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1894年12月，晁哲甫同志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原属河北省）六塔集。他在中学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长期做教育工作，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历任中共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任平原省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从1945年起，被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19'70年12月23日，在济南逝世，终年76岁。
1923年，晁哲甫同志被聘请任直隶省（后改为河北省）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简称七师）教务主任。当时，学校的其他两位领导——校长谢台臣、训育主任王振华也是进步青年。1926年冬，他们3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七师就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育阵地。
哲甫同志担任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教材。他本人尤其爱读和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并向学生推荐。
1930年春，直南特委在大名提出武装暴动计划。这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明确表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条件极不成熟，不同意举行暴动。他们建议，党应当掌握好七师这个革命阵地，培养干部向农村输送，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虽经哲甫同志赴天津向河北省委申述，并得到接见人的同意，可是不久，在一次大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上级领导人却宣布他们3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碍暴动，开除党籍。而暴动计划也因力量不够而流产。
哲甫同志被开除党籍后，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在思想感情上，仍然和党在一起，为党工作。1930年暑假，他和谢台臣、王振华同志迫于党的“左”倾主义领导的压力，辞去七师的领导职务。由于省教育厅任用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分子张达夫任七师校长，不久七师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学潮。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戴下，晁哲甫同志和校长谢台臣又重新领导学校。他们恢复原来的教学方针，学校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虽然如此，但仍然得不到坚持“左”倾路线领导人的谅解，并组织学生反对他们。晁哲甫同志和谢台臣一样，抱着“绝不和党闹对立”的态度，于1932年夏季又被迫辞职。
1934年，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邀请过去在七师教过书的旧同事，借“宴会”之名，追查七师的历史问题。晁哲甫同志在会上义正辞严地说：“七师领导人都比较倾向五四精神，学生参加北伐，我们同情支持他们，这是无可非议的，总理（指孙中山）说过‘革命尚未成功’么！”一席话，说得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哑口无言。1936年春，王振华同志接任七师校长后，邀请哲甫同志重任教务主任。哲甫同志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革命警惕性，发现了学校教员中有托派分子的活动。西安事变后，托派分子破坏全国团结抗日的面孔进一步暴露，哲甫同志对他们的反动论点加以批判，并与王振华同志共同商议，设法把他们辞退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晁哲甫同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在党的领导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抗日战争。晁哲甫同志回到家乡清丰县，发起并组织了“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在清（丰）南（乐）大（名）一带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
1937年冬季，哲甫同志赴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得到朱瑞同志的指导与帮助。1938年2月，晁哲甫同志仍回到清丰县工作，担任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同年春，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需要，晁哲甫同志变卖家产充作经费，在六塔集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者大都是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前后共办了5期。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通过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对在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日寇侵占清丰县城后，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当地有些绅士，一再要组织维持会，向敌人投降。哲甫同志听说后，不畏艰险，与这股投降势力作坚决斗争，挫败了他们，为以后的抗战，铲除了一大祸害。他又积极争取、团结开明绅士，晓之以民族大义，孤立了投降派，把一些绅士组织的防匪不抗日的民团，改造为抗日自卫团，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哲甫同志的主持下，县委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经过发动群众，建立了县、区、村抗日救国会以及农会、妇会、青会、儿童团，全县出现了抗日热潮。在清丰县，还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哲甫同志任主任，下设有锄奸、武装、动员、分配等9个部，全县实行合理负担。从此，清丰县的军、政、民等组织。都在我党领导之下了。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在我讨伐叛逆石友三的战役时，国民党濮阳行政督察专员丁树本也随之逃窜了。丁树本部队南逃之后，各县群众以极高的热情选举出各县的抗日县长，随之选出了专员。这时，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贯彻。哲甫同志在这新形势下，又创建了抗日中学，并兼任校长，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1941年初，冀鲁豫边区经过全区代表会议，选举晁哲甫为冀鲁豫行署主任，崔田民为副主任。不久，日寇又纠集日伪军数万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沙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日寇采取“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指挥下，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进行反“扫荡”，冲破敌人层层包围，安全转移到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为了对敌斗争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冀鲁豫地区与鲁西地区合并。地区名称仍为冀鲁豫边区，行署名称仍为冀鲁豫行署，哲甫同志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1942年，华北日寇竭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分割、封锁，再加全区旱情严重，造成饥民遍地。这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打出去，扩大根据地”外，在我根据地中心地区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抓紧救灾，安置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巩固了中心地区。当时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一个是扶植群众运动，一个是生产救灾。哲甫同志分管生产救灾，这是面广事繁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在节衣缩食，哲甫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亲自下去认真作调查研究，据以指导救灾工作。
1943年底，哲甫同志离开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后留校任第五部副主任，并被选为冀鲁豫边区党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和1948年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及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了各种人才。
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哲甫同志任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作为省政府的第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对某些关系大局、关系长远利益的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并且抓得很紧。如平原省地处黄河下游，深受黄河灾害的威胁，哲甫同志特别关心治理黄河和防灾救灾工作。他领导修筑了溢洪堰，建成了人民胜利渠等，为平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哲甫同志对教育工作尤为重视，不论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抓得很紧。他亲自给省政府机关干部讲授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省府厅局领导定期向全体干部讲解所管工作的政策和情况的制度。平原省是由战争时期的太行部分地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而成，干部也是两地区抽调而组成的。哲甫同志特别注意对太行和其他地区同志的团结。省委、军区的班子，都是新组成的，大家团结得很好，同志们都称赞哲甫同志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特别是在河流的上下游涝水排放等问题发生矛盾时，哲甫同志顾大局，一般都能经过协商合理解决。在个别问题上，只要无碍大局，纵令对本省有些不利，只要中央正式表了态，他都坚决执行。所以，平原省没有发生过常年不得解决的水利纠纷，和兄弟省都能友好相处。
1952年，因国家区划调整，恢复原省建制，平原省撤销，哲甫同志调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
哲甫同志深知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在山东，他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大跃进”时期，他不赞成瞎指挥、浮夸风。他对农业和水利曾作过多次调查研究，写出自己的意见，供有关部门研究。他看到当时不顾一切地大炼钢铁，看了各条战线发表的材料，无限忧虑，曾提出：“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行吗？”也劝告过一些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
哲甫同志在山东工作期间，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并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他拥护当时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积极支持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兼任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时，大力推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他多次实地视察济南司里街、肥城边家院等一些好的典型，并总结推广其经验。
哲甫同志一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50年代末，他不赞成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把山东省政府领导人作为地方主义的代表，而在全省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时，哲甫同志因心脏病不断发作，正在家里休息。但他关心国家，关心党，曾向某些同志提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性的行动？”
晁哲甫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他的优秀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①该文是赵健民与杨得志、罗玉川合写的，发表于198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