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季，日寇集结重兵，以第五、第一一四两个师团主力和二十一师团一部约两万多人，还有伪军22000人，向我沂蒙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围剿我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和部队。
在一个多月的“扫荡”和反“扫荡”中，我各部队与敌作战20余次，多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保存了自己，毙伤敌军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寇在山东首次发动的大规模“扫荡”。
光荣负伤离战场
就在这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上级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转移，我们第一支队一团三营十一连奉命于8月9日在东里店西山要道口布防，打击由此西进的敌人。当时我任该连指导员，全连指战员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气急败坏地集中密集火力疯狂反扑。突然，一发炮弹落在我跟前，炸伤，了我的双脚、右臂及背部，左脚踝骨被击碎，右臂的动脉血管被打断，血流不止。为了稳定部队情绪，我坚持在原地未动，轻轻地告诉副连长，不要管我，要鼓励战士坚决打退敌人的继续进攻。当接连打退敌人的四次、五次、六次进攻后，才迫使敌人败下阵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由于流血过多，我已昏迷过去。部队开始转移后，连里派人护送我和其他伤员一起，到土洼一老百姓家隐藏。进村的时候天快亮了，村民们正忙着给伤员烧水做饭、打铺、绑担架，民兵们分工四人负责一个伤员。突然，枪声四起，鬼子兵又来“扫荡”了，伤员已来不及转移，轻伤员随乡亲们走了，重伤员急忙找地方隐蔽。我被乡亲们用一张小床抬到
村边的苇塘里，为减少目标，把我全身沉在水里，仅露着嘴巴呼吸。风吹草叶沙沙响，村内传来犬吠声，我屏住气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不知什么原因，伤口倒不觉疼了。下午，鬼子兵搜剿过去了，乡亲们急忙回村，把我抬出苇塘。此时，我全身泡得煞白，解开绷带一看，伤口一个个向外翻裂着白色口子。乡亲们给我擦洗干净，换上干净衣裳，我强忍着疼痛，眯眯瞪瞪睡着了。第二天拂晓，敌人又回来了！乡亲们急忙把我抬到南山坡一个羊圈里，鬼子的炮弹不断打到山顶上。中午前后，太阳晒得我浑身疼痒，嘴里开始吐白沫。太阳渐渐西去，乡亲们又陆续回来，把我抬回到村里。大娘大嫂们前来探望，送水喂饭。在乡亲们的照料下，我又安静地过了一夜。为了长久安全，乡亲们商定把我送到北山大崮十多丈高的崖下，用高粱秸伪装起一个小屋子，里面只有一张放羊人用木棒和绳索结成的网状小床。我躺在上面，全身不能动。床的底部有个洞，大小便都解在床底下。村里每天有一位大娘或大嫂悄悄地来送一次饭，带着用高粱、玉米面做的煎饼或几块红薯，间或有一小碟子豆腐腌制的小菜，一壶水。她们轻轻地拨开高粱秸，把饭食放在床头边，说声平安，就悄悄地离开。每隔七天左右有化装的卫生员来换一次药，有时长达十多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了近一个月。其间，我时常独自默想，有这样好的乡亲们照顾，说什么也要把伤养好重返部队，杀敌立功，报答乡亲。
精心救护子弟兵
不知不觉又过了些日子，为了防备敌人发觉，组织上决定将我转移到沂（水）博（山）公路以东的红石崖村。这是坐落在高山顶端的一个村子。一天夜晚，月色沉沉，四个民兵抬着我越过敌人封锁线，又艰难地爬过一道道山梁，最后来到红石崖。天已是下半夜，红石崖村民已早有准备，把我安放在村头一家独院，村长和两位大娘忙着烧水给我洗脸做饭。当时，伤口虽然微微作疼，但经过一夜疲劳不知不觉睡着了。早晨约7点钟的时候，山坡下传来一声炮响，紧接着一发炮弹落到村头。乡亲们意识到鬼子兵又来了。四位民兵又赶紧抬我沿着山坡高粱地，向北大山转移。好容易爬上山腰，远远地望见红石崖村起火了。我对民兵同志说：“你们太累了，快到大树底下歇歇吧！”他们放下担架，一边观察四周情况，一边解开绷带查看我的伤情。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哎呀，蛆！”我一看，那么多蛆在化脓的伤口里乱钻。他们忙捡来一根草棒，轻轻地把一个个蛆挑出来，打进右腿肚的弹片也随着脓一起流了出来。过了老大一会儿，一位民兵喘着粗气端来一碗水说：“同志，这里没有药，先用盐水洗洗吧！”我忍着剧痛，洗过伤口，顿时觉得全身舒适了许多。我抑制不住对乡亲的感激之情，竞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鱼水情呀，亲又亲……”
黄昏了，乡亲们把我送到白谷子村，住在一位姓周的老乡家里。他家人多房挤，却让我独自睡在炕头上。后来，周大哥在西山坡乱草丛里挖了一个隐蔽洞，敌人一出动，他们就背我上隐蔽洞；敌人走了，再把我背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位叫李恒的医生来检查了我的伤口，为我换了药和绷带，并留下常用的药水和药棉。随着伤口渐渐好转，我躺在炕头上，蹲在隐蔽洞里，每时每刻都在思念战友，一桩桩的往事涌向心头。秋后的气温，渐渐使人感到有些凉意。根据地人民正忙着挖红薯打野草准备过冬。我又被转移到王庄西大山谷的一间独立小屋里，同我住在一起的有王传斌指导员和一位副连长，王是右脚踝骨被打穿了，那位副连长被打伤腰部。这里有一支八路军卫生小分队，指导员柴某负责我们的治疗任务。治疗条件比先前好多了，每隔两三天就换一次药。天冷了，卫生小分队发给我们每人一条绒线毯子。白天，还能到屋外晒晒太阳。又是半个多月，我的伤口只剩左脚踝骨处还在不停地流黄水，其余伤口基本愈合了。王指导员和副连长的伤口也有好转。
伤病痊愈回连队
养伤时间久了，我们都产生了急于归队的情绪，又听说岸堤有个大医院，就要求送我们到岸堤去。再三请求，柴指导员就是不应允，要我们坚持忍耐。后来，我们三人商定自己走。
这可是一次极艰难的行动。王指导员右脚不能走，只能以双手和双臂支撑着向前移动；我的左脚不能动，必须拄着棍棒才能活动；副连长也只能弯着腰走。一天黄昏，我们把毯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上，偷偷地下山沿着通向朱位的一条大道缓慢地行进，走不多远就得喘一阵。快到朱位了，前面就是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坐下来，在夜色中观察周围的动静，然后一鼓作气过了公路。天快亮了，我们发现通往去路的南山上有两个岗哨，心想：糟糕，遇上敌人了。当我们仔细观察岗哨的活动后，才确认是自己的部队。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加快脚步向山腰走去，当被岗哨发现后盘问时，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是八路军伤员，哨兵急忙回到山腰打电话。不到半小时，有人送来三匹马，将我们送到岸堤医院。
岸堤紧靠汶河，是沂蒙山区一块根据地的中心。这里局势比较稳定，白天有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夜间妇女们上识字班、扭秧歌。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都很健全。医院设在岸堤村，病房设在老乡家里，配备有内科、外科、妇科大夫和简单的医疗器械及普通药品。军医刘子珍用一条探针检查了我左脚踝骨处的漏管，断定里面有弹片，需要开刀取出来。可手术没有麻醉剂，只用探针试探了几下弹片的位置，假说是打了麻药。我躺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五个人分别按住我的双肢和头部。切开伤口取出两块弹片，又挖掉打碎的骨头，用了大约20多分钟，剧疼难忍，我咬紧牙关没吭一声，豆粒大的汗珠从额角滴下。手术过后，过了半月伤口就完全愈合了。急于归队的心情更加强烈了。
一天清早，我们连的连长高文然来看我，谈了部队的近况，我要求一同回连。经医院同意，我骑上连长带来的马，高高兴兴回到连队。同志们见到我一起围拢来，看看我的胳膊，摸摸我的脚，问长问短。晚饭还特意给我做了一碗野味菜吃。
连里、营里向上级报告我回来了，一位负责同志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能在前方工作了，要介绍我到地方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知怎的委屈地哭了，并再三恳求仍留在连队。后来在全连战士共同挽留下，支队政委周赤萍才批准了我的请求。支队政治部艾萍主任还特别关照，为我临时配备了一头毛驴。1940年1月，我被任命为一团三营教导员，从此我有了马骑……是沂蒙人民的无私救护，使我从死亡的边缘获得重生，我的戒马生涯才得以延续到今天。
时光荏苒，回想我们人民军队的斗争历程，哪一步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沂蒙山区乡亲父老们疼爱、关怀子弟兵的恩情，他们拥军支前的感人事迹，更是让人终生难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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