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 O O年十月三十日）
姚仲明同志回归大地已一年多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高尚的精神、可贵的品质却愈为人们所赞颂。
在1930年至1933年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统治，加之“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和组织不纯，中共山东党组织屡遭破坏。每一次大破坏后，党内就呈现出七零八落的状况，有的人情绪低沉，有的人悲观失望，还有的人消极颓废。当时，设在济南的省立第一乡村师范的党组织是有战斗力的，但也程度不同的存在上述情况。而姚仲明同志，就像严寒中的一株青松，坚强挺拔，努力地为党工作。
1932年夏，为了寻找党组织，我报考了济南乡师。人校后，我观察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党员和党组织，心中暗自着急。一次，学校组织演讲竞赛会，班里一致推选我。我讲的题目是《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我的演讲很受欢迎，评比结果，得了第一名。我的演讲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自此，姚仲明同志常与我接近。渐渐地，我们无话不说。我们经常痛斥国民党政府的黑暗j腐败，谈到激烈时，怒不可遏。这时，仲明同志往往告诉我，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他的话，引导我深入思考，使我认识到，要改变现实，必须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一天，我们谈论到中国的出路时，仲明同志突然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连忙表示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不久，仲明同志告诉我，要介绍我参加共青团，并说，24岁以上可以参加党组织，24岁以下可以参加团组织。几天后，共青团济南市委负责人宋天民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被吸收加入共青团。自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仲明同志是我的引路人。
1933年，是中共山东党组织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年。2月下旬，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导致省委、团省特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29位重要干部被捕，济宁、泰安、青州等地党组织也相继遭破坏0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导致临时省委、团省特委及山东各地党组织又一次遭受破坏，300多名党、团员被逮捕，并与北方局和中央失掉了联系。2月大破坏时，济南乡师的共产党员韩维榕、阎世风等被捕。他们的被捕，引起不小的震动。有的党员找姚仲明同志谈话，说：“求求你，别叫我过组织生活了，我保证保守党的秘密。”还有的一再表白：“我不是坏人。因为家境贫寒，出来求学，将来教书，求得养家糊口。现在这样搞法，弄得功不成，名不就j没有前途。将来，党一旦需要我时j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面对着复杂的情况，仲明同志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一方面严肃地警告这些人：“不能胡说八道。”当然，也有的人在此时挺身而出，要求加入党组织，冯少伯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7月大破坏后，形势更为严峻了。我们乡师幸存下来的党、团员独立坚持斗争。我们首先对原有的党、团员进行了审查，之后，将党、团员合编为一个党支部，我任书记，姚仲明、王文轩同志为委员。支部认真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冷静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阵地，恢复发展党组织，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决策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都有较好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点，就是积极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仲明同志曾派育英中学的李秀海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这年秋，仲明同志毕业去东阿县姜楼高小任教。他在那里发展了十几名党、团员，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1935年冬，我通过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第二年4月，黎玉同志受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北方局的委派，到山东重建省委。黎玉同志到济南的第一个联系人就是在全福庄小学任教的仲明同志。7月初，仲明同志不幸被捕。9月，我也被捕。我们都被关押在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到1936年底时，看守所中的共产党员达十五六人。为了加强学习和斗争，大家商定成立了党支部，我被推选为书记，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任组织委员，姚仲明同志任宣传委员。我们在狱中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书籍，讨论时事政治。讨论的重大事件有：西安事变，捉蒋又放蒋；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学习和讨论中，仲明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夏，日军飞机飞抵济南上空，疯狂地进行扫射。清脆的高射机枪声传到狱中，我们再也坐不住了。我们支部商定，向当局要求为抗日捐款、出狱抗日。理琪同志代表大家，用古文体书写了一份请愿书，抒发了我们这一群年轻共产党人的纯真的爱国之志。这些举动，虽出于民族大义，但看守当局也不敢应允。于是，我们进行了绝食斗争。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释放政治犯。我和仲明等同志陆续出狱，奔赴抗日的前线。后来几十年间，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彼此心是相通的。
1966年5月，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十年“文革”成为十年大浩劫。“文革”初期，出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向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谈了我的意见。谁知不久便遭到康生、江青之流的诬陷，关入狱中。1974年10月，我的夫人杨瑞波同志携带小女儿到北京上访。’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在北京的熟人虽不少；但真正能帮助分析分析形势、出出主意、给以帮助的，只有仲明同志和屠荣举同志一两位了。当时，有人给瑞波出主意，要她到中央信访站吃、住、闹，不解决问题不离开。仲明同志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他说：“你的身份与普通上访的人不一样，搞得不好，还可能给你扣上个政治帽子。如果那样，就更不利于解决问题了。再说，你们母女要遭多大的罪啊！如果你们病了，怎么办？我看，上策是通过健民的老战友，将申诉信递给中央领导人。”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此时，仲明同志的处境也相当困难。
仲明同志告诉瑞波，1971年和1972年这两年前后，我的专案组人员找仲明同志不下20次，每次都是逼供式的，要仲明同志证明我是叛徒。一次，专案组的两个人又要仲明同志写关于我的证明材料，仲明同志一连写了几天。当专案人员看完材料后，感到不合口味，就强迫仲明同志撕了重写。面对着高压，仲明同志怒发冲冠，严厉地申辩：“我疯了吗？！我写了几天的材料为什么要撕？！实事求是的材料为什么要撕？我不撕！”两个专案人员不由分说地夺去材料，当场撕得粉碎。仲明同志看着两个不可一世的专案人员，心中暗说：没关系，底稿藏在地毯下呢！你们再来要，我还是照抄一遍。在那个环境，能够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实事求是的人，真是不多见啊！
今天，仲明同志去世了，但是，他高尚的精神、可贵的品质将常留于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