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30日凌晨，天还没亮，绍兴市公安局大楼内一片寂静。
我正和来绍的杭州市公安局侦察员研究王元昌脱梢后需要采取的措施，王煜昌突然闯入了我办公室，大家吃了一惊。王气喘吁吁地说：“那个骗公安局钱的吴冠军现在我家，赶快去抓！”
王煜昌32岁，长工出身，没有上过学，解放前当过我金萧支队的交通员，解放后是我公安侦察员。为了创造条件打入敌内，他服从组织决定，扮作无业游民，做起砻糠生意。为此，他妻子骂他不争气，邻居给白眼，但他忍辱负重，默默等待出击的机会。对吴冠军主动找上门来，王深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心想：上次你谎称能带舟山的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大队来绍兴投诚，骗了公安局的钱跑了，这次可不能再让你跑掉！他心里一边想着主意，一边给吴让座倒水，并借如厕之机来向我们报案。听完王的报告，我与杭州来的侦察员相视一笑，原来杭州市局跟踪的王元昌就是吴冠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针对王的惊慌情绪，我说：“敌人此来，不是要你的性命，而是要你为他工作。此人来到绍兴，你马上来报告，做得很好。”然后拿出10万元钱（旧币，下同）交给王，嘱咐说：“这些钱作为招待费，你对吴冠军要装出诚恳、热情的样子，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他，取得他的信任，进而了解情况。你现在赶快回去，时间长了他会起疑心的。
王煜昌一到家，吴冠军就追问：“怎么去了这么久？”王说是上了厕所又去买药，为了假戏真做，还吃下一片安乃近。
中午，王煜昌备了一桌酒菜招待吴冠军。几杯酒下肚，吴的话也多了起来，说他最近参加了国民党在福建东山岛打解放军的战斗，他当区队长，解放军伤亡5万多人……他还拿出伪造的《上海总工会会员证》给王看：“我的证件很多，我们那边伪造证件很容易。你想办法给我搞一张行商证，钱不成问题。我只要写封信到香港一个药店，钱就会马上寄来，药店就是我们的通讯地址。我写信一面用钢笔写，一面用药水写，别人看不出。”接着，他从随身带着的雨伞伞柄里取出两包药粉。
“这两包药粉，一包是密写用的，一包是显影用的；写的药粉用酒精化开，显的药粉用开水冲。”吴冠军又从帆布袋里拿出一瓶酒精和一支手笔，教王煜昌密写的方法，并说：“你现在可以给香港写封信，信中就说我和你见过面，愿意一块做生意。地址是香港高雄街二号生和春药号党成章先生转交王尚仁先生收。”
当晚，王煜昌悄悄到市公安局向我汇报了接触吴冠军的情况。第二天一早，王煜昌来到吴冠军住的中央旅社，将他老婆帮着写好的明信和抄过的密写底稿，交给吴冠军。吴看后很满意，出旅社时，顺手把信投进路边的邮筒里，并要王陪他一起去看老周。
这个“老周”就是周炳奎，与吴共过事。解放前当过伪连长，解放后比较老实，曾经数次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受到宽大处理，现与王煜昌一起做砻糠生意。
早饭后，王和吴来到旨大寺周炳奎家。吴看到周炳奎胸前别着一枚“中苏友好协会”证章，就说：“老周，你真不简单，还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能否把你的会员证借给我，最多两个月就还你。”
“会员证写有我的名字，怎么好借给你？查起来不好办！”
吴冠军碰了钉子，仍不死心，接着就在周面前吹嘘自己如何下海当特务的事，要周也跟着他一起干。临走时还许诺：“我下次来时，给你20万元，给老王30万元。只要好好干，钱是有的。”
11月6日，吴冠军返回杭州。
周炳奎与吴冠军接触后，立即向我们报告了有关情况，考虑到吴有拉拢周之意图，而周过去为我工作过，为了不使案情泄露和惊动敌人，报经省公安厅批准，将周定为此案的另一关系人。
11月9日下午，吴冠军从杭州又来到绍兴，第二天就让王煜昌把周炳奎叫来。
周炳奎来到王家后，吴冠军拿出5万元钱给周，10万元钱给王，说：“这次钱不够了，下次再多给点。”周炳奎佯装感激：“有什么事情老弟尽管吩咐。”接着，吴就叫周炳奎使用密写的方法。
11日上午，吴冠军又对王煜昌、周炳奎说：“我是杭沪绍联络组组长，只要跟着我干，大陈的上司一定会给你们一官半职的，用钱不要愁。”
下午，王煜昌收到一条转交给吴冠军的双挂号信的回执，寄信地址是余杭县瓶窑镇，收件地址是海门东衢路徐里43号。吴看后非常高兴：“这下我放心了，不会再失去联系了。”晚上，吴告诉王：“我决定后天去临海，再经海门回大陈。有个海门人13日下午4点钟在临海车站等我。
听吴这么说，王煜昌心里暗自盘算，第二天早饭后，借买菜机会来到市公安局，向我报告了吴冠军要回大陈的消息。事不宣迟，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省厅丛鹭丹处长报告。
自从证实王元昌就是吴冠军后，丛处长根据中央公安部、华东公安局和厅长的指示，一直在认真指挥、精心经营这个案子。他去公安部开会时，曾将吴案的报告呈送罗瑞卿部长，罗部长对此案很重视和支持。王芳厅长对此案亲自过问，经常听取案情汇报，提出意见。丛处长接到我的电话后，即向王厅长作了报告，根据厅长指示，又马上召集有关办案人员开会研究。大家认为敌特派员吴冠军潜入主要目的是联络旧关系，筹建潜伏电台。其联络的人员均已为我掌握，尤其是王煜昌更受吴的信任，在我方秘密控制下，吴潜入后并未接触到我之要害，不可能获得重要情报。为了有利于今后对敌斗争的深入，进一步诱敌上钩，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拟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来个“欲擒故纵”。经报请华东公安局批准，决定“放”吴回大陈。
12日晚，王煜昌根据我公安机关的布置，与周炳奎一起在家里为吴冠军设宴“饯行”o酒足饱饭之后，吴拿出30万元和密写药粉、伪造证书，以及衣服、帆布袋等，交王煜昌保管。并说：“这30万元钱，你们如有急需，可用掉一些。我回来时会再带钱来的。”
13日上午，吴冠军从绍兴乘汽车去了临海。
1954年5月23日下午，绍兴天气闷热，乌云密布。几声响雷后，倾盆大雨哗哗而下，王煜昌刚把晒在院子里的衣服收回屋，就听到房门“吱呀”一声，一个瘦长的人影倏地闪了进来。
“吴老弟，你总算回来了！”王煜昌一看，原来是吴冠军。
吴冠军一坐下，就满脸怒气地骂开了：
“他妈的，沈祖俭这家伙对敌后工作太无常识，去年我进来，这么快就完成任务，本该受到奖励，而沈祖俭却对我不相信，听了我的汇报后态度十分冷淡，连句鼓励的话也没说，还怀疑我被共产党利用，审查了我一个多月，你说气人不气人o”“你肚量放大一点，不要同他们一般见识。”王煜昌假装安慰他。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后来我通过老关系，参加了保密局大陈联络站，任中尉联络员。他们对我十分重用，让我参加美国西方企业公司大陈分公司的特工训练。”说到这里，吴显然十分得意。
“保密局就是比中二组大方，我这次进来，给了我1400万元，还有9块瑞士英纳格手表。”吴说着，从小皮箱里拿出60万元送给王煜昌，拿出两块“英纳格”手表和一支“派克”钢笔，送给王及王妻，对王说：“你这块手表背面印有号码，是3号，以后可作为联络用。”
25日下午，吴冠军又送给周炳奎60万元，十分诡秘地对周说：“现在，我们都是保密局的人，一定要为保密局干出点名堂来，保密局已委任老王为绍兴组组长，你为交通。”说着，他用小刀拆开衣缝，从里面取出一份由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笔签署的委任状交给王煜昌，一份由国防部保密局大陈站陆军少将主任黄加持签署的通行证交给周炳奎。接着又拿出事先已打好草稿的参特“宣誓书”，叫周炳奎用密写药照抄一遍，又让王和周分别签上名字。
履行“参特”手续以后，吴冠军派王煜昌去舟山搜集军事情报，物色交通船，并把电台联络办法及香港通信地址、80万元活动经费交给王煜昌保管；让周炳奎在绍兴就地搜集情报。
为了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使王煜昌进一步取得吴的信任，担任敌特的交通，省公安厅研究后，认为王煜昌去舟山建立交通难以控制，对我不利，故要王通过舟山之行，设法使吴改变主意。5月27日，绍兴天气晴朗，阳光灼热。王煜昌在我局侦察员陶延龄的暗中陪同下，乘汽车经宁波，再乘船到达定海，王一人住进一个小旅馆。当晚，陶陪舟山专署公安处侦察科科长张立海到旅馆看望王煜昌o
第二天晚上，陶延龄、张立海交给王煜昌四五张准备欺骗吴冠军的车船票，对王说：“你有了这几张车船票，回去就可向吴冠军交代了，就说去过沈家门、岱山、西礁和桃花岛等地。明天再买几斤鲳鱼鳖送给吴冠军。”王高兴地对张、陶说：“你们考虑得真周到。
6月1日，王煜昌与陶延龄离开定海，乘汽车到达上虞县百官镇派出所，与等候在那里的省公安厅和市局的侦察员一起研究了对付吴的办法。当天傍晚，王煜昌就回到绍兴北海旅馆。
吴冠军见王煜昌很快就从舟山回来，十分高兴：“老王，辛苦了，快把情况说一说。
根据我们商量的口径，王煜昌向吴冠军“报告”舟山之行的情况。
“我在定海和沈家门等地看到很多兵舰和炮艇，在定海码头修理的大兵舰有两艘，小炮艇有七八艘。定海陆军很多，一律是新式武器装备。我还去了定海飞机场，但没有看到飞机。”“所有老百姓的船只，统一归航务局管理，控制得很严，确实没有办法雇到船只。看来要在舟山建立交通是没有希望了o”为了使吴相信，王把准备的车船票也拿了出来。
吴见交通不能建立，只好作罢，接着对王煜昌说：“你想办法为我报上户口，待取得户口再申请签证去香港，然后再回大陈。我明天去杭州，看看那边的情况。”
王煜昌离开北海旅馆，街上早已万家灯火，路上行人你来我往。他无心顾及古越之夜的热闹景象，急匆匆地奔向市局……
6月2日中午时分，一辆绍兴至杭州的长途汽车停在国货街站，吴冠军随着下车的旅客，挤出车站。他鬼鬼祟祟地快步往前走，随手将一封信投入路边的邮筒里，然后跳上一辆黄包车扬长而去。省公安厅随即检获了吴寄给香港九龙旺角太子道103号方桂转陈佛生收的这封信，他向“保密局”密报：“曾在定海找到一只船，但已被扣，以后设法再找。”信中还编造了一些假情报，企图邀功请赏。
当天晚上，杭州城内华灯齐放，街上一片热闹和繁华景象。在下羊市街小城隍庙42号的一间小房子里，昏暗的灯光下有两个人在窃窃地交谈。年纪轻的是吴冠军，另一个50多岁的独眼老头是已被吴发展参特的陶伯琪。陶系绍兴人，解放前曾任敌伪侦缉队情报组长、浙东第一纵队司令部文书，解放后曾作为无业游民，被我公安机关收容教养过。
此时，陶伯琪正向吴冠军报告杭州方面的活动情况。
“我已按你的要求，物色到一个送大陈接受电讯训练的青年人，叫陆彬范，20岁，初中毕业，在做西药生意。他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我已送给他一块英纳格手表和一些钱。”吴冠军对此很满意，拿出50万元钱给陶作为活动经费。
陶伯琪把钱装进口袋，小声对吴说：“最近我发现有便衣公安对我们盯梢，应该小心行事。”“你说得对，我去绍兴时也发现有人盯梢，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要避一下风头，你和陆彬范可以去陆在上海的弟弟家。我隔几天再去。”老陡巨滑的陶向吴献计。
“那也好，我们先去上海避几天。”吴冠军欣然同意。
6月4日下午1时左右，吴冠军和陆彬范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同时。省厅侦察员张萧芬和杭州市局侦察员小王也尾随跳上了这节车厢。
在车上，吴冠军对陆彬范说：“到上海后，你弟弟的家可作为联络点。我准备去找一个朋友，叫程经远，他原是黄浦区区长……”说话之间，吴看到斜对面的位子上有个看报纸的人，不时用眼睛在瞟他，“不好，有人盯梢！”吴冠军这个狡猾的特务凭着他特有的警觉，知道这个看报的人就是便衣公安。
车到上海，吴冠军和陆彬范慌慌张张走出火车站，马上钻进一辆黄包车。张萧芬和小王也坐上上海市公安局早已预备的吉普车，紧紧跟在这辆黄包车后面。狡猾的吴冠军发现后面的车子跟着他。叫车夫加快速度蹬。一会儿，三轮车钻进延龄路旁的一个院落。为了不惊动吴、陆，张萧芬叫汽车停在路口，监视院子内的情况。
大约等了10多分钟，仍不见吴和陆出来。张萧芬和小王感到事有蹊跷，马上进院查找。原来吴冠军耍了一个“金蝉脱壳”计，早就和陆彬范从后门溜走，来到了延龄路823号陆的弟弟陆土范家里。
在陆家狭小的房间里，吴冠军如丧家之犬：“想不到共产党这么厉害，我们在杭州被盯梢，到了上海又被盯梢，看来跑是跑不了了，只有去投案自首了。
“投案自首？”陆十分惊奇。
“对！我们来个‘丢帅保车’。只要大陆有你们这些人的力量，反共复国还是有希望的……”吴冠军说得很肯定。
外滩的钟声刚敲过11下，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值班室里，一个年轻人拉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激动地对侦察员说：“这个人叫吴冠军，是国民党特务，我拉他来投案自首。”
这个年轻人就是陆彬范。侦察员转身问吴冠军：“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我叫吴冠军，是台湾国防部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今年5月28日受命在温州登陆潜入绍兴、杭州等地活动。因在杭州被你们公安注意，就来上海避风头。我感到自己有罪，当特务很可耻，对不起人民政府，就来投案自首，请求宽大处理……”吴装出一副十分老实、诚恳的样子。
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对吴冠军进行了预审，吴对自己的特务身份和活动供认不讳。此时，张萧芬和小王因吴脱梢正赶到上海局联系，双方一接触，吴冠军与陆彬范合演的一出“丢帅保车”的假自首双簧戏就被彻底揭穿了。
随后，吴冠军被押回杭州，陆彬范、陶伯琪也相继被我公安部门密捕。
吴冠军在审讯中认罪态度比较好，多次要求争取立功赎罪。根据吴冠军的罪行和态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吴冠军有期徒刑8年。至此，历时两年多的“吴冠军案”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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