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大楼竣工，省委各部、委、办和省政府一些厅、局要搬进大楼办公。为保障安全，省委决定组建保卫处，把我从公安厅警卫处调到省委保卫处任处长。因为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和部分常委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住在北山街84号大院内，为了工作需要，我的宿舍也搬进院内，所以有机会常和省委领导同志接触，能够亲身领会、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尤其是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霍士廉同志，他的音容笑貌，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关心支持党支部的组织建设
1956年，省委办公厅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严格组织生活，方便管理，决定建立省委书记处党支部，该支部由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和他们的秘书、警卫员、驾驶员、管理员、炊事员和保卫处的党员组成。因为这个是新建的支部，办公厅推荐我和霍士廉同志的秘书沈良禾、管理员王荣阁负责支委会的筹备工作。因此事涉及到霍士廉同志的秘书，因此我专程到霍的家里向他汇报了办公厅的意见。他听后满意地说：“这样很好，我没有意见！”接着他风趣地说：“这个支部有点特殊，人员既有集中又有分散，一定要抓紧过好组织生活。党委有一个民主生活制度，这和支部生活不同，党内不论职位高低，在过组织生活时都是普通的一员。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监督，互相帮助，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个特殊支部要在机关支部做出好榜样。”因为得到了他的支持，支部经过酝酿召开了支部大会选举产生了支部委员会。这次支部大会除了个别同志因外出不能参加外，书记处书记、正副省长都参加了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候选人名单，正式组成支委会。支委会分工，由我任书记，沈良禾任副书记，王荣阁、沈祖伦为支部委员。该支部由于得到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组织制度比较严格，组织生活比较正常。书记、省长们很少请假，年龄比较大的副省长顾德欢同志住在84号大院外，也赶来参加支部大会。说是“特殊支部”，其实一点都不特殊。从领导干部到勤务员、保姆，都以普通党员身份出现，都以合格党员要求自己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特别是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这是工作用车
195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天气突变，骤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霍士廉同志的大女儿霍玲在保俶路小学读书，小女儿丁玲在西湖小学读书，他家阿姨要去接丁玲放学就来不及接霍玲了。于是她就给保卫处打了个电话，要霍的驾驶员孙普庆同志顺便把霍玲接回家。办公室同志转告了驾驶员，老孙一看霍还在开会，时间还来得及，就先把霍玲接回家。回来后，会议还没散，下班回家，老孙也没提起这件事。第二天下班时，还下着小雨，霍玲背上书包拿起雨伞去上学，阿姨处于对孩子的关心，问驾驶员今天去不去大楼上班，可不可以把霍玲带上。这话让霍士廉同志听到了，说去上班也不能带，这是工作用车。他回过头来责问驾驶员，昨天是谁让他去接霍玲的。这时我正在场，听到他批评驾驶员，发起了脾气，急忙上前解释说，昨天下午雨太大，是阿姨打电话给保卫处办公室，我叫人告诉孙普庆同志的，要批评，就批评我好了。他说这不是批评不批评的问题，他用手指着汽车说，这是工作用车，刮风下雨，你们把霍玲接回家，学校里还有那么多的孩子怎么办，会对其他孩子的家长造成什么影响？已经有人反映说有的领导干部上下班先把孩子送到学校、幼儿园，影响很坏，此风不能长，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建议办公厅呼吁一下，予以制止。这样做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很不利，一点风雨都经受不了，还怎么培养她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严肃认真地讲，我边听边思考，越听越感到心悦诚服，这都是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的良言。霍±廉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共产党员廉洁自律的好榜样。
一次不平常的谈话
1956年的冬天，我跟江华同志外出了。84号大院的门卫接待了一位非要去走访霍士廉同志的客人，门卫电告保卫处值班室，值班的张洪喜同志一听来客是被隔离审查的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文长，就立即打电话请示正在大楼办公室值班的副处长高大成同志。高一听说是王文长，感到很难办，因正处在内部肃反审干扫尾阶段，在这种敏感时期王到霍的宿舍去，高大成不敢擅作主张。他和张商量还是回避一下为好，于是通知门卫，称霍不在家，让王改日再见。王在大门口等了很长时间，见他们不让他进去，只得扫兴而归。当天晚上，他与霍通了电话，讲起下午在门口发生的事情，要求第二天上午和霍谈谈，并提出不愿到机关大楼里谈，霍马上同意在家中接待他。接完电话后，霍便把我找到他家中。我去了，他正在客厅等我，待我坐定后，他就开门见山地问起，下午为什么不让王文长到他家里来的具体情况。还十分气愤地责问：“还说什么我不在家，我哪里也没去！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找我？你们晓不晓得，他是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一些历史问题以前已经向组织讲清楚了，现在上面还要对他隔离审查，受了很大的委屈，思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嘛！一个党员碰到什么想不通的问题，不找党组织谈找谁？找党的负责人谈话，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党性强的表现。可是他来找我，你们却不让他进门，说我不在家，避而不见，他能想得通吗？他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身体也不太好，组织有结论，放他回家已经好几天了，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说这件事省公安厅已经告诉我了，但我昨天下午跟江华同志出去了，是我没有及时告诉处里的同志。他接着说，你们保卫处和部队门卫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让大家有了安全感，这是好的。但是，要讲究工作方法，要礼貌待人，下边个别同志反映84号门难进。有什么事，你们要和我们这些领导及时联系，先把情况弄清楚，不要老是不开绿灯，把人家拒之门外。再这样下去，会使领导同志脱离群众的，我已经与王文长约定，明天上午让他来我家，告诉门卫不要挡路。我连忙表示，第二天我亲自到门口等王文长，向他道歉。霍说：“你告诉门卫让他进来就是了，你别出面，免得他多心。”我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在值班室里，一直注意着84号的大门口，见王走到霍的家门口，霍接他进去后，我才放下了心。
干部群众的贴心人
霍士廉同志很是理解人，关心人，深得干部群众的爱戴和信任。在下边工作的同志一碰到什么问题，就来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分析解释，耐心地做好工作。
那是195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已经8点多钟了，保卫处值班室的张洪喜同志接到大华饭店打来的电话，说是温州地区一个县的负责人要来找霍书记，那人希望霍书记务必去大华一趟。但这个时间，他的秘书和警卫员都已下班，只有驾驶员还在，问我该怎么办。我当即赶到霍的家中，他已经通知驾驶员老孙，准备出发了，我从安全角度劝阻他，天这么晚了，不能明天去吗？他说，一定有急事。人家从温州赶来的，跑了整整一天，现在连饭也没吃，～住下就要来找我，你说这事急不急。等他上门来？我就不能去吗？
此时，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我看他上了车，也连忙进了驾驶室。他说，你就不必去了。我说，天这么晚了，我在家反正也没事，到大华去看看。在路上，他跟我讲，下边工作的同志很辛苦，工作不容易，困难很多，要体谅他们的难处。特别是温州地区，情况复杂，人事关系也不顺，不知又碰到什么问题了，否则，不会一到杭州就来找我。来到大华饭店，我送他到了房间。开门一看，两人原来认识，见面如老友重逢，热乎得很，我就放心地退了出去。
大华饭店在1955年是省警卫处、交际处、外宾办公室合署办公的地方，因赵土忻处长和伍副处长都在参加内部肃反学习，留我主持工作，因此我搬到大华办公，所以对此地比较熟悉，于是来到赵土圻处长的办公室，他还在办公。我问他，今天温州来的是什么人，他说不清楚，大概……我说，你这个“大概政委”算了吧，他俩认识呢！赵处长告诉我，霍书记和干部总是心连心，大华是他的接待处，经常有人找他。我离开办公室来到楼下大厅休息室，一直等到深夜23时，他俩才从楼上下来。在车上，霍书记若有所思地说，又是团结问题，不顾整体，不从大局着想，怎么能搞好关系，搞好团结呢？他沉默片刻，又说：“这是温州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唉！拉帮结派，这都是宗派主义在作怪！……他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他对当时温州地区一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在当时，我只感到他话语中那种深深的忧虑和担心，我想，今晚，霍书记又将彻夜难眠了o
一张珍贵的照片
霍书记在解放前，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到浙江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群众基础较好，1965年，中央又把他调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又任农业部长，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一别就是20多年，但他怀念浙江的山山水水，对浙江的干部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关心浙江的生产建设，关心浙江人民的生活，想念在一起艰苦奋斗多年的老同志。1983年春天，他和夫人丁聪又回到了浙江。他俩不辞劳苦，到各地视察工作，看望老同志。一到绍兴，他就向当时的地委书记周效儒询问一些老同志的情况。周书记找到我，说霍老时间排得很紧，是不是把他问到的几位同志通知到一起去看望他。我连忙按周书记提供的名单通知了朱廉、崔文彬副专员和朱廉的夫人、绍兴县委副书记孙浩同志。
大家一起来到绍兴招待所的圆洞门会议室，见到了霍书记和丁聪同志。落座后，他们便询问了大家的身体和工作情况，20多年没见面，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霍书记还十分关心各县的领导变动和生产建设情况，他问到哪里，周书记就汇报到哪里。霍书记对农业、林业、水利建设情况问得较细o这使我联想到，我在省里工作时，跟他陪同朱老总参观杭州植物园和去余杭超山赏梅时，他们所谈论的不是以往火热的战斗生涯，而是从大西北到黄海之滨的荒坡秃岭，说的是浙江封山育林大搞绿化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朱老总指示要把农林、水利建设搞好，要把园林绿化搞好。当年朱老总关心生产，今天霍书记也将浙江的建设放在心上，两人表现出来的是一样的共产党人的心胸和气概。
在座谈时，从他与朱廉同志的谈话中，我才得知，原来朱廉和孙洁调来绍兴地区工作还是霍书记帮的忙。80年代初，他俩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朱廉时任遵义地委常委、副专员，孙浩任遵义市委副书记，两人是1964年支边，从浙江平阳县正、副书记任上调到贵州的。朱、孙与他偶然间讲到回浙江的事情，说浙江方面已经同意，可遵义地委不肯放。霍书记说，已经10多年了，他们不放，我去做工作。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朱廉夫妇才调回浙江来绍兴，至今两人对他的关怀还是铭记于心。
那天天气不好，下着小雨，霍书记在绍兴只计划住一天，大家请求他多住几天，他说早已约好，晚上一定要赶到杭州。我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是说一不二，就赶紧叫人来拍照片。我提议大家合影留念，霍书记满口答应。就这样，在圆洞门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由于天下小雨，底片感光不足，洗出后感到效果很不理想。就是这张照片，现在却成了千金难买的珍贵的纪念了1
1996年11月17日，我从报纸上看到霍士廉同志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领导干部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后，心情沉痛万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没能留他在绍兴多住几天。短短的10多年时间，丁聪同志、霍士廉同志先后离开了我们。追忆往事，管中窥豹，缅怀霍士廉同志那朴实正直、一身正气、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廉洁自律、言行一致、处处以身作则的高风亮节和革命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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