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我刚刚走出校门开始水利工作那阵儿，正赶上举国上下又一轮的“三峡热”。从铺天盖地的各类文章中，我读到了林一山在五十年代多次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视察长江、纵论三峡工程的经典历史，读到了林一山与李锐的三峡之争，读到了林一山对三峡以及葛洲坝、南水北调等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独特见解，并由此开始关注林一山，关注与林一山有关的文章，追溯林一山波澜壮阔的水利人生。林一山这个名字渐渐在我心中开始积累，积累成一座高山，一座我敬仰的巍峨的高山。
一直以为，林一山这座高山，我只能远远的仰视，而无法身临其景。幸运的是，由于工作关系，使我与暮年的林一山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切身感受到了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壮心与追求、沉默与思考、病痛与坚强。
一
第一次与林一山近距离接触，是在2005年7月22日。那时，我任水利部离退局副局长不久，去老部长秘书处看望和拜访老部长们。我与老部长们一一握手，并在林一山身边坐下来，询问他的近况。林老微微低着头，双手抱在胸前，深沉地说：“我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林老告诉我，他目前正在撰写两本书，一本是《河流学》，一本是《文字学》。由于他的视力不济，只能采取口述的方式，分别由两个助手帮他完成。河流学与文字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林老竟然能在这两个领域同时进行研究和工作，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林老着重向我谈了他的《河流学》的思路。他说，河流的发育、河势的演变以及河流的运动机理，无不与地球的自转带来的力有关，这个力就是科氏力。对于北半球的河流来说，科氏力使其向右摆的力量比较大。河流的水力半径和坡降是一个反比关系，这是研究河流运动规律的一个重要工具。抓住了它们的关系，就把河流很多复杂变化规律找到了。每一条河流都有一个自身需要的坡降，而且河流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调整自己的坡降。当河流的坡降过大，超过了它自身的需要，就必然要冲刷河岸，通过加大弯度来延长河长、减缓坡降。如果采取措施使河流的水力半径变大，坡降就会变小，这样相对冲刷力变小，河流的崩岸现象就会减少了。长江和黄河的不同，就是因为长江的水力半径大，坡降小，因而河流比较窄深；黄河的水力半径小，坡降大，因而河流显得宽浅。治理河流要因势利导，进行河势规划，从整体上把握，必须懂得河流学和河流运动规律。
那天林老用他特有的胶东口音侃侃而谈，语速时快时慢，声音洪亮而富有韵律。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错，思维缜密而清晰，语言表达准确。在他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其他老部长都在静静的听着，并不住地点头。我也认真地做着笔记。
林老告诉我，为了尽快完成《河流学》，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开始锻炼，保证一天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而此时的他已经是94岁高龄了。从谈话中我还了解到，林老已经出版了《林一山治水文选》、《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功盖大禹》、《葛洲坝工程的决策》、《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工程》、《河流的规划与治理》等一系列水利著作，凝聚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治水实践和治水思想。我当时想，等我将他的这些著作收集全后，让他一一签名，留作永久的纪念，但最终没能实现，也成为一件永远难以弥补的憾事。
当我问他需要我给予他什么帮助时，林老说等他整理好《河流学》的基本脉络后，希望部里能组织专家，开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对他的《河流学》提提意见。他说：“我是很喜欢听取大家意见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即使是反对意见也没关系，听听不同的意见，有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短短数语，展现了林老博大的胸怀。
第一次接触，使我对林老的敬仰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
2005年8月19日上午，水利部隆重举行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林老是水利部为数不多地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那天林老身体状况不太好，刚刚患了感冒，正发着低烧，但他还是执意来部机关参加会议。
看着他被老部长秘书处的同志搀扶着从北楼的二楼走廊走来，我立即上前从右边搀扶着他走进北楼207会议室。当我扶起他的右手，心中不由得一惊。这是一只怎样的手啊！只见他的这只手从手腕处垂直折了下来，手腕的尺骨向前凸起，像一段树杈，手指柔软而温热。后来才了解到，这只手曾在1938年2月胶东雷神庙与日本鬼子近距离战斗中，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击中，手腕被打掉了一半。这只残疾的手正是他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
我扶着他这只在抗战中被日本鬼子打残的手，走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会场。那天，林老被安排的主席台上就坐，位置在汪恕诚部长和周英副部长之间。会上本来是要安排他讲话的，但考虑到他的视力和身体状况而作罢。林老戴着助听器，微微低着头，认真地听着大会上每一位同志的发言。当汪恕诚部长在讲话中说：“在抗战期间，广大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不畏强暴，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用血肉筑成了捍卫祖国大地的钢铁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我看到林老摘下眼镜，用左手拿着纸巾揩了揩眼睛。
我能感觉到，此时的他是多么地心潮澎湃啊。林老正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他曾在1931年10月带头参加了去南京的请愿团，第一个跳下站台发起“卧轨事件”，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出兵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失地；1935年，他作为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的支部书记，带领同学们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安事变”中，他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这封信被登在党内刊物《火线》上，刘少奇还专门为他这封信写了序言；1937年3月，他陪同斯诺夫人一起去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当场向毛主席提问，探讨“短促突击论”和“三民主义”等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山东负责领导胶东抗日武装起义工作，先后组织领导了天福山起义、威海起义，指挥了攻占牟平、雷神庙战斗等与日本鬼子短兵相接的殊死搏战，成功地创建了胶东抗日革命根据地；1942年，他与八路军指战员一起，四次突破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胶东残酷的围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挺进东北，创建辽南革命根据地，并任辽南省委副书记兼军区政委……这些惊心动魄的抗战经历，在此时此刻，怎能不勾起他深情的回忆，拨动他激动的心弦。
会议结束后，我在扶林老走出会议室时对他说：“林老，今天激动了吧？”林老连连说：“激动，激动，一晃60年了，好久没有想这段历史了。”是啊，在林老的心中，他一直思考的是他心爱的治水事业，一直考虑着他的《河流学》和《文字学》，今天的会议，听到张季农、刘航、李端羡等几位参加抗战的老同志的回忆发言，听到汪部长富有激情的讲话，他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的激情岁月。我感觉他的步子比刚才来时显得硬朗、显得坚毅，脸上也有了一些红晕。
三
凌先有去家中看望林一山，并与林一山探讨文字学
2006年1月18日，距春节还有十天时间，我与长江委副主任熊铁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同前往林老家中慰问，给他拜个早年。
林老端坐在客厅中间的红色木椅上，背后是宽敞明亮的窗户，窗户左右各置一盆滴水观音，郁郁葱葱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硕大的叶子泛着绿绿的油光，散发着一种高雅的风韵。林老左侧的桌子上，高高地摞着五六本厚厚的红色精装的《汉语大字典》。
林老见到我们，欠了欠身，与我们一一握手，招呼我在他右侧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们在向他问候过身体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之后，我附向他的耳边问道：“林老，听说您一直在研究文字学，目前进展得怎么样啊？”
林老一提起他的文字学研究，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林老说，汉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不利于国内国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1951年，毛主席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提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大任务。从那时起，他开始对中国文字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全身心地投入长江治理工作，文字研究只能算作一个业余爱好。1978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关于汉字简化工作的建议》，报给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方面。他提出汉字简化的原则应该是基本保持汉字的原有特点，尽最大可能做到把结构复杂的汉字改造为结构简单的汉字，达到易学、易懂、易记、易写的目的。他认为1977年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汉字简化方法上是就字改字，缺乏通盘考虑。因此，他提出汉字改革需要一个总体计划，然后分期实施。他还对汉字简化工作提出了确定基本字、简化基本字、变非形声字为形声字、少编新字、字形排列等具体意见。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重视，1986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停止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使用。从谈话中，我感到林老有超强的记忆力，很多往事的时间和情节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无法具备的。
谈到兴奋处，林老叫来帮他做《文字学》整理工作的白大姐，让她拿出他最新的研究手稿送给我看。这些手稿大多是用八开大的稿纸写成的，比较成熟的稿子有《发扬汉字的优良传统》《汉字错写的纠正方法与事例》《在汉字中“两”的重要含义》《关于“兆”的系统字组合形式的见解》《“亘”与“互”的区别》《关于“族”字的纠正意见》等，还有好多文字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头。可以看出，林老在文字学上不是一般地研究，而是有很深造诣。我看了这一叠叠手稿后，问他是怎样将文字学与河流学同时进行研究，思维是如何在这两个领域交叉跳跃进行的。林老低头沉吟着说：“河流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文字学也是一条河流，是一条历史的长河，也有自己的演变规律。研究汉字，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汉字的历史演变轨迹，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研究起来也就不是件难事了。”
林老的这一席话，终于解开了我的疑虑。我明白了，为什么林老能够在河流学和文字学这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里纵横驰骋，同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在于他对任何事物都能善于把握规律性，这使他即使到了暮年思维依然活跃、创造力依然旺盛的源泉。林老一生的成功，这应该算作一个秘诀吧。
四
2006年4月19日，林老因血压高、心脏不适，住进了北京医院。没想到，这次住院就再没有出来。在他住院的六百多天里，我曾去看望过几十次。
在医院里，他一天也没停止过思考。2006年4月27日，在林老住院一周以后，我带我局医务人员一起去医院看望他。林老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灰白的头发向上竖起，如摇曳的火炬一般。林老精神尚好，心情也不错。我对他说：“这次住进来，您就安心住院吧。”林老说：“住院很浪费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他的《河流学》已经快完成了，最近一直在思考黄河治理问题。他说，1964年年底，周恩来总理主持治理黄河的会议，他当时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关于黄河治理的报告，提出治理黄河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黄河不同于长江，在于泥沙太多。但不能因为黄河泥沙多就把黄河视为害河，而应该把泥沙当作财富，把黄河看成是一条宝河。应该通过渠道把黄河的水沙引向两岸贫瘠的地区，使河西走廊成为广阔富饶的地方，使华北平原成为肥沃的良田。然后，用南水北调替代黄河水源。林老告诉我，他的这个报告提出后，别人都说这是一个怪方案，但给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很理解、很支持。可惜这个报告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现在他正在回忆当时方案所写的主要内容，想将它补充到自己的《河流学》中去。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凌先有陪部领导慰问林一山，并为他读慰问品上的文字
9月29日，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水利部要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进行慰问。我陪周英副部长来到北京医院慰问林老。我手捧一束由盛开的百合、菊花、玫瑰、黄莺、康乃馨组合的鲜花，恭恭敬敬地献给林老。放下鲜花，我又将一个印着红梅图案的景泰蓝花瓶捧到林老面前，并俯下身子一字一句地大声地为他读花瓶上的诗句：“梅红傲雪两万里，竹青亮节七十秋。”林老看不见花瓶上的梅花图案和文字，便用左手轻轻地抚摸着花瓶，嘴里喃喃地说：“好，好，红梅是坚强的，不畏严寒。”接着，林老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尽快出院，在家里用立得治疗仪进行治疗。他说：“我不怕死，就怕这样浪费时间，无所事事。”我想起他曾在《随想》一文中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是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要有所成就，都有冒险和牺牲的问题；只有碌碌无为之辈怕冒险更怕牺牲，但决不会有什么业绩。”在他的心里，永远彭湃着对水利、对事业的激情与执着。
对于他想尽快出院的愿望，我曾经专门与他的主治医生交换过意见。医生说立得治疗仪对他目前的病情没有作用，还是在医院治疗比较安全。我知道，林老除了对立得治疗仪比较信赖之外，关键还是放不下他正在研究的《河流学》和《文字学》。他曾多次将协助他整理《文字学》的白大姐叫到医院，谈他思考成熟的文字研究思路和成果，并要白大姐大胆地工作，大胆地研究。白大姐当时感到，林老已经觉得自己无法完成自己的夙愿，他希望有人能够继续他的研究。
五
2007年11月30日，北京医院送来了《林一山同志病情报告》。看了报告，我的心不由一紧，沉沉地难受。
林老1973年因右眼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在上海华东医院实施了右眼眶内容物剜除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查了手术方案，并组织了全国最优秀的眼科专家实施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保障了林老近30年的健康。2002年发现癌细胞转移到肝脏，考虑到林老高龄多病、免疫功能低的情况，医院没有实施手术治疗，而是采取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这次住院，医院采取增强免疫功能、抗感染、保肝等治疗措施，林老曾一度精神、食欲好转。但因各类药物治疗均无法控制肿瘤生长，肝转移病灶持续进展。11月29日，CT检查显示林老右肝巨大占位病变，使腹腔脏器受压致肝脏内多发播散。此外，还发现纵隔淋巴结也有转移，胸腔和腹腔积水。林老不思饮食，进食后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并且肝、肾功能不全。医院认为林老的肿瘤已经进入了极晚期。
接到林老的病情报告，我与何源满局长一起当晚赶到北京医院看望林老。看到林老蜷曲在病床上，不停地轻声呻吟，我心里十分难受。从林老的主治大夫王医生那里了解到，医院目前对林老的治疗主要采取静脉高营养、保肝、保肾等措施。由于林老长期卧床，随时可能发生因吸入性肺炎导致呼吸衰竭、因肿瘤外压引起胃肠道梗阻、肿瘤破裂出血等严重情况，随时有生命危险。从医院回来，我立即起草了一份林老的病情报告送部领导，陈雷部长当即批示：“请医院全力救治。”
得知林老病情危重，部领导、长江委的领导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同志纷纷去医院看望和慰问，我一趟又一趟地陪同部领导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去医院看望林老，多次与主治医生座谈商量对策。林老的长孙、医学博士林乐宜也从美国赶回来，与北京医院的大夫们一起商量治疗方案。大家的共同愿望是尽最大努力延长林老的生命，尽最大努力减轻林老的病痛。
12月29日上午，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林老。当时林老已经插上了呼气机，没有了痛苦的呻吟，比前几天安静了许多。他走到他身边，俯下身子大声喊道：“林老，马上要到2008年了，您一定要坚持啊！”林老没有回应，在呼气机的作用下，他的呼吸均匀而平稳。我在心中默默祈祷他能够坚持到2008年。没想到天不随人愿，林老竟然在距2008年还有33小时的时间突然离去。12月30日15时，我接到林老儿子林平的电话：林老去世了！去世时间是12月30日14时55分。我立即从北京燕郊赶回来，陪同陈雷部长、周英副部长、蔡其华主任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赶到林老家中进行慰问，商谈后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几乎天天去医院看望他，可就在他去世的当天，我却没能在他身边，这使我一直感到很愧疚。
那几天，悼念林老的电话源源不断，唁电如雪片一样从各地飞来。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习近平、贺国强、回良玉、李源潮、华建敏、陈至立、迟浩田、谷牧、钱正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打电话表示哀悼并送了花圈。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的，既有全国水利系统各个单位及其领导和同志们，也有国务院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和同志。大家都为我国水利界失去一位杰出的老领导、老专家表示深深的悲痛。
2008年1月7日上午11时，林老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厅举行。告别室里庄严肃穆，哀乐回荡，数百只洁白的花圈环绕于大厅内外。林老静卧在灵台上，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郁郁葱葱的绿叶簇拥着他，白色、红色和黄色的鲜花环绕着他。我站在大厅门口迎接着每一位前来悼念的领导和同志们。钱正英来了，部领导、老部长及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的领导和同志来了，长江委的各级领导和众多的老领导、老同志来了，有关部委和省市的领导和朋友来了。大家都来为林老送行，表达自己崇高的敬意，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
1月8日，我与几位同志陪同林老的子女一起，从八宝山殡仪馆取出林老的骨灰，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在东一室96号位置，而林老去世正好是96岁。这大概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意味着林老将会永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林一山去了，但他这座高山，将永久地在我心中高高地耸立。
2009年4月23日，林一山治水事迹展开展仪式在山东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举行
（作者为水利专家，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