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长林调任冀鲁豫军区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参加山东菏泽地委工作，党政军工作系于一身。时任地委书记刘星、后为戴晓东（建国后任贵州省副省长）、专员逯昆玉、副书记程力夫、副专员吕谦。五分区所在的鲁西南地区，南扼陇海铁路，北临黄河，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之一。但该地区的重要城镇和交通线被国民党军队抢占控制，五分区的任务主要是配合129师主力作战和做好战勤工作，伺机制敌。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解放战争爆发。在陇海路汴徐段自卫反击战中，解长林被任命为鲁西南地区副指挥长，参与指挥五分区部队和民兵万余人摧毁朱集、罗王段100多里铁路线的战斗，使敌人铁路交通瘫痪了一个多月。他还配合主力部队打下多次不能攻克的民权县吕园子，挖掉了敌人的顽固堡垒，活捉了19个反动大地主，除掉了号称“河南第一家”的大恶霸，民心大快，士气大震。同年9月，在定陶战役中，五分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九旅钳制了敌刘汝明一部及第四十七师，俘敌百余人，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是役，他担任南华、东明、东垣县的工委书记，指挥了一个支队、两个大队参加了战斗。1947年2月，在豫皖边境战斗中，配合二野主力攻克了定陶和曹县。6、7月间，分区十四团配合六纵再次攻打定陶，俘虏敌军突围的一个团2000余人，并活捉其团长。
1946年8月，解长林升任冀鲁豫军区五分区副政委。
1947年1月，他的大女儿解柳英在山东省冠县柳林镇出生，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孩子无法随部队行动，出生后就交给当地老乡抚养，每月给25斤小米（直到1949年4月解柳英才回到父母身边）。
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他参加冀鲁豫军区整党，进行“三查”。
1948年1月，他的第一个男孩出生，但出生仅四天的孩子就随部队转移，冻死在冰天雪地的行军路上。解长林悲痛万分。但肩头的责任，战斗的枪声，让他咬紧牙关，告诫自己，不忘初心，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论个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革命者就是这样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却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牢记心间。
1948年，二野主力战略转移到大别山，国民党军十几万人趁机疯狂进攻鲁西南。那时五分区部队虽已扩充到一万余人，但仍承受着巨大压力，连续三次大扫荡，几乎天天都在与敌军周旋。4月中旬进行的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扫荡”，国民党以13个旅的重兵，压向我第一，三、五分区，并以五分区为重点，交替采取过境拉锯、包围合击、分散“清剿”三种形式，长达60天之久。敌人在五分区反复穿梭，大体上半个月一次。最后五分区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和地方武装、民兵4000多人，被挤压在周菜园、曹堌集、界牌集、白楼一带之边沿地区，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呈混乱状态，先后4次遭受敌人重兵合击。5月20日，国民党纠集新五军、地方顽杂军2万余人，向鲁西南解放区发起突然袭击，妄图一举消灭驻守在兰封县白楼、贺村一带的人民武装，史称“白楼贺村合击”。分区部队突然被敌人包围，此时解长林接到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大致分析出敌人企图围歼分区主力团的作战意图，定下决心，率主力团三、四千人，沿着黄河故道向单县突围。夜里凌晨一点，部队跑步前进，向东南方向越过陇海路，路上遭到敌人伏击，伤亡5人，骑马紧随在他身后的分区政治部主任夏德义（建国后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安徽省第五、六届人大常会副主任），腿部中弹负伤。部队连夜疾驰130里，到达曹县西南25华里处，成功突围，保全了部队。戴晓东书记和周柱安副司令员也带领部队分路突围。经过交手激战，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在突围中，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再加上我部人员过于复杂，分布过于分散，战斗形势极其混乱，在这次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白楼突围战斗中，周柱安副司令员不幸壮烈牺牲，这是很大的损失。但分区政委戴晓东认为，解长林带主力部队突出合围圈是“逃跑”，坚持要求他再把这部分主力部队带回五分区。戴晓东宣布使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解长林表示服从命令。部队准备返回五分区，正开伙做饭，水还没烧开，敌军装甲车已开进村，部队只能边打边撤，又沿着黄河故道向西转移。经过两天的战斗，三千多人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个人，还抓了敌军60个俘虏。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突围的胜仗。这一时期，解长林带领五分区军民与敌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突破敌人三次围攻，可以说是天天与死神打交道，艰苦卓绝，战事极为危急残酷，稍有不慎，便会全军覆灭。对于周柱安的牺牲，戴晓东毫不检讨，反而指责解长林等几位军分区领导“右倾”逃跑。冀鲁豫军区批评了分区司令员王才贵（建国后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少将），将其调离（后赵健民接任司令员）。在没有司令员、副司令员牺牲的情况下，解长林对此事做了违心地检查，说自己的决策“使五分区三百万人民受到了损失，本人应承担领导责任，犯了“右倾”错误等等”。他因此事被蒙上不白之冤，此后又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军旅人生。
1948年6、7月间，在开封、睢杞战役中，解长林参与指挥五分区部队执行柳河、商丘段破袭任务，配合华东野战军八纵攻打柳河车站，随后又配合十纵攻打商丘朱集车站，均取得胜利。在主力部队攻打开封时，分区部队乘机攻克考城，俘敌1000余人。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五分区部队占领商丘，并组织大量民工运送大批物资支援前线。
1949年1月，解长林调任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八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参加了平津、邯郸等战役，并在山海关接收辽沈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军1万余人，经教育改造后补充给一野一纵。补训8旅没有配旅长、政委，解长林是副职“一把手”。在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部队迅速扩编的情况下，周围的干部都在提拔使用，而他却被降级使用，原因就是因为那次突围战斗被认为是一次败仗、是逃跑，犯了“右倾”错误，他又一次受到极不公正地错误处理。在五分区工作的这几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形势极其复杂，环境极为恶劣，是他感觉最艰苦、最劳累的阶段，也打了不少胜仗，但却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他内心极其痛苦，情感悲壮凄凉，语言难以描述，但他没有被这些挫折压垮，体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品格。
1949年8月，补训八旅编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总队（师级），解长林任四总队副政委。时任校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教育长徐立行（建国后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少将军衔），党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曾任海军司令、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徐、刘负责常务工作。校址在南京孝陵卫原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旧址。学校共培训军政干部（学员）1万多人，四总队负责特种兵（炮兵、工兵、通讯兵、坦克兵等）训练，下含特科支队、电讯支队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长林做为二野军政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他坐在观礼区的小板凳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庄严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的内心无比激动，因为他亲身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可谓“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身边无数革命战友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他做为战争的幸存者，见证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今日的辉煌，他觉得为了建立新中国付出个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些坎坷曲折又算得了什么。
1950年1月，解长林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二野军大改称西南军大，学校的任务主要之一是教育改造国民党的高、中级军官，他们是在西南解放过程中起义、投诚的将、校级军官。西南军大驻重庆山洞林园。
1950年3月，他升任西南军大高级研究班政委（正师职）。直接负责对国民党起义的一百多将官、三百多校官的教育改造工作。对这些学员的改造工作很困难，完全不同于过去培训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官兵。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与前半生告别，树立新的人生观，重新做有利于新社会的人。通过教育改造，这些学员除少数留部队任顾问、教员，从事军事科技工作，多数返乡回地方参加新中国建设工作。
1950年4月，他的第二个男孩解扬出生于重庆山洞林园（林园—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
1951年1月，西南军大改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接受培养部队基层军事、政治、业务干部的任务。解长林任校务部部长。学校由李达任校长兼政委，余秋里任副政委，徐立行任副校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张衍任副主任；训练部长由徐立行兼任，尚思光、张文峰任副部长；校务部长初为解长林，后为袁血卒。校党委由余秋里、刘华清、曾焜、尚思光、解长林五人组成，余秋里担任党委书记。
1951年3月，他调入刚组建不久的人民空军，任西南军区空军第四航空预科总队政委（前任政委金如柏调任军事法院院长），开始从事人民空军的建设工作。时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余非。在重庆临行前，西南军区委托时任政委邓小平与他谈话，邓政委与他在自己居住地的木楼梯上席地而坐，促膝谈心，勉励他为年轻的人民空军建设贡献全部的力量和才智，这是对他的极大鞭策与鼓舞。
为加强我国国防力量，抗美援朝，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之后，全国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仅知识青年投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两次报名人数即达５８万余人。其中的一部分，加入到人民空军的行列，西南地区成都南郊的空军第四航空预科总队。 这数以千计的青年学员后来都成为部队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
1952年1月、1953年3月，他的第三个孩子解蓉英、第四个孩子解军出生于四川成都。
1954年5月，西南军区空军第四航空预科总队撤销并入预校，6月解长林调空军111厂（驻地沈阳，即今成都发动机制造公司（420厂）的前身）任厂长。时任厂长还有莫文祥（后任三机部部长）。
1954年12月，解长林的小儿子解成出生于辽宁沈阳。
1955年2月，解长林调任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政委、校党委书记。前任校长杨卫群离职去苏联学习，无校长。时任副校长黄汉基、贾本维、赵川。解长林也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为任仲夷。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解长林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并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在一航校工作的五年半时间里，由于没有校长，解长林全面负责军政工作，呕心沥血，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努力为年轻的人民空军培养合格的轰炸机、运输机飞行人员。他在一航校的工作卓有成效，使一航校成为当时空军基层先进单位的典型。在“三反”、“五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坚决反对搞扩大化，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深得人心。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航校曾作为空军推荐的部队先进典型准备做大会发言。1957年8月，松花江发生建国后最大洪水，解长林带领学校官兵开展了松花江抗洪救灾斗争，昼夜抢险，连续奋战20余天，保住了松花江大堤安全。
1958年10月，解长林升任空军雷达兵部主任（正军职）。空4军原政治部主任李勃少将任政治委员，副主任为傅英豪、向黑樱。这次解长林从正师职破格提拔为正军职，是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司令员对他的德才能力、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他十分欣慰，决心为人民空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与空军合并为一个军种，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5月17日，空军与防空军正式合并。7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撤销防空军番号。从此，防空军从我军的一个军种改变为空军的一个兵种。雷达兵部由原防空军对空情报兵指挥部改编而成。雷达兵是高射炮兵和地空导弹兵的“千里眼”，担负对空警戒和飞行引导等任务。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美帝和台湾的敌机不断窜扰我国领空，进行轰炸、侦查和破坏，防空作战任务艰巨严峻。1957年以来，国民党空军飞机多次夜间飞到大陆空投传单和进行电子侦察，最典型的一次是1架B-17飞机从湄州岛入陆，飞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9省，飞行全程3000公里，沿线航空兵部队先后起飞18架飞机拦截，未将其击落。周恩来总理对此提出严肃批评，陈赓副总参谋长专门对东南沿海防空作战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情况报告彭德怀元帅和毛泽东主席。解长林到任后，主持制定了空军雷达兵的体制改革方案和训练方针，调整了军区空军雷达兵体制，北京、福州、南京、广州、沈阳军区空军先后成立了雷达兵部，后改为军区空军司令部雷达兵处。
雷达网的严密程度有了明显改善，北京以南地区、沿海几个大城市周围和京广线以东大部分地区雷达情报保障得到加强。1958年国民党空军RB-57A型飞机从连云港入陆，被雷达部队发现，由海军航空兵击落。后来，雷达兵部队在入闽作战、世界上首次用地对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等战斗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空军雷达兵逐步成为信息化条件下我军作战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预警探测能力、反干扰能力、联合空情预警能力显著提升，逐步形成了远中近程衔接、高中低空兼顾，适应国土防空作战需要的预警网；逐步打造了一支现代化空中预警力量。如果说初创于上海的雷达队只是一个点，之后新中国第一批9个雷达营就是一条线。他到任后，雷达站越建越多，线越拉越长，交织成网，共和国的天空逐渐变得越来越安宁、透明。
从1960年开始，我国在西北地区逐步建立起原子弹研制工厂和试验基地，引起敌人恐慌，派遣飞机窜入我纵深地区侦察照相和空投特务。雷达兵在上述要地及其周围加强了部署，为保卫原子弹的研制、试验提供雷达保障。
1962年7月 ，成立雷达兵康西瓦独立营，首次在5千米以上高原建立雷达站。
1962年9月9日 ，雷达兵首次保障地空导弹部队击落敌U—2型飞机1架。此后多次配合飞行部队、地面防空部队击落敌机，取得了国土防空作战的突出战绩。
1965年组建西藏甘巴拉雷达站，海拔5374米，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
培养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雷达兵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也是解长林的工作重点之一。因为雷达兵驻地的自然环境普遍艰苦恶劣。雷达要发挥预警作用，海拔越高高频电磁波就覆盖的越广，所以雷达站一般都是在高山或者周围环境广阔的海岛。一茬茬雷达兵用青春、热血和生命，铸造和不断丰富了“甘愿吃苦、无私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践行着“缺氧不缺精神、山高标准更高”的崇高誓言，使“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旗帜更加鲜艳。
1961年起，解长林参与制订空军法规、编写教材。没有严格的法规、严明的纪律，就难以形成战斗力。人民空军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一代代空军人就是用严格的法规制度为战鹰插上腾飞的翅膀。要把各个军兵种的条令、教令和教程全部编好，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刘亚楼司令员下决心编好条令，亲自挂帅空军条令教程编审小组组长，副组长为副司令员曹里怀、常乾坤。刘司令提出“要调最好的干部，我要谁就得给谁！”从空军机关、各军区空军、各院校共抽调了1100名优秀干部，组成了24个编辑组来开展工作。解长林参与并领导了编写空军第一批全面的条令、条例、教程、教范、操典的工作，任空军条令编写组副秘书长（时任副秘书长还有空军军训部部长姚克佑、军训部副部长吴恺、军校部副部长李东流、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孙端夫，二高专校长梁军、空军学院教育长白云、空司作战部长梁璞、空政宣传部长朱虹等）。空军创建时期使用的法规、教材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从1959年1月开始，空军抽调大批人员，全面地编写条令、条例、大纲、教材，进行空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理论建设工作。历时6年6个月，完成各种条令、条例、大纲、教材、操典等306本。这是空军建军以来的一次开拓性的大规模的理论建设，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由于体系完整、质量较高，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肯定及各军事院校的好评。这一整套条令规章在空军系统的贯彻执行，对于加强空军的正规化建设，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63年至1964年两年，空军的严重飞行事故大幅度减少，严重事故的万时率从1962年前的大于0.6分别下降到0.313和0.249，这与新条令教材的实施有直接关系。
1961年，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晋升为行政8级。
1962年9月，中共空军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被选举为中共空军监察委员会（纪委）委员。
1964年4月2日，解长林被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将军中的光荣一员。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从军近三十年来，取得成绩做出贡献的认可，是赋予他的崇高荣誉，也是他军旅生涯的一个高峰。
1964-1966年，他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任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工作队队长，时任四机部部长王铮。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造反派夺权，冲击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全党、全国、全军陷入空前的动乱之中，空军机关和院校开展了“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解长林也未能幸免，被机关造反派当作资本主义当权派加以围攻批斗，他开展“四清”工作的四机部下属企业的造反派也来到空军机关进行“揪斗”。空军机关中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派别林立，群众斗群众，“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又打倒你”，互相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众多干部群众，后许多干部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个极大的历史教训。即使在这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解长林仍坚持在指挥所作战值班，兢兢业业守卫祖国领空。1967年9月8日，我地空导弹部队首次使用沈阳飞机厂制造的“红旗2”号导弹在浙江嘉兴地区上空，击落台湾当局空军入窜的1架U-2高空侦察机。当时正是解长林在空军西山指挥所值班，下达了击落敌机的战斗命令。此后U-2高空侦察机再也不敢进犯大陆领空。
1969年5月，根据军委指示空军机构精简整编，空军机关由原十一大部改为司政后工四大部，雷达兵部改为司令部所属二级部。
1969年12月，解长林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兵团职）。时任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他分工主抓宣传、保卫工作。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跑遍了军区空军所属师以上单位，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恢复被破坏的秩序，为保持部队稳定、完成各项战备训练任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护军区空军范围内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等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1年9月12日夜，解长林从郑州赶往上海，按事先与空四军主要领导的约定，来上海二医大长海医院治疗冠心病。恰巧第二天就赶上“九一三事件”爆发。9月20日，中央决定对空四军主要领导进行隔离审查，来上海“投靠”其看病的解长林自然也被列入审查范围。1971年9月，解长林被隔离审查。而这一审查竟然整整进行了十年之久！由于林彪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及林立果、林立衡等人都在空军工作，因此“九一三”后空军成了“重灾区”，被专案审查的军以上干部达数十人之多。其实解长林对林立果小舰队妄图谋害毛主席、炮制《“571工程”纪要》等阴谋活动一无所知，只是由于工作关系与其中一些成员多年共事，比较熟识，如他在一航校任政委时，周宇驰任一航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但在“文革”期间，极左盛行，专案审查是把审查对象做为敌人对待的，不分青红皂白，往死里整。他本来是积极配合组织审查的，写了大量材料说明情况，但后来他发现专案组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事实真相。
1972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2］42号文件，暨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是河南省委揭批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王新的报告，报告将王新称为“林彪死党”，并极不负责任地将解长林等人也定性为“林贼死党”。报告说：“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这份文件后被中央转发到全国，解长林从此背上了“林彪死党”的罪名，恶劣的影响遍及全党、全国，全家人均遭受株连（注：后经查明，王新同志与林彪集团无瓜葛，被任命为武汉军区顾问，1991年逝世）。
在他认识到专案组不讲实事求是，只是一味整人后，他明白自己不能再逆来顺受地忍耐了，开始了坚决抗争。他甚至用绝食表达自己的抗议和绝望。但却遭到更加疯狂的打击和报复。在长时间的折磨下，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又一次被精神疾患击倒，已没有能力再为自己的清白做出争辩。但专案组向总政汇报审查情况时，仍说他“态度恶劣”，对抗审查，时任总政主任“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在文件中批示解长林是“装疯卖傻，对抗审查”。他感觉自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之中，看不到一丝的希望和光明，内心极为痛苦悲凉。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央开始对“两案”进行重新审理，并采取了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经鉴别，专案组终于承认他患了严重的精神疾患，并开始给予治疗。
1981年底，经审查专案组确认，解长林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终于解除了对他的审查，事实基本得以澄清，虽还留有一些错误不实的结论，但泼在他身上的污水基本被洗去了。为此中央下发了“关于梁兴初等5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文件，推翻了原来认定解长林为林彪死党错误结论。只可惜这一天来的太迟、太迟，他本可以再为部队建设做出贡献的大好时光已被白白荒废掉了。这十年是他军旅生涯中最黑暗、最痛苦的十年，工作中的失误、分歧在“文革”中竞做为敌我矛盾处理，随意诬陷，上纲上线，无端挨整，打击迫害。对于专案组的这些做法他无法理解，这对于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老将军是何等的残酷，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被“四人帮”祸害得不成样子，他真切地感受到剜心一样的痛楚和无奈。也许是他遭受的磨难已经够多，练就了他无比坚毅的性格，他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始终不曾放弃。
1983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解长林离职休养。战斗一生、奋斗不止、历经无数坎坷的他终于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开始平静休养、颐养天年。
1984年，经解长林本人申请，组织批准，他被安置到保定海军干休所修养，以便靠近在北京工作的子女，照顾生活。
1988年7月，经解长林申请，组织调查确认，空军党委确定他参加革命时间为1936年9月。这个迟到的组织结论终于掀掉了他背了几十年的沉重思想包袱，他感觉无比轻松愉快，因为他把政治生命看得和他的生命同样重要。
1988年7月，中央军委向军队离休老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独立、胜利功勋荣誉章。徐向前、聂荣臻等835人获得一级红星勋章殊荣。解长林因正在向组织申请甄别参加革命时间，因此未出现在首批授勋名单中。在组织确认他1936年参加革命后，1988年12月中央军委增授解长林等7人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红星勋章授予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革命，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或者曾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下列人员：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但是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军队离休干部。）
“人民功臣”这一崇高荣誉，是党和人民对这位从军半个世纪、为党和人民军队无私奉献的老将军一生功过的总结和认可，凝结着他毕生的心血。他们永远是人民的功臣，后辈的楷模。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的坎坷经历，使他更珍惜组织和人民对他的评价和赞誉。他认为，这才是真正把“九一三事件”对他的无端迫害“翻了案”。他终于可以不再留下这一人生遗憾离开这个世界了。
1990年，经空军党委上报，军委首长刘华清批准，他被安置回北京定居修养。这是他二十年后再次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生活，和家人子女团聚，颐养天年。
2002年1月16日22时，解长林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因脑出血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5岁。老将军终于走完了他曲折而又光辉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中央军委刘华清副主席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怀着沉痛的心情向这位亲密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今年是解长林将军的百年诞辰，我们十分怀念他。
解长林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有着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拚搏的革命精神，几十年来，不论战斗多么残酷，环境多么艰难，他总是乐观坚定，充满信心，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胆忠心。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争功诿过。他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为人民空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呕心沥血，战斗一生。
解长林将军和我们永别了，他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思想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开国将军解长林永垂不朽！
201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