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4日晚我们就赶到了杭州。7日晨在原国民党东南日报社里参加会师大会（区营级干部参加），省委决定由邹训瑞、我和高步云3人到萧山接管警察局。8日，我们由在地，由主持工作的同志带路赶到萧山，县委即派以邹训瑞为组长，我们3人以军代表的身份进驻警察局。
当时，一批伪职人员表现还好，按接管约法八章听候处理，人员名册、档案及枪支弹药均已集中保管，除少数驻所的伪警人员带枪逃匿、为匪外，总的来讲整个接管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但由于当时环境相当复杂恶劣，党为公安工作所确定的性质、地位和职能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工作充满艰难困苦，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有许多困难还在等着我们。萧山是国民党的模范县，其反动根基深厚，反革命残余势力比较强大。国民党逃跑前，有详细的应变计划，留下潜伏的特务组织，境内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匪特30多股，还有数不清的散兵游勇与金银贩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制造谣言，攻打我政府，气焰十分嚣张。我们的工作就在城乡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开展起来，每天都有被抓获的敌特分子和金银贩子。
当时，我们自己没有监所，只好把这些人关到还未清理好的原国民党伪警察局的监狱里，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形势所迫，县委决定提前成立公安局，任命邹训瑞为局长。当时伪监狱里的原政治犯虽已全部出狱，但还有一部分身份性质未定的人员需要甄别，同时也可通过清理得到一些材料，审讯股首先成立，由我担任股长，接着又成立了侦查股，由高步云同志负责。
1949年夏，省委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大会，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布置了中心工作，要求各地认清形势，进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坚决彻底消灭匪特”的重要指示，以安定民心，发展生产，保卫新生政权。
我们公安机关与驻军310团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共同发起全面围剿，自从7月在萧山城关镇江寺召开群众大会，枪决了萧山县势力最大、罪大恶极的绍兴、诸暨、萧山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伪萧山县县长余继鹏后，对其他匪特震慑极大。
很快，我们又抓获了国民党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谍报股股长朱屏藩，国民党逃跑时委任他为诸、萧、绍边区联防办事处反共第一纵队司令。我们还通过他的小老婆，把隐藏各地的匪徒招来投案自首，为朱将功赎罪，先后有15人来缴械投诚。我们借此展开政治攻势，启用了一些放下武器，愿意戴罪立功、真诚投靠政府的人为我所用，开拓信息来源，起到了很好的分化瓦解作用。
很快，我们接到中美合作所东南训练班出身的原诸、萧、绍军统巡视员徐成鑫报告说，在萧山进化山区的“浙东剿共司令部第四支队”支队长俞勇和第一大队长蒋咏泉争权夺利，蒋咏泉在饭桌上一枪打死俞勇，自任支队长，这一内讧使匪帮内部人心浮动，产生动摇。我得此消息后，即与局长商量对策，认为这是争取瓦解这股匪特的极好机会。
经研究，由我带领几名侦察员先到临浦镇，找到伪警察局刑警队探长朱观祥，此人在萧山刚解放时就主动放下武器并一再表示要争取立功赎罪。朱与蒋咏泉是多年好友，他的儿子是蒋的贴身卫士，我们先做好他的工作。朱观祥很配合，由他和另一个与蒋关系密切的人带路，我和几名侦察员进山，终于探明这股匪特在山边华家垫一带。我们赶到华家垫，让朱观祥先进村以看望儿子为名探个虚实，再进一步行动。
朱进了村，见到蒋等匪首，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紧张什么，又不是来攻打你们的，是萧山公安局的刘军代表想来和你们谈判的，他们只来了四五个人。你们还信不过我吗？我会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吗，7你若有大将风度，就该把他们请进村，以礼相待，好好谈谈，又有什么关系呢？”蒋咏泉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下，说：“就给你这个面子，去叫他们来吧！”朱观祥见事情有希望，连忙回到我们隐蔽的地方，把与匪首交谈的情况向我作详细汇报。我问他：“你看这些人有没有改邪归正的诚意？”朱说：“对付这些人要有耐心，我看这次会面不会有多大问题。”我和侦察员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做好两手准备，我就带着石邦禄进华家垫谈判，其余人见机行事。
见面之后，我单刀直入向他们挑明谈判的目的，表示今天是受部分弟兄家属的请求和委托，特地来请他们下山的。我还讲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并严正指出：“就凭你们这几百人几条枪，顽抗下去是没有出路的，何去何从由你们自己定！”
蒋咏泉听了之后，表示下山可以，但有三个条件：一是再过几天，名为起义；二是要保留他的部队；三是要让他收齐向老百姓摊派的钱粮，这三条无理要求被我一一驳倒。最后他又提出要和萧山更高一级的长官谈判。我说：“好嘛，你可以去萧山，我保证你的安全。”狡猾的匪徒们嘀咕了一阵，又提出派一名代表去萧山谈判，但我们也要留下一名侦察员作人质。我答应了o石邦禄说：“既然要到萧山谈判，总要有所表示！”蒋咏泉很爽气地说：“当然，由我的特务大队长陈杏信带一挺机枪、一支快机和四支美式步枪作为见面礼，够不够诚意？”条件谈妥后，我和石邦禄商量把陈天浩留下，陈天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深入匪穴虽有些冒险，但收获确实不小。部队多次围歼这股血债累累的匪特都扑空了，这次总算摸清了他们的底细。初冬的天气，匪徒们还身着单衣，钱粮短缺，又不敢下山，真是走投无路、弹尽粮绝。
匪情已明，为下一步的行动作好了准备。我们带着谈判代表回到萧山，决定先稳住他们。局长不但亲自出面接见，还嘱咐我们用小恩小惠拢络他，请他住在萧山最好的旅馆里，理发、洗澡、看戏，一切从优招待，抓紧时间和他谈，以防夜长梦多。
我们把他待若上宾，陈杏信也很得意，有些乐不思蜀，本来商定是三天时间，因种种原因，拖到第四天。
从朱观祥提供的情况来看，这是关键时刻，为防万一，要再增加劝降力量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所以把蒋的结拜兄弟、临浦镇商会会长、原伪镇长、米行大老板华会康请来。华曾对迎接金萧支队解放临浦做了些工作，他也希望能立功，取得政府的信任，还有与蒋结拜的徐成鑫，这3人可形成一个很好的包围圈。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和邹局长到310团找到梁政委和保卫股长高永乾，把再次进山劝降的方案做了汇报。我说：“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我们已经做了最好和最坏的两种打算。一方面，根据蒋派来的特务大队长的表态，蒋有改恶从善、放下武器投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伙匪徒几个匪首面合心不合，蒋又性格多变，翻脸不认账，比较麻烦，要作好两手准备。”梁政委听后说：“是应该考虑周到些。这次一定要咬住不放，如果劝降不成，一律就地围剿，这次绝不能让他们逃掉的。这是萧山境内最大、最坏的一股武装匪特，杀人抢劫，作恶多端，还有一批恶霸地主、伪保甲长、地痞流氓给他们通风报信，使我军多次扑空。这次由邦俊同志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若分化瓦解工作能够成功，那就最好，如果情况有变，就只有军事清剿，我让三营密切配合你们的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听你指挥！”
方案既定。第二天，我和侦察股长李元增、石邦禄等七八名侦察员带着匪代表陈杏信赶到临浦和驻军三营会合。经与营长及教导员商议，由配短枪的侦察班共10人随我进山，再派一个连隐蔽运动到华家垫附近，同时多加强对附近几个通道的防控工作，防止匪徒外逃。商定之后，我们又把已等在临浦的徐成鑫、华会康、朱观祥3人带上，共20多人，分成两股直插华家垫。
到了华家垫附近，两路人马汇合，我叫朱观祥、徐成鑫先进村探消息。他们回来说，土匪昨晚已经转移。大家一听，都大吃一惊，情况有变，这该如何是好？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正在这时，伪保长来传话说蒋支队长叫军代表去大岩谈判。
狡猾的匪首不知又在玩什么花样，这去与不去事关重大，向上级请示一时又来不及。如果不去，非但前功尽弃，更担心的是陈天浩同志的性命都会有危险。我找到3个关系人说：“蒋咏泉不守信用，情况有变，各位说这趟大岩去不去？”3人意见一致，说事已至此，他们3个拼了身家性命保着我去谈判。我又把几个党员找到一起，简单分析了一下情况，讲明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大家决心要保护陈天浩同志的安全，誓死消灭这股顽匪。
我根据形势迅速调整兵力，随后和石邦禄带着匪代表一前一后再奔大岩。
这伙匪徒真是虚张声势，靠近大岩村就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
李元增股长按事先安排，带着三营手枪班和部分侦察员隐蔽在村口，我和石邦禄等几个同志带着关系人进了村，但在村口的两名匪徒说只能进去一两人，刚好朱观祥的儿子朱志清过来说支队长在等，顺利地把我们接了进去。蒋咏泉正在一个四合大院等着我们，大家进了屋，围桌而会，他们几个老朋友寒喧了一阵，蒋有意识地把身上的左轮手枪放在桌上，气氛有些紧张。
我开门见山地说：“你这个支队长不守信用，不是在华家垫见面吗？怎么到了这里，让我好找！”他说：“第三天你们没来，我不愿在一个地方住得这么长。”我说：“你们的代表已经回来了，在萧山和我们的首长谈得很好，我们的人呢？”他说：“不忙，我们先谈谈！”我说： “该谈的在华家垫和萧山都谈妥了，你先听听你的谈判代表的情况。我这次来不是和你谈判的，而是接你们下山进城的。”陈杏信也在一边随声附和说：“是，是，一切都谈得很好，局长、军代表都很客气，这次是特地来接大家进城的。”我说：“你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对投诚起义有功人员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具体情况你可以问问你的几个好朋友！”那几个联系人也帮着说服蒋。蒋此时还想讨价还价，旧话重提，要当县大队长、刑警队长。我耐着性子说：“这些都不要再提了，到萧山见了党政领导，我们会根据你的立功表现安排的，一切好商量！”他沉吟了片刻，说：“请军代表稍等，我这就找几个兄弟商量一下，宣布起义！”
这时，他把陈天浩找来了，天浩看到我们，十分高兴。蒋称时间已晚要设宴招待我们，我说来日方长，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在山下还碰到解放军，为防止万一，还是连夜下山，到靠近临浦的沈家埭宿营，第二天进城。并要求他们下山时每人点起一支火把作为信号，免得发生误会。蒋一一照办，终于顺利下山了。
由于事先和管理处同志约定，如果劝降顺利，在沈家埭过夜，第二天进城，住宿和船只交通等准备已一切就绪。到沈家埭时已凌晨一二点了，大家晚饭都顾不上吃，忙着安排住宿。我和蒋咏泉、朱志清同志住一室，这一夜，谁也没睡着，各自心里盘算着，我只想着怎么说服土匪放下武器进城。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对蒋咏泉说投诚起义的首要条件是放下武器，我们要到临浦上船去萧山，临浦有驻军，为了防止发生误会同时也是表示诚意，你应该把队伍集中起来，正式宣布投诚起义，向人民政府、共产党靠拢。蒋依言集合队伍，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后退3步，听军代表训话。
我就当前政治形势讲了几句，指出蒋能深明大义，领着兄弟们投向光明，人民政府十分欢迎。就这样，200多人的武装顺利解除了，100多支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和10多支手枪都用小船运回萧山，现在就剩几个匪首佩枪了。大队人马在临浦上了船，向萧山驶去。快到水城门时，我对蒋咏泉说：“快到萧山城了，进城后，党政领导要接见大家，你们几个首领总不能带着枪去见首长吧，是不是请大家把枪交给我们的侦察队长。”既然到了这一步，几个家伙只得无可奈何地缴了械。进城后，这伙人被安置在310团在城隍庙临时设置的俘管处。
直到这时，大伙儿才庆幸地抹去脸上的汗水，心头的千斤重担总算放下了！
事后，这批人经过审查甄别，有些出身好、年纪轻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在了部队，有的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提了干。朱观祥等人受到政府奖励，他的儿子朱志清留在公安局，跟着我当通讯员，成为一位光荣的公安战士。
到了1950年5月，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基本肃清全县境内的大小匪帮，为保卫土改、三期镇反、反动党团特警宪人员登记创造了条件，有效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