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走进革命队伍的?(下篇)刘建国口述/刘峰宜整理

13410 发表于2019-10-29 21:44:25

去延安的路上

    1938年8月,日本鬼子占领了五台山,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全部转移,组织决定输送一批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且决定让我带队。刚刚入党的我,马上想到党的纪律,应当请示郭俊川同志,我能否带队?党组织是否同意我去?但郭俊川却带着一部份人下乡了。这时刘奠基、程宏毅、宋劭文、白涛(女)、戴新民(女)等同志都来劝告我勇挑重担。可是我顾虑不少,一则我小学都没毕业,现在却要进大学学习能行吗?二则又不好向他们说明我需要经党组织的同意。那天晚上我宣誓时在场的三个人我不熟悉,又不好随便问。无可奈何我只好找刘奠基主任,打听郭俊川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说不定,现在形势很紧张,你先带队走,有什么事以后再联系。”我不敢告诉他自己是共产党员.一切行动要听党的指挥.所以迟疑地问他:“叫我带队行吗?”他说:“怎么不行?明天早上就走.我本来想叫书城也去,只是他太小了,去了会给组织添麻烦。你今晚准备好,明天一早在院子门前集合。”

    这天晚上因为四处找不到郭俊川.我睡得很晚,次日早上起来还想给刘主任打水打饭,打扫卫生。这时门外已经来了很多人。有年纪大的家长送子女来的,也有山西大学、晋太大学的.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当然也有和我一样的工人。有几位女同志.还有一位少爷派头十足的人,带箱笼包裹一大堆,还雇了车子,真是去上大学的架式。我看这阵势.心里有点怯.觉得这些人成份不一,年龄不一.文化不一.男女不一.真复杂,担心自己驾驭不了.就向刘主任和程宏毅同志提出:“别让我带队了。”戴新民同志给我打气说:“现在我们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领导下去打日本鬼子。打日本不能光靠勇气或做宣传工作,还要有知识,咱们这些人就是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本领,所以来了这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抗日大学学习。共产党主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是工人出身.又在二战区做了好长时间的民运工作.干的很有成绩,可以做领导工作。”刘奠基主任也说:”不要怕.要大胆.要学着做负责工作。”

真是赶着鸭子上架.门口人都在等着.我不同意带队也不行,何况我已入了党.死都不怕还怕担责任。就这样,戴新民同志和我到门前和大家讲了话,让送人的家长回去.叫走的人少带东西.清点姓名,共有48人一起走。

戴新民同志和我们告别后,我们起程。第一站到了东台、定襄,因为有边区政府开的路条,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吃完打个条子就走。晚上到老乡家住宿,老乡都很热情。虽然有些人不习惯长途跋涉,但却互相鼓着劲,倒还平安无事;何况还有阎锡山的保安队护送着,大家心情都很好,走得也带劲。

    第二天黄昏,我们来到滹沱河边。偏偏没有渡船。本来说等明天再走,这时却传来敌人占领五台城后出来抢劫的枪炮声,大家都想淌河走.特别几个女同志觉得夜晚过河方便,我服从大家的意见就开始过河。一入水大家就叫起来,个顾个的乱跑,谁也不听指挥。有的把带的箱子、被子、背包、衣服也丢了。最为难的是滹沱河底淤泥很厚,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而且越拔陷得越深,真是可怕。我心里想,坏了.还没完成任务就陷在这里真是太亏了!这时听到旁边一位同志尖叫,我忘了自己狼狈处境,急忙不顾一切地去拉他,因为用力过猛,把他拉趴下了,我也一屁股坐到河里。这下可好,被我拉的同志趴下后两条腿从淤泥里拔出来了。我仰面坐下后,两条腿也从淤泥里拔出来了.我俩都脱离了危险。这回我们有了经验.不用脚而用膝盖向前爬着走.互相拉扯着总算过了河。

    过河后已是深夜了,没有一点灯光谁也看不清谁,只听有的在呼叫别人,有的在哭。将衣服鞋子掉河里的,没有衣服换。我也把背包和鞋全丢到河里了,现在只好打着赤脚,真是狼狈不堪。

    天亮了,我清点人数,糟糕.少了好几位。怎么少的?会不会是过河陷到泥里了?我很害怕,还没到目的地就把几个同伴丢了?怎么向组织交待?特别是怎么和这些人的家长交待?我到处找他们,其他人也在河边高声呼叫。年龄大些的人说:“再等一会,天明了再不来就别等了。他们要来就来,不来也可能跟别的人一起走了。说不定有的人还回家了.或到亲戚家了.这里离家并不算远。”我们只好再等.天快中午了有的人在地上睡了.有的在安慰哭泣的同志.有的督促该走了.都饿得走不动了。我看再等也不是办法,清点人数.48个人剩下40个了。我很难过.只好带起队伍向前走。心中只默默叨念,不来的同志千万别陷到河里了。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河?倒还不如我们缺水的神岗头村。想起神岗头村就不禁想起爷爷和家里的人.万一我在滹沱河陷下去死了.家里人都不知到哪里去找我?又想到没来的同志万一陷到河里出不来,又到哪里去找呢?心中不禁凄然。滹沱河呀!你这个吃人的河.为什么河底有那么多淤泥杂草,为什么过河时连一只船都没有?心中好生纳闷。

    刚刚过了危险的滹沱河,又面临着过同蒲路的问题。这条路已被鬼子占领了,他们开着探路灯来回巡逻,不时用机枪向两旁扫射。人们不敢在白天过铁路,怕鬼子的机枪。我们一行当然不能冒险,决计晚上行动。于是我们找村里的人带路.先在距铁道近的村中饱餐一顿,然后做好准备通知大家不要带发声的东西,鞋子要系好鞋带,背包要系好。我们先在玉米地里向铁路匍匐前进,到离铁路几米的地方趴下来,等候时机。敌人的探道车过来了.探道灯射出了强烈的光.鬼子又胡乱打了一阵枪。探道车过去后,我们正准备走,忽然听到隆隆的火车声由远而近,不想刚过两分钟.一列火车亮着刺眼的强光从我们面前哧嚓飞驰而过。大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看看没动静了刚刚要走,带路的人侧耳听听说:“别动。”不久又一列火车压着铁轨喀喀的呜叫着过去了。带路的说:“赶紧走。”我们就趁这功夫跑了过去.还好,未出任何事故。

    过了同蒲路我想这回可以顺利前进了,不想刚刚走了一天多的平路,吕梁山这座大山又横在眼前挡住了去路。对如何前进,同伴们产生了分歧。有的提出绕道。可这样要多走好几十里路;有的主张爬山,议论纷纷一筹莫展。最后,“山大”的学生发表了一个颇具威望的意见,他说:“我们五台的子弟是山里生、山里长的,难道还怕爬山吗?登高可望远,我们登上吕梁山,正好可以回望一下五台城,看看我们家乡的富饶美丽。”他这一说大家一齐叫好.于是就决定登山。大家兴冲冲往前走。有的唱起了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的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的人唱:“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可是有的人不以为然,觉得这首歌太凄凉,说:“该和谁惜别呀!”另一个插话“和心上人呗。”说得唱歌的人不好意思。于是吟开了诗:“我们来自焦土抗战的五台城,淌过了滹沱河的深陷泥泞,跨过了机枪扫射的同蒲路.登上了巍峨的吕梁山顶峰。同志们个个奋勇攀登.前面就是胜利的目的地——延安城。”大家齐说:“好好,再来一个!”

    大伙心情好,又唱又说,不过半天的功夫到了山顶。大家疲劳了,也饿了.就在山顶上休息了一会儿。有的极目远眺.张望我们所来的方向——五台山。

    下山后,问题来了。在吕梁山那边,我们有政府的介绍信.走到哪里打个条子吃完饭就走人,可是到了这里打条子不行了。这里属晋绥地区.人家不认五台的公章,怎么办?大家走不动了,开始叫苦不迭.有的说饿得肚子疼.有的说鞋子破的没法穿.还有的问到延安还有多远?说饿着肚子实在走不动了.干脆躺下不走了,有人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和刚才爬山的局面大相径庭。

    这些学生们感情丰富,高兴了又跳又唱,不高兴了就又哭又闹。悲凄凄地唱起:“我的家在东北五台山下”.边唱边哭.好几个也跟着哭,简直没辙。想到组织交给我带队的责任,他们闹情绪我不能不管不问,只得好言劝告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无家可归了.家已经被日本鬼子占了.即使能回去乡亲们也会耻笑我们抗战不坚决。吃一点苦就受不了.还没出山西地界就为想家哭了.是不是太孩子气了?不就是一时没吃上饭.走得累了点吗!大家休息一会.想办法弄些吃的才是正理。”这是我第一次做思想工作。

    最后我想起刘奠基主任说过.续范亭将军是他的好友,在晋绥一带任暂一师(新军)司令,有事可以找他试一试。

    续范亭这位有高度民族气节、英勇善战的杰出爱国将领.在大家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一听找他去立即兴奋起来.正哭的也不哭了.立马要求快去找他。

    我们这些从滹沱河爬出来的人,虽经过两三天的暴晒.但衣服上的泥巴还未彻底掉净,就这样怎么去见他呢?我真觉得挺尴尬。去找他.他能不能接见我?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伙食问题,心里也没有底,但大家的督促,再加上有两位自报奋勇要与我同去的“山大”学生,我就无所顾忌地去寻找。到了几个地方,谁都说他不在,最后追到一个村子里.才算找到他。他听说我们是从五台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到这里遇到了难题,请他协助。他对我们几个人很热情,也赞赏我们的行动,鼓励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勇气、有志气,当即招待我们吃了饭,并给我们写了信,还发给我们几个人每人五块钱,我们高高兴兴地向前走。岂知拿着介绍信有的地方也不给做饭吃,最后我们只好集体讨饭。比如到一个地方大家集体唱歌,尤其唱“我的家在东北五台山下”时,大家激动得眼含泪花。然后那些大学生们演讲,讲国破家亡的苦难,讲得老乡唏唏嘘嘘的叹气挥泪,最后纷纷给我们做饭。有的看我们穿的鞋子衣服破了,还主动给我们补洗衣服。我们边走、边演讲、边唱歌,既宣传抗日也填饱了肚子,不觉得就到了苛岚。又走了一天,终于来到了黄河岸边。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河。它虽然也有波浪,但较为平静,不曾掀起万丈狂澜。我们坐在老乡的船上平平稳稳的;在船上那些学生们又笑又唱极为热闹。开船的老乡说:“你们是去延安吧!这几天每天都有人去延安抗日。”船到中流浪也大了,大家都静静地坐着,唯恐出声,偏偏有一位同学逞能,站起来故意摇晃,吓得大家大叫起来。摆船的老乡说:“坐下罢,大家害怕别叫人担心。”在众人的同声斥责下,他就坐下了,人们议论他发疯。

    走到绥德不想又发生分道扬镳的事。有些人表示要去西安,说在哪里抗日都一样,何必非去延安?有些人则坚决表示去延安。最后还是有几个人去了西安。人各有志.谁也勉强不了谁。我们只是同路人,不一定是同志.硬留也留不住。从五台出发时.我们有48个人.现在只剩下28个人了!我觉得自己没本事,这队带得不好.人都被我带垮了,心中不免惭愧,怎么向组织交待呀!到了延安天已黑了,找不到抗大在哪里.只得先找地方住下。原来以为延安是革命圣地人人都热心于革命事业.想不到刚刚迈进了一个有宽敞住房的院子,向房东大嫂说明我们借宿一晚明早即走,可她说什么也不让住-要碗水喝也不给。我只好对她做工作说现在鬼子攻占我们中国.全国人民都起来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心协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直到把鬼子赶出去。你也应当对抗日做出贡献。她听了反而说:“你们抗日.怎么不去找有鬼子的地方打仗,到延安没鬼子的地方打什么鬼子?”有位同志在一旁说:”这个人真顽固。”她越发恼了,撵我们出去.连院子都不让住。我们只好另找地方。天太黑了,有同志说:“干脆就在街上住吧。”我们就这样在街上凑合了一夜。

    说也巧,天刚刚亮,鬼子的飞机就来了。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涂的太阳旗看得很清楚,从东向西飞过去。延安的老百姓未见过敌人的飞机.都从屋里跑到街上看。我们从敌占区来的人都知道厉害,劝大家都趴下,千万别乱跑.可谁也不听.都指指划划地看。眼看飞机又从西飞来.我们知道不好.敌人要丢炸弹了,高呼大家趴下。正在这时,敌人的飞机俯冲下来,丢了几颗炸弹。这是延安第一次遭到轰炸,好多房子都被炸坏着火了,老百姓吓得乱跑,不知躲到哪里可以避难。有一个小兄弟从我旁边跑.我一把将他按倒,炸弹就在我们身后爆炸。这小兄弟吓得大声哭喊。这次炸伤了不少的人,听说有一位县长也牺牲了。

飞机走了,那位顽固的大嫂受到实际的教育,知道抗日不分前后方,在延安也不一定就安全。她找到我们一个劲地道歉,并邀请我们到她家里住,还做饭给我们吃。我们谢过了,就去抗日大学联络处报道。谁知,抗大有几个队.分散在几处。我们被介绍到瓦窑堡,编人六营二十四队。队长安丁铭,指导员李立知,副队长马保华,副指导员张宝堂。同学有白介夫、孔迈、张耀、张立农、张帆、郅桂隆、张革非、张逸群等。

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是红军转战到陕北后,于1936年成立的一所轮训培养红军中高级干部的学校。最初名为抗日红军大学,到1937年第二期才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开始,全国各地的一些抗日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第三期人数逐渐增多,到第五期空前大发展.我即在第五期。当时因人数急剧增加,后来成立了12个分校,并分散到敌后办学。

    到连队后,看到抗大的同学们个个喜气洋洋.生龙活虎,一边列队走,一边唱着歌.既雄壮,又活泼,而且集体吃饭,集体学习,集体休息,不用为自己穿衣吃饭住宿等生活操心,真是好极了。同来的伙伴们都非常高兴。而我却有些忐忑不安,怕他们不要我。因为这是抗日军政大学,我只有初小文化。另外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回去取吗?不免思来想去不知所以。队长安丁铭同志看我很沉闷就问我:“你有什么心事吗?怎么显得没有精神?”当时不敢暴露自己是党员,只好说:“我只念过三年小学,文化低,怕考不上这所大学。”安丁铭拿出一本书让我念。我念了一页后他惊奇地说:“你真的只念过小学?怎么认识这么多字?一页书没一个不认识的字。”我说:“我当过排字工人,学了大约有两千个字。”他高兴地说:“好好.我们队留下你。”又说:“你的条件很好,口音和这里老乡差不多.说话人听得懂.今后多做做群众工作,请老乡多给部队做些鞋子。我们太穷了,大家没鞋穿!”听到能在这里学习.成为正式的学员.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同时对安丁铭队长也暗暗产生了感激之情。说到做群众工作为队里募捐鞋袜,我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在这里开始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除还惦记着我的组织问题,别无心事。

    后来我做群众工作时,果然动员妇女为队上做了好多鞋子.队长高兴地说:“天冷了.大家正为没鞋穿发愁.这下可好了,新年有鞋穿了.每人发一双。”大家争先恐后地来领鞋。最后剩下一双妇女穿的花鞋没人要,正好我的草鞋也破了打着赤脚,队长说:“有鞋穿比赤脚强-明天要行军.天又冷.你就将就穿罢!”我不禁露出难色.一个大男人怎么穿这花鞋呀?副指导员开导我说:“谁叫你连花鞋也动员来了?你不穿谁穿?”想想也是,自己动员来的花鞋不穿.让别人穿也显得自己没风格,何况有鞋总比无鞋打赤脚好,就勉强将两条绳子勒住穿着行军。幸亏是夜间谁也看不见,到了目的地我赶紧把鞋塞到铺底下.还是打着赤脚出出进进。队上的张立农同志在班务会上为这事表扬我风格高,把方便让给别人,把为难的事留给自己。我想,共产党员应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为难的事留给自己是份内的事,受到表扬反而不好意思。

    到抗大后上的第一课就是劳动课。抗大发展很快,敌后有大批爱国青年和华侨到延安学习,住处十分紧张拥挤,常常是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很小的窑洞里睡觉,几乎不能伸腿,有时干脆背对背坐着睡觉。为解决住的问题.学校要求我们和陕北人一样挖窑洞。好在这地方的土质特别,铲什么样就什么样。在村干部和副队长带领下-我们到指定的地方挖窑洞,各班都有用白灰画的地界.依次标有数字,我们班靠近小山包,不用开路直接就可以挖。校部发了挖窑洞的工具,有几位来自南洋的侨胞还没见过.不会使用,好奇地问这问那。会用的就一一介绍.手把手地教,大家便愉快地干起来。劳动中大家互相挑战,互相比赛,看谁干得快,彼此喊着加油,唱着歌,呼着口号.干得很欢。有的同志手磨破了,或土块砸了脚.包扎一下接着再干。衣服被汗湿透了,光着膀子干。虽然挖了一天窑洞腰酸腿疼,手臂也举不起来,但谁也不说一声累。从来都是住别人盖的房子,如今自己给自己造房子.大家都觉得特别自豪,特别得意。一座住十几个人的窑洞-不久即完成了。在挖窑洞过程中,有几位同志显示出设计才能,把土炕和放书放油灯的地方事先都留了出来,既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减少了劳动量,又节省了不少时间。窑洞挖好后,我们兴高采烈地在外边贴上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又在窑洞内贴上抗大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窑洞显得生气勃勃。我们又在炕上铺上草,觉得窑洞很舒适,比城里的高楼大厦不差啥。有的说陕西人真聪明,盖这样的房子既经济又省力。

    聚集在温暖的铺上,盖着同学白介夫送我的毯子,心中特别惬意。大家不约而同地唱开了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在挖窑洞的过程中,我们这个集体表现得很好,争先恐后.吃苦耐劳,受到了六营和队上的表扬,大家情绪都很高涨。

    不知不觉间寒风怒吼.严冬来临。这年的12月,李立知指导员和我谈话,问我上了党课后有什么感想。我这才把7月份由郭俊川同志介绍入党的事向他谈了。他考虑一下后说:“战争环境失去与党的联系是常事,好在你已具备入党的条件。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找到郭俊川同志给你接上关系,一是你重新入党,反正仅仅差几个月的时间;如找到了就接上那几个月的时间,你看如何?”我当然愿意在组织的直接关怀下生活,于是就由李立知、安丁铭二人介绍,办理了入党手续,候补期一个月。从1939年1月算起。可是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我再也没找到郭俊川同志。“文革”中专门有人去调查未找到,我托我三弟去他村中找,也没有他的消息。我找他不是为了补上那几个月的党龄,而是感念他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入党不久.我即被支部选为民运委员,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工作就更卖力气。每天下课后只要我不值班,就主动做群众工作,除帮老乡劳动,如挑水、磨面、铡草外,便是宣传抗日的道理,及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如组织战委会、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此外便是动员参军、拥军,动员妇女帮部队做鞋补袜。在做群众工作中,张立农(陕北红军)对我帮助最大,像大哥哥一样随时关心我的成长。

    在瓦窑堡我们住进自己挖的窑洞不久,学校决定成立抗大一分校,我们驻洛川的第六大队和驻庆阳的第五大队,加上驻延安的第三、第四大队共计三千余人,全部迁到晋东南去。在一分校成立动员东迁会上,罗瑞卿副校长讲道:“抗大成立分校及分校东迁,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到敌后办学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战略意义。有许多渴望到抗日大学学习的人想来来不了,到敌后办学可以吸收他们,培养他们作为骨干,以便领导广大人民抗战。”

    他还讲到敌后办学应采取的重要措施,这就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吸取进步力量到党组织来,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是克敌致胜的法宝。扩大人民武装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保证。建立人民民主的“三三制”政权,通过政权来实施党的主张和各项政策法令,便于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他强调要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准备,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

    总之到敌后办学的任务是艰巨的、伟大的,是日本鬼子所害怕的,这也是给全国学校作个模范和榜样。

    学校的教学方针是在党的领导下密切联系群众,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中学习,要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而进行学习,读好马列主义的书,坚持抗战到底.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当场宣布何长工为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当抗大一分校迁到晋东南的屯留故县镇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时,八路军总部的朱德总司令也来到我们一分校讲话。(此后多次与我们见面)他除讲抗大东迁的战略意义和国际国内形势外,还鼓励我们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就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播种机、训练机.像老母鸡一样孵小鸡,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就可能有大批的群众参军,就能开辟一块块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就能坚持全面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也是得天独厚,在延安我们亲自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听过艾思奇、范文澜的讲课。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领导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的领导杨尚昆等都到过学校为我们讲课.或作报告。

    在太行山,我们一面作战一面学习,每天都很紧张。我们的课堂在野外或树林,课桌就是自己的双腿。没有书本,一般都是教员口述,自己记录。听不懂的可以提出疑问,也可在晚上开学习讨论会时提出,来巩固日间的记忆。

    学习社会发展史,我们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学习党史-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独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学习政治思想工作,知道只有深入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通过军事学习,懂得了什么是战略、战役、战斗,什么叫游击战、防御战,如何分析敌情,不打无准备之战,战必胜攻必克的道理。我感到自己已经真正步入了革命队伍,成了人民军队的一员。

    在抗大我学习时间不长,累积起来也不过半年光景。通过学习军事、政治和马列主义理论,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奠定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我懂得了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为人民服务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刘峰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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