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初，我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兼特务营教导员调任组建不久的泰安（西）独立团任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是由中共泰安县委书记兼任，政治处主任是该团实际的政治主官。那时团长普遍都是红军干部，久经考验，身经百战，而我们独立团团长武圣域也和我一样是学生出身，他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当时部队除了少数老部队骨干外，兵员都是刚从本地农民中招募的新兵，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很低，部队战斗力亟待提高。我到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部队形成战斗力，尽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我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
1939年3月初，八路军主力115师奉命东进到达山东。5月，六支队奉命到115师驻地泰西向红军老部队学习，这是提高我们地方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泰安独立团与主力115师686团结成了帮学对子，时任686团团长是杨勇同志，后为张仁初，政委刘西元。我们和686团，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都结成了帮学对子，向老大哥部队学政治、学军事，部队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稍稍平复些了。可就在这时，陆房突围战斗打响了。
5月初，日军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汽车百余辆，火炮百余门，由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指挥，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115师决战，报平型关大败损兵折将之仇。5月2～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东平、汶上地区，9日开始向肥城、宁阳间山区推进，10日各路日伪军继续实施向心推进，紧缩合围圈。当我们得知被敌人包围后，第115师代理师长陈光命令第686团主力掩护师机关、其他部队分路突围。
当夜，突围打前阵的是我们六支队。支队领导决定：由我们独立团大张旗鼓地向东运动，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部队（一、二、三团）则利用敌人调动时留下的间隙，隐蔽向西突围。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六支队两千多人是当晚本次战斗中率先成功突围的部队。我们团在完成牵制敌人、掩护六支队大部突围的任务后，已无法突围，被迫又撤回陆房，与师部和686团合并一处。此时，115师师部、第686团、泰安独立团和地方党政机关共有八千余人未能突出包围圈，被迫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山区，凭险据守，待机突围。11日清晨，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进攻，115师部队沉着应战，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打退日伪军数次冲击，坚守住了阵地。午后，日军调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位于陆房地区西南方向的由686团坚守的主阵地肥猪山、岈山等制高点，在激烈的战斗中，第686团、泰安独立团并肩奋战，至黄昏共击退日伪军9次进攻，并杀伤了大量敌军。当日下午，在西北部，日伪军200余人突破我军阵地，进抵陆房附近。 第686团和泰安独立团密切协同，以迅猛的反冲击，击退突入之敌。战斗打得极为惨烈。
我那时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因为这些文件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将会对部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始终在一线和战士们一起战斗，以鼓励士气，我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坚持指挥战斗。黄昏后，日伪军畏怯夜战，停止攻击，收缩兵力，包围监视，企图次日再度发起进攻。22时许，我们部队利用夜暗，分路实施突围，我们和第686团一起掩护一一五师师部、中共鲁西地委、泰西特委，分别从西南、南面成功突围。至12日拂晓，各部队都顺利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这次战斗的胜利得益于115师代理师长陈光等人的正确指挥。陆房战斗共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粉碎了敌军的合围，在山东抗战史上创造了著名的陆房突围战斗。
我一生身经百战，但这次战斗是我军旅生涯中经历的最残酷、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连泰安独立团许多红军干部都说从未经历过如此激烈的战斗。日军百余门大炮不停地炮轰这么狭小的区域，敌军不停地冲击我军的阵地，我军则不停地反冲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这一天仿佛特别长、过的特别慢。终于坚持到了天黑，我们部队胜利突围了。但由于泰安独立团是地方武装，战士都是本地招募的新兵，没有经历过大战的考验和锻炼，刚经历过这场极其残酷的战斗和许多战友的牺牲，战士们一旦突围成功，就趁着夜色跑回家了。看着115师老部队突围后在东平庆祝胜利，而我带的部队却被打散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本来突围成功，把队伍带了出来，是一次大胜仗，但打散了部队我又无法向上级交代、解释。事后我被撤职，鲁西军区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去做地方工作，我不同意。后来政治部组织科长周持衡（建国后曾任吉林省长、辽宁省副省长）宣布，让我到泰西分区政治处组织科当干事（从团级降至连级），我二话没说，丢下战马，背上背包就去报到了。当然被打散的部队最后还是收拢回来了，整编成泰安独立营。1943年我在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时，周持衡同志向我所在党小组做了公开检讨，承认当年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但只是口头表达，并没有文字结论放入个人档案。面对这样的挫折，我虽蒙受些冤屈，感到很窝囊，但从没有申辩过，仍然全力做好组织上交给的各项工作，不曾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