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南进军。我第五兵团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指挥下，以大迂回、大包围之动作，自湘西发起多路进攻，从左翼直出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川敌人滇的逃路即将被我切断。在扫荡残敌的同时，兵团杨勇司令员又率第十六军、第十八军主力挥师北上，参加围剿胡宗南集团的成都会战。蒋介石着意经营的西南巢穴已朝不保夕。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由于受我党政策的感召，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从成都仓皇逃到台北，立即把他的陆军副司令汤尧派到云南，指挥原安排在滇东北之新八军李弥部和第二十六军余程万部向昆明疯狂反扑，妄图镇压起义，夺回云南这块唯一可以与国外联系取得援助的反攻战略要地，继续负隅顽抗。
此刻，云南形势十分严峻。早在起义前的9月6日，卢汉将军曾被迫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同意了中央军人滇的要求，同时提出将云南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要蒋拨给经费和装备。但卢汉将军新编的两个军中只有第九十三军的两个师驻在昆明，装备很差，城防工事也很薄弱。蒋军依仗自己的绝对优势，连日发动猖狂进攻，蒋空军也不断轰炸昆明市区，设在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多次中弹，少数蒋军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昆明危在旦夕。
卢汉将军一面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率部抗击着蒋军的进攻，一面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告急，并分别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和贵州省杨勇主席要求支援。此刻，负责人滇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刚刚结束两广战役，远水救不了近火。刘、邓首长决定由我兵团派1个师入滇驰援。其任务是：入滇后进军沾益、曲靖地区，歼灭部分蒋军，支援卢汉，解昆明之围；但又要谨慎行动，力求将蒋军拖住，防止蒋军向国外逃跑，以利第四兵团迂回，最后解决云南问题。
当时，我兵团所处的环境是，主力第十六军、第十八军已北上四川参加成都会战，只留下第十七军在贵州，一面肃清残敌，接管城市，一面抽调干部建立地方政权。其中，第五十师驻防贵阳，担负警卫贵阳的任务；第五十一师远在都匀，只有第四十九师驻安顺、镇宁，距滇边不远。兵团乃决定由第四十九师立即入滇作战，指令第十七军副政委戴润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组成前指，率第四十九师及军侦察营由黔滇公路正面出击，另以毕节军分区司令员侯国祥率第十六军侦察营和第一六二团自毕节、大定南下，向沾益挺进，威胁蒋新八军之侧背，入滇后统归戴润生指挥。兵团要求前指既要注意请示报告，又应视云南具体情况之发展相机行动，完成野司赋予的人滇作战任务。
赵健民（第十七军政委兼军长）于兵团受领任务后，即向我们详细传达了野司和兵团的决定。我们认真讨论了野司和兵团首长的指示，感到既要支援卢汉，保住昆明，又不能把李弥的部队赶到缅甸，这是一个难题。为了速解昆明之围，必须坚决勇猛地打击敌人。为了不把敌人赶跑，又必须适可而止。要把握好这个适度，既要靠我们细心研究，抓住瞬息万变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又要及时请示报告，正确处理面临的矛盾。考虑到我们只能去1个师，兵力不足，声势也不大，于是确定了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大喊大叫解放大军将进军云南，造成声势，向围攻昆明的敌军示威，给卢汉的部队壮胆；二是命令在黔滇公路沿线起义的蒋军第十九兵团让出公路，以便我军开进，并通过他们把大军入滇的风声传出去。三是组织一支快速部队，乘坐起义部队的汽车以及在贵阳征借的商车（我兵团汽车因湘黔公路被破坏而留在湖南），快速进击。
经过24小时急促准备，第四十九师（共7000余人）于12月19日由安顺、镇宁出发。师长汪家道、政治部主任吕鸿率第一四六团与军侦察营（共3000余人）为前卫，乘汽车60余辆，兼程前进。参谋长杨昆、政治部副主任张心田率第一四五团、一四七团为后续，徒步跟进。沿途动员群众，修补道路，征集粮草，大造我军入滇作战的声势。
我们前指经过简要准备，离开贵阳，日夜兼程，于盘县赶上部队。此时，我先头部队已越过平彝（今富源），沾益守敌新八军第三师闻风而逃。23日我军解放沾益。前指当夜研究了敌情和战斗部署，认为敌已军心动摇，只要我猛插敌后，敌有后顾之忧，必将速撤昆明之围。我们又得到报告，由广西退到曲靖之敌陆军总部率警卫团南京炮校与辎重第十五团、第十七团等残部，正走投无路。我们当即通过电话责令其立即投降，否则将遭到我军围歼。24日，我先头部队一部进入曲靖，接受敌陆军总部部分机关及炮校、两个辎•重团共2000余人的投诚。我第十六军侦察营亦进至定威，同当地永昆游击队会师，并向沾益挺进。围攻昆明之敌既遇到起义的卢汉部队的顽强抵抗与边纵游击队的积极侧击，其后方又受到我人滇野战军的严重威胁，被迫向蒙自方向撤退。至此，昆明之围已解。
面对大量南逃之敌，为了执行“积极作战，追歼逃敌，又迟滞敌军，不使其迅速逃往国外”的方针，军前指一面向野司和兵团报告，一面果断决定再追击1天，力求多歼灭一些敌人，巩固和扩大战果。25日中午，我前卫第一四六团和军侦察营继续乘车尾追。逃敌沿途不断遭到我滇桂黔边纵队游击队和起义保安团袭扰，行动迟缓，在陆良天生关地区被我先头部队抓住。敌急以1个营兵力，依靠天生关南侧高地，阻止我军前进。我先头部队则以少部分兵力钳制这股敌人，主力分兵向两侧迂回，很快将其全歼。此时，敌大队正沿着陆（良）路（南）公路拼命逃窜，队形拥挤，混乱不堪。我先头部队，一面将火炮置于车上，沿公路徐迸射击，拦阻逃敌；一面分多路，取捷径，超越敌人。对沿途的俘虏与缴获，均留给后续部队处理，保证了不间断地快速进击。逃敌因天生关南侧公路桥被我边纵游击队破坏，车队堵塞，行动困难。敌之一部强占了五棵树以东高地，企图顽抗。但在我两侧部队夹击下，很快被歼。至此，敌已完全丧失斗志，四散奔逃。天生关前，原有我边纵游击队一部扼守，敌新八军1个营多次狂攻该关，企图夺路南逃。我第一四六团1个班赶到，一面用机枪向敌猛射；一面大喊“我们是经过淮海战役的部队，命令你们赶快放下武器！解放军优待俘虏”。逃敌新八军曾在淮海战役被我歼灭过，这时胆战心惊，纷纷放下武器。我1个班配合游击队很快就缴了敌人1个营的枪。整个战斗经历10个小时，追击40余里，歼敌4000余人，缴获汽车85辆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两天以后，沾益至昆明铁路即修复通车，当地一度混乱的局面很快好转，云南起义后的形势得到了巩固。卢汉将军特派代表邀请我军进入昆明。前指告其代表：我第五兵团支援卢汉将军起义的任务已顺利完成，我们的防地是贵州省，云南将由第四兵团驻防。在该代表再三要求下，前指遂派第一四六团参谋长雷生赴昆明同卢汉将军联系，通报情况，部队则留驻曲靖。已进至沾益之第十六军侦察营也奉命停止进攻，已抵达威宁之第一六二团则停止人滇。1950年1月中旬，我们奉野司命令回师贵州。
这次人滇作战，参战的部队不多，仗也不大，时间不长，从出动到结束，前后不过8天，但影响却不小，打击了蒋军的反动气焰，支援了卢汉将军的起义行动，稳定了昆明的局势，部队也从复杂的环境中受到锻炼。回到贵阳后，戴、裴二人向途径贵阳的第四兵团政委宋任穷同志汇报了入滇情况，宋任穷同志肯定我们在云南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得不错。回忆起来，这次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主要在于：
首先，是我们对野司赋予的作战任务与作战方针有深刻的理解，对敌情有本质的认识，从而实行了符合实际的指挥。
野司首长在命令我们入滇的同时，明确要求我们：既要支援卢汉，保住昆明，又不要把李弥的部队赶到缅甸。我们理解，野司首长交给我们的既是一项紧迫的军事任务，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因而在整个行动中，既要着眼于军事，更要着眼于政治。面对当时的敌我态势，卢汉将军以两个新编师抗击敌人两个军的围攻，情况是危急的。我们也只有1个师的兵力，要迅速解昆明之围，必须虚实结合。因此，我们在行动上，一方面大喊大叫，“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解放大军马上要进军云南”，命令在滇黔起义的蒋军部队为我军腾车让路，造成声势；另一方面，组织一支快速部队，乘车进击，飞兵入滇。当时这支前卫部队只有4个营的兵力，与徒步前进的后续部队拉开100多公里的距离，有孤军深入的危险。但我们分析，盘踞川西之敌胡宗南部正被我军围歼，整个西南蒋军已处于土崩瓦解之势，云南之敌也是惊弓之鸟，又不了解我之虚实，只要我坚决进击，勇猛穿插，就可以击溃敌人，迅速解昆明之围。事实果如我们所料，当我军出其不意，猛击敌之则背时，敌惊恐万状，驻沾益之敌闻风而逃。我们还及时把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结合起来，在曲靖，兵不血刃，争取了敌2000余人投降。这样，就迫使围攻昆明之敌不得不仓皇决策撤退。昆明之围迅速瓦解。
在敌人不战而退，昆明之围已解的情况下，要不要追击？前指同志领会野司首长指示意图，认为追击一下有好处，但要适可而止。不与敌接触，敌人会以为我们唱的是空城计，一旦反扑过来，将会造成我之被动。追击一下，可歼灭一部分敌人，显示我之军威，彻底打破敌之围昆图谋，但又不穷追到底，不让敌下决心迅速逃往国外。这样才符合野司首长要求我们掌握好的这个“适度”。于是，前指一面决定追1天，打1天仗；一面向野司、兵团报告。由于我军积极的战斗行动，造成敌人一触即溃。我1个班、1个小组就可以整营整连地俘虏敌人，10个小时歼敌4000人。随后我后梯队也陆续赶到，从而在军事上争取了先机，一切都处于主动。由于我军没有穷追不舍，使南逃之敌举棋不定，徘徊于蒙自、个旧地区。最后，敌人大都被我长途奔袭之第四兵团歼灭于滇南，完成了野司的战略计划。
其次，是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在复杂情况下，团结各方面力量，进行战斗。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人民军队作为执行党的任务的武装集团，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党的政策与策略。人滇作战，初到云南，除了军事行动，还有许多极为复杂的地方问题要我们去处理。为此，前指分工汪家道同志以师长身份负责对外，参加群众大会，与地方政府（旧政权）来往；戴润生和裴志耕两同志主要负责接待地方党和边纵的同志，宣传党的政策。滇桂黔边纵是一支我党领导的经过战火考验的武装，在解放大西南和保卫云南起义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他们在胜利的形势下，战斗情绪很高，积极寻机歼灭敌人，见我野战军到来，更是兴高采烈。在平彝和沾益，我们都以很大精力做好与他们的会师工作，给他们输送一些枪支弹药，向他们传达介绍中央的新区政策，和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敌人，对配合作战中偶然出现的误会也没有丝毫埋怨情绪。在昆明之围已解之后，我们及时建议他们集中整训，停止向旧政府的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而迅速稳定了地方秩序。在此期间，我们和边纵的同志水乳交融，边纵一些同志成为我建立地方政权的骨干。
我们人滇协同各方解救了昆明危局以后，还进不进昆明，是摆在部队面前的一个考验。卢汉将军曾派代表反复要求我军进驻昆明。我们前指几个同志考虑，一致意见是不进昆明。首先，野司已告我师没有进昆明的任务；其次，我们也没有进昆明的一切准备。昆明的秩序由卢汉将军等自主自治，待第四兵团到后再进昆明，最为有利。因此我们婉言谢绝，除派了第一四六团参谋长雷生去昆明联系外，没有一人进入昆明。事后，卢汉将军感慨地说：“你们迅速来支援我们作战，只要了一点必需的汽油（缴获敌之汽车所用），别的什么都不要，又不入城。解放军的纪律太严明了。”
在处理与驻地起义的原军政人员关系上，我们也本着尊重、协商的原则，以礼相待，决不以解放者自居。除了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全国形势、我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政策外，政务均由他们主管，召开群众大会请他们主持、讲话，社会秩序也由原保安团维持，支持他们的支前工作，鼓励他们照常供职。对待放下武器的蒋军人员，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保护私人财物，去留自便。还让主动投诚的南京炮校的人员维持原状，行军自行管理。这样做，既团结了大多数，避免出现混乱，有利于社会秩序和人心的安定，又便于我集中精力对敌斗争和处理更为紧迫的问题。
这次入滇，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策略，展示了我军良好的作风纪律，因而有效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鼓舞了群众，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了野司交给的任务。实践证明，无论完成政治任务，还是完成军事任务，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
人滇作战已经过去40余年，一部分当年参战的同志也先后作古。回首往事，思绪万千。我们回忆并记下当年的一些经历，既是为了把过去的经验教训留给后来的人参考研究，也是为了纪念当年一道并肩战斗的战友。岁月悠悠，历史如垠，愿先烈们留下的革命精神，伴随着我们的伟大事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①该文是赵健民与戴润生、裴志耕合写的，发表于《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