党的‘岳飞’，是他在关键时刻号召我们共产党员团结一致，依靠党的力量闯过了道道难关。”我说：“你们不要只表扬我，闯过封锁线，是靠大家的努力。我们八路军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才能战胜敌人。”休息片刻，我们告别了当地群众和干部，继续向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涉县赤崖前进。当部队离开册井镇向前走了一段路程后，我们来到了太行山前一个名叫“抓蛟岭”的关口。只见关口两边的峭壁足有一千五六百米高，直插云霄，只有一条较宽的盘山路通往山顶。经过3个多小时的山路行军，我们爬上了抓蛟岭山峰。我站在峰顶向四面遥望，北、南两面都是挺拔陡峭的山峰，一眼望不到边际；回头东望，群山皆在眼下，再向东远望，便是河北大平原了，在这里，我才感到古人说的“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这个“高万仞”的含意了；向西望，虽然仍有更高的山耸立着，但太行山顶呈现平缓之势。在通往向西去的山坡上，全是羊肠小道，非常难走。若是骑马上山，是较难的。为了解决伤员们上山的问题，我们同当地村干部商量，借来了几头小毛驴。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住下。这里的老百姓待我们非常热情，端茶、倒水、做饭，忙个不停。我们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晚上，老乡们还硬拉着战士们去看当地的地方戏。第三天，我们到了涉县县城。我们经过县城，顺清漳河向西走了10多里，就到了赤崖第一二九师司令部。
我们来到师部后，伤员们很快被送到了后方医院，30多匹骡子驮的钞票印色和纸也送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的麻田。在师部，我首先向作战科长梁军同志汇报了一路来的经过情况，他听后很满意，并表扬了我们。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组织科长王家祥同志。王科长很热情地把我们3人安排到师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王科长来招待所告诉我，经他同有关部门联系了解，延安军政大学已经停办了；由于敌人对我通往延安的道路封锁很严，要想去延安，困难很大。他用商量的口吻征求我的意见：“现在去延安困难很大，是不是先在师随营学校学习一个时期，等北方局党校开学后，再到党校去学习。”我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三天，我拿上到随营学校学习的介绍信，到涉县县城东边的一个叫河南店的地方找到随营学校，报了到。在这个随营学校里，有100多名营以上干部在接受训练。当时，在学校里教《联共（布）党史》课的是牛荫冠同志。到校后的几天，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为师直属队干部和我们作了报告。我记得，邓小平政委首先讲了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然后介绍了第一二九师对敌斗争和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情况。他讲，第一二九师有9个新编旅和地方军，近10万人的武装，根据地人口有100多万。最后，他号召我们全体学员，学习期满回部队后，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主动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刘伯承师长主要给我们讲了“百团大战”后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他要求我们要努力作好青年工作和妇救会的工作。他说：“谁要是作好了青年工作，谁就有好的抗日部队。”动员报告结束后，我们观看了被我八路军俘获后经过教育转变过来的日本兵的刺杀表演。在随营学校学习的约2个月时间里，我给北方局写信汇报了我在山东地下党工作的情况以及抗战爆发后的工作情况。我还在信中写了冀南军区首长决定送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后来第一二九师政治部蔡主任决定要我到北方局党校学习的情况，并提出到北方局党校学习的申请。
1941年4月，北方局批准了我的申请，决定我参加党校第五期学习班。于是，我就到了辽县桐峪北方局党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