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明兰，女，祖籍沂南县苏村镇司马店子村，1928年2月6日，生于黑龙江。由于父母早亡，自己当时年少，具体地方记忆不清了。我8岁那年，父母因患传染病，在同年一个月内双双去世。次年我哥哥黄明心带着我和姐姐和一个3岁的弟弟（弟弟回家后即夭折）回到老家苏村司马店子村，之后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一起艰难生活。 1938年春天，哥哥黄明心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踊跃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日本鬼子在沂水斜屋、十里铺安了据点，苏村街也成了鬼子据点，鬼子经常去各村去搜查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及军属，经常把军属抓起来严刑拷打，我也就成了他们抓捕的重点对象。哥哥参军后的第四年，我们兄妹俩见了一面。他跟我说，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反攻阶段，日本鬼子不会长久了，等我们把鬼子打败赶出中国，成立新中国，我们兄妹就能在一起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了。之后，哥哥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然后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身经百战，立下显赫汗马之功。一直到解放后建立了新中国才回家探家。这时，他已是人民解放军的师级干部了。
我受 哥哥先进思想的影响，一直想参军到部队，直接参加面对面的抗日战争。1943年2月八路军来司马店子招兵扩军，我就勇敢地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到八路军某后勤部护理学习班学习（地址在沂水县姚家店子乡薄前庄），学习三个月，结业时部队领导给我们几天假期，让我们回家看看，然后部队开拔，奔赴前线。于是，我回家去看看抚养我的大伯。没想到等我返回薄前庄时，期间因日军扫荡，部队已经提前转移。无奈之下，我只好先回老家，在家参加村里的抗日活动。幸好过了半个月，八路军在司马店子村举办营、团级干部培训班，我就到学习班找部队领导打听八路军后勤部的去向，终于打听到八路军后勤部在沂水县三（音）庄，我就约了好友戚家菊，前去找八路军后勤部，我们步行到了沂水三庄找到八路军后勤部，结果护理班已经不在这里，我和戚家菊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再找护理班，毅然决定参加大众报社工作。 大众报社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创办的（当时大众报社还兼印钞票）机关报。当时报社给我们发了新军装，心里十分高兴，下决心好好工作。一年后，1944年5月，部队行军路过司马店子村，报社领导关心我，让我回家探望亲属，尽快赶回。当我看了一下抚养我的大伯，匆忙赶回找部队时，没想到日本鬼子突然围剿，部队为了躲避鬼子而提前转移了。这样我和部队又失去了联系，无奈只得再回家一边等候部队消息，一边在村里参加地方斗争，以后一直没打听到部队的下落。 回到村里后，由于积极参加各种对敌斗争，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认可，于1944年10月党组织正式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那年我16岁。入党介绍人是徐兴勤（男，当时是区干部，苏村狮子口村人）、徐兴兰（女，苏村司马村党支部书记，后调任区委工作），我入党时司马店子村支部书记是黄永成，副书记黄增提，公安员黄增西。入党后我担任妇救会指导员。 我努力工作，组织全村妇女姐妹们进行各种对敌斗争活动，并进行妇女剪头发、放裹脚、宣传婚姻自由自主等活动，动员妇女姐妹们做军鞋、推碾碾米、送军粮、参加抬担架救伤员、组织姐妹们给部队的同志们拆洗被褥、缝补鞋袜等工作，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表彰。我还在村里介绍发展党员4人，他们分别是：郭竹玲、黄春成、戚家芳、郭艳玲。 当时我们都是穷苦出身，从小没学文化，组织“识字班”学习，我都是自己先到区里学习了文化和歌曲，然后再回到村里和姐妹们共同学习，最后我们村的“识字班”让我带成了全区的标兵模范“识字班”。 当时，八路军部队经常来我们村驻扎，区上给我们分派扩军招兵任务，每次动员扩军，我都积极参加，我想方设法，逐个动员参军对象，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工作。几年下来，经我做工作动员参军的达十人。受到区政府的表彰。经我动员参军的有：韩向春、黄小孖（ma）、黄明新、黄汉锡、黄墨锡、黄明鼎、黄家善、黄家瑞、黄瑞年、黄新华等十人。其中，黄瑞年和黄新华在战斗中英勇作战，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我村党的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恨之入骨，经常派出特务进行暗地侦查，最终搜集到我们村的党员名单，对我们进行抓捕，因为我既是党员又是军属，所以更是抓捕的重点对象，他们到处抓我，我随时都有被抓捕的危险。194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外面正在做群众工作，邻居大嫂急急忙忙找到我，说汉奸队到处抓我，让我快找地方躲躲。我就跑到附近的万泉湖村我一个姑家（叔伯的），姑说鬼子和汉奸队刚搜查过，怕不安全，不敢收留我，就让我再找别的地方躲躲，我就一口气跑到离家大约有60华里的浮来山上躲了起来。过后我听说当时我走后过了一天，我的过继奶奶不放心，叫一个邻居家大哥黄明超带着饭到万泉湖我姑家去看看我的情况，结果刚到我姑家就被在那里搜捕的敌人抓起来了。可见他们对我监控的多严密，连和我没有多大联系的人都不放过。后来黄明超大哥回来说，他被抓后，敌人让他给牵牛（抢来的牛）去郯城。在去郯城的路上，他们把被抓的党员、干部以及军属，用铁丝穿透前肩膀连起来，有的穿透锁骨，其状况真是惨不忍睹。黄明超大哥去郯城后，以上厕所为名，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翻厕所的墙逃了出来。 1945年春的一天，八路军某部八支队进驻司马店子村驻扎，我家里也住上了军队，我和我大伯家哥哥又是烧水又是做饭的一夜没合眼，快天亮时，我哥去菜地里割茼蒿，准备赶集去卖，突然发现鬼子准备包围村庄，他急忙跑回庄里报告八路军，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八路军顾不上收拾东西，连马匹都砍断缰绳放跑了，部队带着武器就往沂河西边撤退，我也随部队向河西撤退，到了沂河中央时，鬼子离我们有500米左右就开始放枪，我看到身边有很多八路军战士被子弹打中牺牲了，子弹在我耳边嗖嗖的飞过去，我们一直往河西跑（河西是抗日根据地）。这次真是好险呀，到河西以后，我才发现我挎的包袱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这次被包围中八路军牺牲了二十多人，村民也被打死了二十几人，其中我记得有九老头（村民们都这样叫他，真名我也不知道）家死了三口，其余的我记不住名字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开始发动内战，国民党兵经常到村里来抓党员和村干部。1946 年 春天的一天，国民党还乡团没抓到我，又把黄明超（他们以为黄明超是我亲哥）大哥抓了起来，逼问我去哪里了，明超哥说不知道，他们没问出我的下落，就气急败坏的把黄明超大哥押到村后的坟地里，要枪毙他。当时幸亏有一个还有点良心的国民党兵说：黄明超不是黄明兰的亲哥，他亲哥叫黄明心，是八路军的一个营长，黄明超可能真不知道情况，何况还听说他们两家平时关系不好，杀了这个黄明超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他的劝说下才把明超大哥放了。明超哥受到这次折磨和惊吓以后就得了重病，一个月以后就含恨去世了。我老家有死人后上五七坟的风俗，国民党还乡团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在我明超大哥上坟时想对我进行抓捕，在我家周围架上了机枪，幸亏党组织提前得到了这个消息，及时通知我不要参加明超大哥的祭奠，因此才幸免于难。但因为明超大哥是因我而死，我没能去参加祭奠，十分伤心痛苦，也十分遗憾。
1946年那年我18岁了，当时我在河西解放区，秋天的一天，我从姚店子水汪庄回家取东西，被还乡团发现后告了密，国民党兵前来抓我。我当时在我叔伯四哥家里，当发现他们时已经来不及跑躲了，只得在四哥家的一间闲屋里的床上躺下，四嫂拿来很多破烂东西：破席、草苫子、破被子、簸萁、篮子等盖在我身上，把我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了，国民党兵进去搜查，一边搜还一边骂“黄明兰这次跑不了你，逮着你把你零刀割了，看你整天还能”。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害怕，我已经习惯了。敌人找不到我，把床底一捆旱烟叶给拿走了。
尽管国民党反对派穷凶极恶，到处抓我们，但是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不畏牺牲的掩护，仍能顺利地完成上级党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从不叫苦，工作十分出色，当时村支书黄永成看在眼里，他问我：“明兰，你这么积极地工作，连死都不怕，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我说：“我接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眼看着老百姓生活的那么艰苦，我就想跟着共产党把天下打下来，让老百姓过上安稳能吃上饭穿上衣的体面日子。再就是每当想起我哥黄明心是大英雄，他在前线打鬼子、杀汉奸反动派，我在家里也要为他争气，支持他，一想起我哥那么勇敢，我更有信心和勇气了，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领导我们打下天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定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我的想法就是革命不能怕死，怕死就别革命”。
还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1947年底的一天，还乡团来了，我们转移到了司马店子村东边很远的一个村子（村名记不住），在那里住了5天，村里有人来消息说村里没事了，我们才回到村里。我的四哥（堂兄）说你怎么回来了，他们天天在咱家周围转悠，一直想抓你，你再出去躲躲吧，等真正安稳了再回来。我堂哥给包上很多饭，让我出去躲躲。当时我和另一个党员叫黄培湘的一块（她是我小姑），我们俩刚跑出村子，就听到村里传来了枪声，国民党兵追出村来，一边追一边放枪，子弹在我们身边嗖嗖地飞过去，还好我们俩都没有受伤。我们跑到村西南边的张家庄子村找了一家住户，主人把我们藏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以为国民党兵走了，就出来了。我们打算到沂河西面解放区去，不料这些兵痞还在附近，发现我们后又开枪追。我俩拼命地跑。跑到河边，也不知道深浅，就义无反顾地跳进水里，两人手拉手往西岸走，走没多远，水就没到脖子了，我们俩相互鼓励着，依然往前走，幸亏没有再深的地方，敌人不敢下水，只能在岸上一直对我们开枪。万幸我们俩没有受伤，并且胜利到达沂河西岸。
到河西后我们来到了水王庄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解放军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在1948年2月24日，国民党撤出山东，山东彻底解放了，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在两天后从水王庄回到了村里，从此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在村里继续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回家这天开始，我仍然在村里干妇女主任工作。
解放后，我嫁到苏村镇东菜园村，丈夫李纯东，1943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时，他是电话兵，多次荣立战功。21岁时退伍转业到南京公安局工作，23岁时因家中老人生病无人照顾，就回家照顾老人治病，然后跟我结婚，一起在村里干起了工作，丈夫回家后曾任村主任（当时叫大队长）多年。1982年8月病逝于济南军区疗养院（当时政府因为他有功劳，照顾他去济南军区疗养院免费疗养）。我嫁到婆家后，又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带领全村妇女姐妹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建设工作，起到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以后响应党的号召，在农业学大寨、计划生育等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81年农村干部退休。退休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参加党的各项工作。
我的一生，没有多大功劳，就是一心一意跟党走，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家教育子女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热爱我们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跟着党把国家建设的更好，每个人都要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努力学习，掌握知识，积极工作，回报党和国家。我的子孙有29口，有共产党员12人，博士学位3人，专科本科毕业11人。我时刻叮嘱孩子们，永远不忘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他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为党和国家做着贡献。
—— 2019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