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
张国华伺志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他的怀念，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光辉业绩，仍然鲜明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投身红军百折而不改
张国华同志，1914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因家庭窘困，只读了4年半书，即辍学参加田间劳动，曾学过短时泥工。年幼的国华同志，目睹社会的黑暗腐败，农民的悲惨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反抗精神。
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不久，红四军解放了国华同志的家乡永新县。少年的国华从红军身上看到了光明，立志要当一名红军。
1928年6月，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虽经毛泽东等抵制，亦未能挽回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造成“八月失败”。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3万之众分5路进攻井冈山。在“八月失败”和国民党军队进攻根据地时，国华同志的家乡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期间，国华同志的伯父惨遭杀害，他自己和本家的几个孩子也遭到扣押。面对着血腥的屠杀，不满15岁的国华同志与父亲、两个堂兄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国华同志1929年参加革命后，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曾担任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等职。国华同志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凭斗争多残酷，国华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不二。他在战斗中3次负伤，每次都是不等伤愈就提前归队，投入新的战斗。
1936年2月，按照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东征红军分为左、中、右3路，发动群众，扩军筹款。3月，右路军南下河东，途经赵城时，与当地秘密党员组建中共河东工作委员会和河东抗日游击队，肖望东任工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张克任游击队司令员，张国华任政治部主任。河东抗日游击队先后在赵城、洪洞、临汾等13个县开展游击活动。5月，东征红军为避免与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发生内战，全部回师陕北。红军回师后，阎锡山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此时，孤悬于山西的河东抗日游击队在阎锡山军队的“围剿”下溃散了，国华同志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严酷的环境下，形同孤雁的国华同志，没有灰心，没有气馁，与王一东同志奔波于太原、北平、天津、西安之间，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一路上，衣单被薄，路费短缺，更为严重的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真是历尽艰辛。但是，他们矢志不渝，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党组织，回到了革命队伍的怀抱。
驱逐日寇转战冀鲁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开始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就出师抗日。此时国华同志担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战士剧社社长。他率领宣传队活跃在山西省的城镇、乡村，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显示出较强的魄力和领导才能，很快就调任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1938年底，根据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和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挺进山东，次年3月1日进入鲁西大平原。不久，陈、罗率师部和六八六团一部挺进泰（山）西地区，杨勇率六八六团一部，张国华、匡斌率师部直属队两个连留在鲁西的京杭大运河以西地区（称运西地区），分别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
由于国华、匡斌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所以部队得到迅速发展。1939年6月1日，国华、匡斌同志所率部队扩建为一一五师第七支队。7月，第七支队与杨勇部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旅。独立旅辖丽个团，国华和匡斌同志分任第二团政委和副团长。8月，成立了地方武装运西军分区，张国华同志任政委。9月，国华、匡斌同志率部到郓城、鄄城边界地区开展抗日工作，不久成立了中共鄄城县委。国华同志同县委商定成立了民运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1940年春，在反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斗争中，国华、匡斌同志率部配合作战，一度解放鄄城县城，并协助县委建立了鄄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又创建了鄄北抗日根据地。3月，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合并，仍用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番号。三四三旅辖黄河支队和运河支队，国华同志任黄河支队政委，彭雄同志任支队长，全支队有近5000人。 1940年6月，黄河支队奉命到湖西地区接替南下华中的苏鲁豫支队。湖西系指山东省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地区。抗日初期，这里创建了根据地。1939年秋冬，湖西发生了“肃托”错案，使根据地蒙受了极大损失。此时，根据地周围的日军加紧“扫荡”，兵力大于八路军数倍的顽军也极力制造摩擦，局势十分复杂而又困难。1940年下半年，黄河支队全力打破日、伪、顽相互勾结三位一体的进攻，同时协助整顿地方党政军组织。到年底终于站稳了脚跟，保卫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1941年至1943年，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摆在湖西根据地领导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能否坚持湖西根据地。此时，黄河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国华同志任政委，邓克明同志任旅长，张、邓并曾一度兼任湖西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国华同地委书记潘复生等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了“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战胜困难，坚持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国华、邓克明同志抓紧地方武装建设，指挥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因皖南事变刺激起来的顽军新的进攻，并于1941年8月平息了反动会道门“无极道”的暴乱。1942年8月，经上级批准，国华同志赴延安学习。当他要离开环境依然艰苦、但已坚持下来的湖西根据地时，一股眷恋之情油然而生。
正当国华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奔赴延安时，突然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要其折回冀鲁豫边区，任第四军分区政委兼四地委第二书记（张玺任地委书记）。
第四军分区辖区为直南、豫北交界处，西部紧邻平汉路，此时被敌严重“蚕食”、分割，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取得军事斗争主动权，国华同志同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同志抽调主力部队组成小部队，深入到敌占区和接敌区打击敌人。到沙区的小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40多次，严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被冀鲁豫军区授予模范游击支队称号。1943年七八月间，国华、赵承金同志遵照军区指示，指挥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严重威胁根据地的伪军杜淑部，歼其5600多人。10月，又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战术，胜利粉碎了日军的秋季大“扫荡”。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游击区，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进入1944年，第四军分区的对敌斗争形势明显好转。1月，张玺、赵承金同志均调离，国华同志任地委书记，负责地区的全面工作。当时，由于根据地出现相对安定局面，国华同志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滑县为重点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并派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去蹲点指导。滑县的民主民生运动，为整个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得到了中共北方局和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
从1944年到1945年9月，国华同志指挥军分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和参加大反攻。
在冀鲁豫抗日战场上，我们是同张国华同志并肩战斗的，对他的领导才能甚为钦佩。刘伯承司令员曾说过：“张国华会灵活机动打仗，他是很能干的。”
反蒋自卫驰骋豫皖苏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抽调主力组成野战部队01945年10月，编成第一纵队，杨得志、苏振华同志分别任司令员和政委，国华同志任副政委。11月国华同志又调任第七纵队副政委。194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冀鲁豫军区的水东军分区与华中淮北军区第八军分区合并扩建为豫皖苏军区，任命国华同志为司令员，吴芝圃同志为政委。军区辖第一、二、三军分区以及1个独立旅、1个特务团。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举行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11日，刘邓野战军跨越陇海路，向大别山挺进。9月26日，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在这一时期，国华同志指挥军区部队一边配合野战军打击敌人，一边派遣干部做群众工作。此时，预皖苏边区形势发展迅猛，到年底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先后建立了拥有1000多万人的第四、五、六等3个军分区；到1948年春，又建立了第七、八军分区。11月6日，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拉开序幕。在战役的66天中，国华同志一面协助宋任穷同志组织地方武装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一面指挥军区主力部队配合野战军作战，并亲自率领部队参加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2月18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豫皖苏军区部队和原第一纵队第二十旅合编为第十八军，隶属于第五兵团，国华同志任军长，谭冠三同志任政委。全军2.7万人。3月9日，数万名冀鲁豫皖苏儿女组成的第十八军奉命向长江集结，准备渡江作战。1949年4月至12月的9个月中，张国华、谭冠三同志率领第十八军横渡长江，直捣浙赣线，配合第四野战军进行衡（阳）保（庆）战役，挺进大西南，参加成都会战，在迎接全国解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进军西藏呕心沥血十七年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后，为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1950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担”。中共中央西南局报经中央同意，将担子交给张国华同志，并确定十八军为进藏主力。中央还同意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同志提出的“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同志为书记、谭冠三同志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从此，张国华的名字就与西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国华同志接受任务后，深知担子沉重。他根据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毛泽东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建设等指示，以及邓小平“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结合了解到的西藏情况，除和冠三等同志狠抓部队军政训练外，还为中央和西南局制定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对运输补给工作也抓得很紧，特别是他兼任西南军区支援进军西藏司令部司令员后，抓得更加具体。
西南局根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拟订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也称十大政策，中央审定批准后于当年6月公布于众。十大政策以后成了谈判的基本条件。国华同志和西藏工委及部队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执行了十大政策。7月24日，主动要求前往拉萨劝和的藏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但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不仅拒绝谈判，反而在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下，害死了格达活佛，并扩大武装，购置武器，将其总兵力的2/3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阻止我军西进。我军被迫发起昌都战役，参战部队除十八军外，还有云南军区第十四军的一二六团和一二五团的1个连，青海骑兵支队几个连（战后即返回青海）。在国华同志指挥下，战役从10月6日开始到24日结束。在纵约1000里、横约500里，气候恶劣，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组织战役，困难极大。但由于大胆实施了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指挥得当；部队吃大苦耐大劳，英勇作战，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所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国华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协议》的签定，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国华和冠三同志于8月28日率部向拉萨进发。一路上，攀登雪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跨过草原沼泽，战胜恶劣气候，终于在10月26日进驻拉萨。在西北组成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也于8月22日由青海向拉萨进发，于12月1日进驻拉萨，接着进藏部队一部进驻江孜、日格则、亚东等地。新疆骑兵师组成的阿里支队进驻阿里地区（先遣连于1950年8月先期到达），云南入藏部队于10月1日到达察隅。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实现了祖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并给西藏民族带来了光明的前途。
1952年2月10日，中共军委批准的西藏军区在拉萨成立，国华同志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冠三同志任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此时，中央决定从印度先期到达拉萨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同志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国华同志改为工委副书记，协助张经武同志抓全面工作。西藏和平解放后，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并不甘心01952年3月10日，他们公然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指使藏军包围中央代表驻地，无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国华和经武同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分裂主义分子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消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前往祝贺。达赖喇嘛任筹委会主任，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国华同志任第二副主任。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人民从此有了统一的带有政权性质的领导机关。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心问题是维护执行“协议”，重点是上层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工作，国华和经武、冠三、范明等同志都以主要精力做统战工作。民主改革等问题，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了的，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会议上国华等领导人也都讲过，但因条件不成熟，特别是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害怕，所以1956年9月4日，中央明确宣布西藏的民主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随后又提出，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国华同志依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中指出：“在西藏进行改革必须具备若干必要条件，目前这些条件显然还不是完全具备了的，因此，改革的开始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不顾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于1959年3月10日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并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攻。当时，经武和国华同志都不在拉萨，冠三同志下令反击。随后，国华同志返回拉萨，与冠三同志一起，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平息西藏叛乱。
1959年5月，西藏工委在国华同志主持下拟订《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从13个方面制定了政策和执行办法，中央在批复中指出：“这个方案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到1961年10月，平叛作战胜利结束。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根据党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这一运动，也在平叛胜利的同时基本完成。接着，党中央指示，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个体经济。国华同志团结西藏工委“一班人”，带领全区人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使西藏人心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人们称颂民主改革使西藏稳定发展这一段时间，是西藏第一个“黄金时代”。
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任自治区主席。国华同志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7年5月，国华同志奉调四川，离开了战斗、工作17年的世界屋脊。国华同志在西藏工作期间，阴法唐同志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后期到军区又于他在一起工作，多年受到他的教诲，得益颇深。
英年早逝隆重葬礼寄哀思
在“文革”中最为混乱的年代，国华同志奉命调四川工作，他先后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国华同志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同“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死党进行了斗争。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国华同志主持建立了各种业务班子，召开了近10个业务部门的工作会议，展开了工作。四川的形势逐步好转，三线建设继续展开，经济工作缓慢回升。这是十年动乱中四川经济形势由下降转向回升的一个重要时期。
1972年2月20日，国华同志正在主持解决学校问题的会议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派最有名的专家乘专机赶赴成都，并一再嘱咐要千方百计抢救过来，但终未夺回国华同志的生命。国华同志与世长辞了，年仅58岁。
国华同志去世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国华同志的骨灰送北京安葬。3月11日，接替国华同志省委、军区职务的李大章、严政乘机护送国华同志骨灰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亲切慰问国华同志的夫人樊近真时，痛惜地说：“中央正在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毛主席对国华同志的早逝，表示了深切的惋惜。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次会议期间请示毛主席是否接见会议代表时，他老人家感慨地说：“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党和国家为国华同志隆重办理丧事，是对国华同志一生的革命工作，特别是在高原屋脊的突出贡献，给予的充分肯定和最高评价。
国华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①该文是赵健民与段君毅、徐运北、阴法唐合写的，发表于1995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