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一个令人崇敬的称谓，他们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民军队的开创者，共和国的奠基人。他们的战斗经历和不屈精神，中国少有，世界罕见。下面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个开国将军的传奇人生。
解长林，1917年4月7日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市（原堂邑县）东昌府区阎寺镇凤凰集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山东聊城地处鲁西平原，是山东省的西大门，毗邻河南、河北，位于华东、华中、华北三大区域交界处，又称“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素有“中国北方的威尼斯”之称。黄河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明清时期借助京杭大运河漕运之利，聊城成为沿岸九大商都之一，繁荣昌盛达400年之久，被盛誉为“江北一都会”。这里人杰地灵，物阜民丰。
解家原是凤凰集的外姓人，祖籍山西。清朝道光年间，山西遭遇大旱灾和瘟疫后（大约1820年后）解家从山西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举家迁徙过来。先人走到这里，看到这里的广袤平原，有运河漕运之利，且凤凰集村有姓谢的人家居住，与解姓同音，就决定在这里落脚定居下来。经过几代人辛勤耕作和经营，积蓄了家业。解长林幼年时家庭已有良田480亩，每年粮食收入约三百石，还有酒坊、油坊、粉坊、布店，饲养了大牲畜。后来解家出了文人，清代秀才解岚是聊城著名书法家，悬挂在聊城光岳楼西面的匾额“就日瞻云”就出自解岚之手。他一生博览群书，喜欢临帖练字，原聊古庙匾额“膏泽下民”也是解岚的手迹。解长林的二祖父解允升，字信卿，是清朝太学生（选拔至京都国子监读书生员），拔贡生，地方特许在凤凰集村家门口树功名旗杆一方，由此解家也算得上书香之家。
解家又是抗战时期鲁西北地区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庭。解家早年送到北平去读书的学生，最早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并纷纷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解长林的二叔解彭年就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创始人。
解长林二叔解彭年，原名解树椿，1910年4月出生，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1929年在学校经李续钢（建国后任北京市人委副秘书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研究员兼东京社会科学院研究会执委，东京世界编译社执委，东京文化运动大同盟宣传部长，并于1936年受中共北方局指示建立并领导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是中共与郭沫若的联络人。1937年5月回国，任中共北平市委文委秘书，与黄敬（建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建国后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委员长）等人一起在北平开展地下党秘密活动。“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8月回到家乡山东聊城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解长林三叔解占柏，原名解树魁，1913年10月出生，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36年夏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津沦陷后，1937年8月回到聊城参加抗战，曾任茌平（抗日）县县长兼县大队长，1941年6月，因误入国民党军保安第十一旅（也称日寇和平治安军22师）齐子修部埋伏，顽强战斗，壮烈牺牲，是鲁西北知名的革命烈士。
正是在解彭年、解占柏等共产党员的影响带动下，解家年轻一代纷纷参加革命，仅抗战时期的就有解长林、解长泰、解长义、解秀兰、解长厚、解长海、解长信、解长鸣、解树风、解树真等人。
1937年10月下旬，解彭年、解占柏等共产党员在家乡凤凰集发起创建鲁西北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解彭年以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驻堂邑办事处少校干事的身份，带领李福尧等15名政训服务员回到凤凰集，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和家人组建抗日游击队（称山东第六区第一抗日游击大队），他们经过说服和斗争，把家里看家护院的枪支都交给了游击队，并资助部队钱粮。中共鲁西特委负责人徐运北（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第二轻工业部部长）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中共山东省委派红军团长洪涛担任队长，李福尧任指导员。1938年1月游击队改称第十支队，张维翰任司令员、王幼平任政治处主任。解长林年仅14岁的二弟解长泰等五名家人和同学谢德元等人都参加了这支抗日游击队。（十支队后来发展到四、五千人，1940年5月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高厚良）。此后解家成为共产党在鲁西北的联络交通站，八路军部队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往来此地，都在解家吃住。
解长林将军生平年鉴
1917年4月7日，解长林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现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集村。全家四世同堂，有30多口人，他是长子这一支的长孙，因此受到家庭的格外重视。
1925年2月，8岁起在凤凰集私塾学校读书。
1926年3月入山东聊城道立模范小学读书。
1927年2月转入山东聊城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1931年9月，在他小学毕业前夕，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解长林从小就受到二叔解彭年等人的革命影响，小小年纪的他，爱国热情被熊熊点燃。他毅然组织全校学生罢课，要求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全面抗日，结果因学运被学校开除学籍。这是他首次遭遇到人生坎坷与挫折。小学毕不了业，无法考入初中继续学业，今后的人生道路怎么走？面对校方的迫害和打击，面对家人的不满和埋怨，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得不深刻反思他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和政府，使得14岁的他变得逐渐成熟起来。
1932年初，在其父解树德的斡旋帮助下，解长林转入山东堂邑县立高级小学，半年后完成小学学业。
1932年秋，他考入山东聊城省立第二中学。
1935年秋初中毕业。由于数学课成绩不好，他没能考入公立高中，在家自修补习功课。这是他青年时代遭遇的又一次人生挫折，他自觉无颜面对家人，便下了决心，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人生的未来。
1936年2月，解长林去青岛投靠二叔的一个子女，半工半读，在青岛四方铁路工厂一边做工，一边补习功课。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深深体会到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19岁的他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的艰苦生活，看到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开始初步树立起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革命世界观。
1936年6月初，解长林受聊城二中同学谢德元（后改名白连城，建国后任长沙市委副书记、湖南省地质局长）的影响，来到北平读高中。
1936年8月，他考入北平私立弘达高级中学读书。但家里不认可私立学校，只给了三百大洋做为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后不再供给。但这些钱不足以支付一年学习生活的费用，在生活极度困难挨饿时曾多次受到同学谢德元的接济。
当时政局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日益猖獗，中国处在黑暗的统治之中。此时解长林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出路，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他经常去读书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图书馆。
1936年夏天，解长林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隶属沙滩街头分队，分队长李福尧（建国后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政治委员、少将军衔）。他积极进步，表现优异，不怕困难，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先担任小队长，后担任了“民先”沙滩街头分队分队长，发展队员数十名。
1936年9月，解长林经李福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他终于在黑暗的摸索中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了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从此，他为此奋斗不止，战斗一生，虽经千锤百炼，坎坷曲折，但百折不挠，无怨无悔，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36年11月，由于生活所迫，他只上了半年多高中就难以为继，决定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当兵，投笔从戎，抗击倭寇。参军前他作诗一首，以表心志：“泱泱神州，岂容敌寇横行。我中华热血男儿，奋起请缨。抗日救亡义旗举，浩然聚先锋。来日持枪从戎，宣誓荡妖氛。”
那时东北军正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招收学兵，他便毅然报了名。他所在的学兵队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经过严格的审查和体检。在学兵队学习训练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双十二（西安事变）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何应钦率大军进入潼关，威逼西安。第一期毕业的学兵走到陕西韩城遭遇两军对峙就无法前行到达西安，他所在的第二期学兵队已不能成行。
参军未果，他又要面对窘迫的生活，身上仅剩的几块钱还不够交房租，吃饭也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他从租住的公寓里悄悄搬走，改名张蔚菁，在东城找便宜的房子暂住下来，一心向往早日从军抗日。
1937年5月，经解彭年介绍，他来到山西太原找到雷任民同志（建国后任外贸部第一副部长），经介绍参加了抗日民间组织——牺盟会，在薄一波同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副主任）领导的国民兵军官教导一团五连当兵，实现了抗日从军的愿望。这支部队名义上是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领导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产物。注：根据1979年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令计算问题的通知》，参加“决死队”即为参加革命军队的入伍时间，解长林入伍时间应为1937年5月。但由于他并未向组织提出更改入伍时间的申请，故在档案和公开发表的资料中，均记载他的“入伍时间为1938年4月”。
1937年8月1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薄一波任政委，牛佩琮任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他当即报名参加了决死队，接受干部训练。
1937年10月，他在“决死队”干训班毕业后提干，任新军排工作员，即排长（阎锡山旧军队排长月薪是60大洋，而新军排工作员只有20大洋）。
他离开北平去山西时，李福尧答应随后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移过去，但不知何故，组织关系并未转移过去，被莫名其妙地掐断了。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假党员”的帽子戴了几十年。党内历次整风、整党、直至“文革”，一直纠缠不清，使他倍感痛楚。这也是他曲折坎坷人生的原因之一（注：1988年，经他本人申请，组织调查确认，李福尧承认是自己当时遗忘了转移组织关系的事，重新写了证明材料，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新确认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解长林终于得以释怀，但已是耄耋之人）。
1937年11月，解长林调山西第二战区随营学校二队任排工作员（排长），队长是共产党员牛荫冠（建国后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后随营学校改称政卫队，有共产党员廖鲁言（建国后任农业部长）、乔明甫（建国后任中组部副部长）等同志。当时一队的优秀学员有白云（原空军副参谋长，少将军衔），二队的优秀学员有王晓（原海军后勤部长，少将军衔）。这期间，他还负责晋军66师和随营学校的“民先”工作。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部队奉命撤退。当时正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躲避特务纠缠的解长林与陆平（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俩人，不惧敌机轰炸，奋力爬上了装满难民的车厢顶部，头顶炮火，乘火车冒险撤往运城。当天夜里在运城撤退时，因地形不熟，他在匆忙中不慎摔断了腿，无法继续行走，因伤掉队，不得不抱憾离开了山西抗日队伍“决死队”。这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是一次严重的挫折与坎坷，面对极为严峻的困难局面，他必须做出新的诀择。眼下他举目无亲，得不到帮助，不得不决定返回家乡聊城，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4月，他几经周折，终于过黄河，到西安，经徐州，与任仲夷（建国后任广东省委书记）结伴来到了山东曹县。当时济南已被日军占领，这里就是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在六区（聊城）办事处，他见到了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从武汉派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周紫珊（早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老工人）。在周紫珊的安排下，他得以返回聊城，参加抗战。他终于在离开家乡两年后又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故乡——鲁西大地，在他熟悉的平原地，开启了革命人生的新开端。
在家只住了两天，解长林就匆匆赶往冠县北馆陶，参加了鲁西北抗日将领范筑先和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后称筑先纵队），时任司令员张维翰（建国后任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参谋长周紫珊，政治处主任王幼平（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
1938年5月，解长林经王幼平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任一团一连指导员。虽然丢失了近两年的党龄，但他终于满怀激动地又回到党组织的怀抱，重新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1938年7月，他调范筑先领导的山东第六区军事教导团任二队指导员，10月升任政治部中校组织科长，主要从事党务工作，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为鲁西北抗日武装输送了一批军事干部。这期间他和共产党员教育长袁仲贤（黄埔一期学员，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训育长胡超伦（建国初期任西南军区干部部长，1951年飞机失事遇难）、高境（革命烈士）、张谭（国画大师）、谢德元等同志一起工作。这是他参加革命后发展进步较顺利的一个阶段。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解长林被中共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建国后任国务院三机部部长、煤炭部部长）派往堂邑一带争取封建民团等农民自治武装，收编为抗日游击队伍。他单枪匹马，四处奔波，晓以大义，宣传抗日，多次身处险境，履陷危局，曾被土匪扣押，后经营救。最终说服收编了许多民团、土匪、会道门队伍加入十支队，发展扩大了鲁西北抗日武装。
1939年2月，他随袁仲贤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驻泰西），任司令部二科科长，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兼特务营教导员。
1939年3月22日，他随六支队一团参加了攻打山东东平县城日伪军的战斗，在郑海村击溃日军。
1939年5月初，解长林升任六支队泰安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由泰安县委书记兼任，主任是该团实际的政治主官）。当时六支队奉命到115师驻地泰西向老部队学习，泰安独立团与686团结成了帮学对子，时任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这期间他参加了山东抗战著名的陆房突围战斗。5月初，日军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汽车百余辆，火炮百余门，由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指挥，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115师决战，报平型关之仇。5月2～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东平、汶上地区，9日开始向肥城、宁阳间山区推进，10日各路日伪军继续实施向心推进，紧缩合围圈。当夜，突围打前阵的是六支队。支队决定，由泰安独立团大张旗鼓地向东运动，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部队（一、二、三团）则利用敌人调动留下的间隙，向西成功突围，这两千多人是本次战斗中率先成功突围的部队。独立团在完成牵制敌人、掩护六支队突围的任务后，已无法突围，被迫撤回陆房，与115师师部、第686团和地方党政机关共6000余人会和。部队未能突出包围圈，被迫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山区，凭险据守，待机突围。11日晨，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进攻，115师部队沉着应战，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打退日伪军数次冲击，坚守住了阵地。午后，日军调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位于陆房地区西南方向的由686团坚守的主阵地肥猪山、岈山等制高点，在激烈的战斗中，第686团、泰安独立团英勇奋战，至黄昏共击退日伪军9次进攻，并杀伤了大量敌军。当日下午，在西北部，日伪军200余人突破阵地，进抵陆房附近。 第686团和泰安独立团密切协同，以迅猛的反冲击，击退突入之敌。黄昏，日伪军畏怯夜战，停止攻击，收缩兵力，包围监视，企图次日再度进攻。22时许，部队利用夜暗，分路实施突围，第686团掩护一一五师师部、中共鲁西地委、泰西特委，分别从西南、南面突围。至12日拂晓，各部顺利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陆房战斗共毙伤敌军130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得益于115师代理师长陈光（建国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作战科长王秉璋（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员、七机部长、中将军衔）的正确指挥。
解长林回忆说，他一生身经百战，但这次战斗是他军旅生涯中经历的最残酷、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泰安独立团许多红军干部都说从未经历过如此激烈的战斗，日军百余门大炮不停炮轰这么狭小的区域，敌军不停地冲击我军的阵地，我军则不停地反冲击。这一天仿佛特别长、过的特别慢。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命部队轻装，白天死守，准备夜间突围。夜间部队跳出敌军包围圈，胜利突围。但由于泰安独立团是地方武装，战士都是本地招募的新兵，刚经历过这场极其残酷的战斗，战士们一旦突围成功，就趁着夜色跑回家了。看着115师老部队突围后在那庆祝胜利，而他带的部队却被打散了，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本来突围成功，把队伍带了出来，是一次大胜仗，但打散了部队又无法向上级交代、解释。事后他被撤职，鲁西军区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去做地方工作，他不同意。结果政治部组织科长周持衡（建国后曾任吉林省长、辽宁省副省长）宣布，让他到泰西分区政治处组织科当干事（从团级降至连级），他二话没说，丢下战马，背上背包就去报到了。（注：1943年在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时，周持衡向解长林所在党小组做了公开检讨，承认当年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但只是口头表达，并未有文字结论放入个人档案。事实上，在八路军组织机构序列沿革一书中，已没有解长林在泰安独立团担任政治处主任的记载。他受到了一次不公正的错误撤职处分。）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一次严重挫折。面对这样的逆境，他虽蒙受冤屈，但没有申辩，仍全力做好组织交给的工作，不曾丝毫懈怠。
1939年11月，鲁西军区参谋长何德全同志（建国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来到泰西分区，见到了解长林。他对分区领导说，泰西局面打开了，新组建的部队急需干部，要求把解长林带回鲁西军区重新分配工作。此后解长林被分配到新组建的鲁西军区郓汶巨嘉支队，时任支队政委刘星（建国后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认真了解了他的工作经历和能力，认为他可担任领导职务，解长林被任命为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
1940年2月，他任鲁西军区第八支队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6月，他任鲁西军区黄河支队三团（七团）政治处副主任。张国华时任支队政委（建国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政委）。
1940年8月，他调任鲁西军区军政干校政治处副主任兼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肖华时任干校校长兼政委（建国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在“百团大战”后期，他参加了围攻山东郓城日军著名的潘渓渡战斗。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少佐以下160余人、伪军大队长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4辆。
1941年2月，他任鲁西军区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时任军区司令员杨勇（建国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时任政委苏振华（曾任海军第一政委、上将军衔）。
1941年5月，他升任鲁西军区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时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对三分区多次进行“扫荡”，实行所谓的“强化治安”，三分区部队在处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英勇抗击，并配合南下支队十六团先后攻打冠县、桑阿镇、马峪、夏镇等日伪军据点，均有战果，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根据地，三分区的武装力量由1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后与著名的回民支队合编。时任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建国后曾任云南省长、三机部副部长），后为马本斋（革命烈士），政委王乐亭（建国后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41年5月底，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齐子修部，与八路军制造摩擦，逐渐沦为日寇的治安军，几次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疯狂的报复。他得知凤凰集解家出了多名共产党员和八路军领导干部，便派部队去凤凰集抓捕解家的亲属。幸好齐子修部队内有解家的熟人，急速派人送信让家人火速转移，这时敌军已快到解家大院前门，全家老小急忙从后墙翻墙逃走。齐匪包围了解家大院，却发现院内空无一人，恼羞成怒，一把大火，将解家几十间房屋全部烧成灰烬（除了那方功名旗杆），一大家几十口人无家可归。解家为了中国革命事业和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避难和生存，全家人只好投奔在根据地工作的解长林（他当时在鲁西军区三分区工作，司令部驻茌平县商桥），他在茌平商桥小桑庄找了一个姓谢的房东，将全家人安置下来。其父解树德因受此巨大的惊吓患病于1942年辞世。
1943年9月，他再次离开家乡鲁西北，调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兼任“对石友三斗争办事处”主任，具体开展对敌伪军的政治工作，有计划地派中共党员打入伪军内部，搜集情报，瓦解敌军，为攻克敌军据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10月，解长林去太行山林县中共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运动。时任中共平原（冀鲁豫）分局书记为黄敬。在整风中，关于他1936年在北平入党的问题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因入党介绍人李福尧掐断了组织关系，他个人怎么讲也解释不清。只能反省为“是个人为追求地位的举动”，但组织未做结论。虽然整风中组织未对他进行批斗，只是相劝说，“只差了两年党龄，也不多，前面那一段党龄就算了吧”。但此事已被群众议论为“假党员、欺骗组织”等等。整风后他被莫名地降了一级（由月薪6块银元降为5元），整风运动给解长林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和沉重的精神压力。在一年多的整风运动中，他处于极端苦恼之中，心中有苦说不出，无法自证清白，组织不完全信任，群众有各种非议，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吃不下睡不着，最终导致精神恍惚而病倒。这是他坎坷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
1945年5月，整风结束后，他出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生产部部长。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为王秉璋，政治委员为张玺（建国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司令员为刘志远，副政治委员为赵健民、潘复生（建国后任河南、黑龙江省委书记），参谋长为潘焱（建国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少将），政治部主任为王幼平。时任组织部长陈鹤桥（全国人大常委、原第二炮兵政委、少将）、宣传部部长姜思毅（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 ）、保卫部部长谭善和（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少将）。
1945年11月，解长林与林毅在冀鲁豫军区（平原分局）所在地河南濮阳宋庄结婚，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林毅，原名李墨香，1922年（档案记载为1923年）2月26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下石桥村。“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1932年她举家逃难迁往北平。她自幼刻苦读书（因家庭有封建意识，不愿让女孩读书，若成绩一般会被父亲要求退学回家），从上分司厅小学到市立女一中，她一直成绩优异，高考时考入北平国立外国语专科学校日语系。她本想考医科大学，但因原籍东北，全家人又没有加入伪满洲国国籍，被当局歧视，不允许考重点院校。她从小痛恨日军的殖民统治，上中学后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开始向往参加革命，抗日救国。最终她于1945年5月，和十几名进步学生一起冲破日伪军封锁线，来到一心向往的解放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先在冀鲁豫行署抗战学院学习，后参军在军区政治部战友剧社任宣传员。因她懂日语，又被调往军区敌工部日军科工作，在抗战胜利全部遣返日军俘虏后，调五分区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