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8日早，我同第一二九师师直机关、第三五九旅、太行第一军分区等单位的11个团级干部去桐峪北方局党校学习。桐峪，在涉县赤崖（第一二九师司令部）、王堡（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的西北方，辽县县城的东南部，距赤崖约八九十里，是我太行山根据地的最中心地区。早饭后，我们自王堡顺清漳河谷地往西北行走不久，即进入太行主峰山区。只见两侧山山相连，异峰突起，从山底到山腰，柿子、核桃、板栗等漫山遍野。在山腰丛林中，不时隐约可见电线杆。据说，在根据地内，不仅八路军总部与第一二九师可以通电话，连第三五九旅及几个与中心区相连的军分区也可以通电话，所以遇有日军“扫荡”，几小时内即可通知全区。日军所到之处，我电话员随时可将情况报告上级。日军虽看到我山上的军用电话，但因惧怕民兵冷枪射击和踩响地雷，不敢上山破坏我方电话线。清漳河谷宽者七八里，窄者四五里，两岸农民可引水灌溉，农作物茂密茁壮，堪称根据地富庶之区。
通讯员吕春和家系山东冠县，饲养员谭峰先家系山东范县，两人家居均为平原腹地，都从未见过山，自过平汉路以来，特别上太行山以来，处处感到新奇，今日见清漳河两岸风光秀丽，更是分外高兴。近中午时，我们到达麻田镇。此镇有居民四五百户，街旁店铺相连。路东一家店铺的掌柜见我们10多匹骡马、20多个人，热情地让我们进店休息。问过店东，知道不仅骡马用的草料俱全，人还可以吃上鸡蛋炒大米饭。稻米即为附近农田利用清漳河水灌溉生长的。我自1937年离开济南后就没有吃过大米，至于同行学习的红军干部，对大米更是胜过山珍海味。我们一行20多人饱餐一顿。饭后出麻田北行数里，转向西北。路虽大道，但系向高处行走，亦不易。过一两山对峙之垭口，即进入桐峪谷地。谷地为一千河，河两岸农田尚好。山底、山腰上，柿子、核桃树一片碧绿，大道穿林荫而过，两侧远处高山在望。下午5时，过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五金寺，再西北行不几里就看见桐峪镇。桐峪镇处于河西岸，其北、东北、东为大山横列，镇西有突出高山，状如圆锥，直插云霄。
我们进桐峪时，天已黄昏，只见店铺林立，其繁盛当在麻田以上。经联系，我们住进了八路军总政治部招待所。次日早饭后，罗瑞卿主任热情地来看望我们，随后由组织部介绍我们去北方局党校。
北方局党校设在桐峪正南偏西四五里的下武村，地处河沟以西的山坡上，有百余户人家，差不多每家都让出一房为党校所用。
我们到党校后，报了到，住在一户姓张的房东家。七八天内，来报到参加党校学习的有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第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决死纵队政委×××，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晋中军分区政委赖际发，冀南第二军分区政委吴富善、第三军分区（新八旅）政委肖永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雷绍康、骑兵团政委况玉纯，冀鲁豫来的有团长阎栋三、吴大明和团政委刘振国等。除军队团以上干部外，还有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区的地方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共约200多人。
我们这期党校五月一日开学。党校的主要教师是杨献珍和张衡宇。杨献珍同志讲《联共（布）党史》，是党校的主要课程，占全部学时的600/0 - 70%。张衡宇同志讲《中国革命问题》。张衡宇同志的课讲得很好，后来在敌人“扫荡”时牺牲了。听说，张衡宇同志近视眼，敌人“扫荡”时未能隐蔽好，走到跟前才发现是敌人，他拔枪射击，而英勇牺牲。他们讲课，除讲讲义上的，还引用许多生动的材料，所以我们都做笔记。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吾同志也都给我们讲过课。刘锡吾同志讲的是地下党在敌占区依靠群众、发展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他举了许多北平和唐山一带的事例。由于我在抗日战争前五六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山东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所以听了他讲的情况后很受鼓舞，对地下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提高。我们党校还几次邀请当时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黄埔军校毕业）来给我们讲课，但他很谦虚，都谢绝了。领导同志中，给我们讲课次数最多的是彭德怀同志。他当时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北方局负责人。彭德怀同志给我们做了七八次报告，都是讲国内外形势，介绍全国抗战的局势和根据地发展建设的情况，阐明党的方针政策，论述对日军作战的战略和战术。他的报告常引红军反围剿的经验、长征的经验、统战工作的经验等，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对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我们讲晋察冀的情况。他面孔严肃，声音低沉，告诉我们日军正在“扫荡”晋察冀，有一天多未通电报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说，聂荣臻同志一定会利用根据地各种有利条件，粉碎敌人的“扫荡”。果然，过了两天我们得到通知，敌人对晋察冀的“扫荡”被粉碎了。
在党校学习期间，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杨献珍同志讲的《联共（布）党史》和张衡宇同志讲的《中国革命问题》。杨献珍同志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很有研究，记忆特别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许多经典著作都能背下来，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的重要论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怎么办》、《两个策略》中的重要论述等。讲课时，他在黑板上写出提纲，然后不看讲稿，背着讲，有关原理、论述讲得非常清楚，并且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加以阐述说明，使学员们听了很受启发。记得在开始讲《联共（布）党史》时，他说：“毛主席对联共党史评价很高，毛主席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的工作了’。”杨献珍同介绍了毛主席对联共党史的评价后，又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毛主席的论述，这就使我们一开始就感到学好这门课程的重要，都觉得非常有兴趣。他说，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在组织上都是松散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胜利，而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阶级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关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具体地解决了俄国革命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革命，只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成功。他的这些讲述，使我们这些长期处在斗争第一线，有着一些实践经验的同志顿开茅塞。抗日战争前，我在临清乡师看过李达写的《现代社会学》，在济南乡师搞地下党斗争时读过《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当时译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还读过张汝心写的《现代哲学》（唯物辩证法），感到这些著作所说的原理都非常对，用这些理论解释社会的发展，也让人信服。我参加革命不久听到山东省团省委负责人宋天民讲，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时，感到很新鲜，可有些不理解。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有的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知道这是托派的主张），有的说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正确的，是我们党的主张。我当时只能在报纸杂志上凭自己分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深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当时对党提出的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些主张都感到非常符合斗争的实际，十分正确，但对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思想上还认识不清楚。这次到党校学习，系统地听杨献珍同志和张衡宇同志的讲课，阅读了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又听了彭副总司令、刘师长、邓政委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更多地了解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了解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记得在《联共（布）党史》课程快要结束时，同志们都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像希腊的英雄安泰那样，被敌人把他和养育他的母亲——大地隔开，举在空中扼死；养育我们共产党人的母亲就是人民群众，我们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听着这些议论，回想起创建游击队和抗战的艰苦斗争中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心情格外激动。
1941年6月22日，杨献珍同志上课时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希特勒法西斯向苏联公开宣战。他说，德国有200个师团、400万军队，在飞机、大炮、坦克配合下，分几路向苏联进攻；苏联早就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彭德怀同志也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说，日本还有军事力量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日本有陆军300万，而东北和关内仅有100多万，还有一百多万军队，海、空军的力量，特别是海军的大部分，还未动用，因此，它还会在西太平洋发动对英、美的进攻：现在爆发的苏德战争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希特勒搞法西斯主义，是个战争狂人，他早就虎视眈眈，阴谋侵略苏联，张伯伦、达拉第的绥靖政策助长了他的野心，所以苏联在战争初期是相当艰苦的。但是，苏联人民进行的卫国战争，是完全正义的，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所以最后一定会胜利。彭总还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蒋介石拥兵数百万但并不真心抗日，他下令张学良不抵抗，拱手让出东北三省；逼走冯玉祥，杀死吉鸿昌，破坏了察北抗战；指使何应钦签定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拒不支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军，致使淞沪抗战失败，南京沦陷。但是事情是复杂的，当日本人威胁到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还是要抵抗的，如长沙抗战等。总的说来，他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现在国民党在黄河北岸的部队，朱怀冰、侯镜如积极搞摩擦，侵犯我根据地，已被我歼灭；中条山前还有7个军，是抗日的，但也有可能受顽固派的操纵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既要争取他们积极抗战，又要做好他们向我们进攻的准备。
1941年秋，山西和河北南部的日、伪军互相配合，发动了对太行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党校奉命转移，从下武出发，经峻极关下太行山，直到桨水。在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扫荡”后，我们又回到了下武村。
当时，在桐峪一带住着许多机关，粮食供应不上，八路军总部就动员我们党校运粮。我们出去100多里，用布袋装上百把斤粮，肩扛回来。许多团长、旅长、军分区司令都去扛粮，完全和战士一样。
由于党校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比较稳定，所以生活是很丰富的、很活跃的。除了上课学习外，还经常举行报告会、演讲会，每天都能看到《新华日报》，还演出文艺节目，不但有歌咏、话剧，还有京剧。第一二九师宣传队的节目很好，学生和老百姓都爱看。记得看过他们演出的一个话剧叫《棋局未终》，情节大致是，国民党军队里的特务杀害了到该部队进行联络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这个军的参议是个开明人士，愤起揭露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促使军长觉悟，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剧的结尾是下棋，剧中人说了一声“跳马”，幕布就拉上了。观众都说没有完，喊着让继续往下演。这时一位演员出来向观众解释说，故事就是没完，国共两党还要继续合作下去，但前景如何，得拭目观看，所以说剧名是《棋局未终》嘛。在桐峪，还演过京剧《岳飞》，演到最后，岳飞被秦桧奸党严刑’拷打，鲜血直流时，我眼泪直流。我们还看过第一二九师宣传队演出的曹禺名作《雷雨》和《日出》，看过朝鲜人民义勇队演出的反映朝鲜人民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的节目。这些文艺演出，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决心和士气。
在党校期间，星期天休息时我们还常爬山。桐峪是一条山谷，东西都是大山，西边有一圆锥样的高峰，叫小麦蛟（音），特别高，大约海拔有两千多米，山势非常陡。记得1941年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吃过午饭就去爬这个高峰。山上树木茂密，野草丛生。打柴的老百姓劝我不要再往上爬，说上去下不来。我不信，就继续往上爬。越往上树木越稀少。直到太阳偏西才爬到山顶，山顶上凉风习习，到处是狼豹等野兽的粪便。从山顶放眼望去，四周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想到日本侵略者还像野兽一样蹂躏着国土家园，心情格外激愤，很想早日回到前线冲锋杀敌。下山时，天已昏黑，回到下武村时，已是夜间11时了。
1941年底，我们在党校毕业了。党小组长洪荒同志给每个人都做了鉴定。我准备去山东。我的通讯员吕春和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我进党校后，他就去学文化，有很大进步。饲养员谭峰先一直赶骡子为根据地运粮驮东西，我毕业走了，组织上认为谭峰先干得不错，就留在根据地了。
确定我回山东，是北方局组织部定的。1941年到党校后不久的五六月间，一次听彭总报告时，我见到了原来在济南时领导过的兵工厂党员张洪涛同志。他告诉我，他是北方局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我就对他说毕业后想回山东，因为在那里搞了几年地下斗争，情况熟悉。他赞成我这个想法，并向组织部长刘锡吾同志作了反映。同时我给黎玉同志发了电报，提出想回山东工作。不久，张洪涛告诉我，北方局了解我的情况，想留我在北方局组织部工作。我一心想上抗日前线，就说，我希望能回山东工作。刘锡吾同志亲自找我谈了一次，看到我的决心很大，就同意了我的要求。这时新八旅政委肖永智同志知道了，就找到刘锡吾同志说：“赵健民是我们新八旅的干部，怎么能去山东呢？”刘向他解释说，赵健民对恢复和发展山东地下党作了许多工作，他那里的情况又熟悉，还是回山东更合适。肖说，赵健民来党校学习，是刘志坚主任决定的。最后肖永智同志还是同意我回山东。结果北方局组织部就给我写了去山东的介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