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我任抗大一分校民工团分队长，和几个战友一道来到沂水县十区的河阳镇，开展地方工作。上级要求我们首先站稳脚跟。这里是敌伪顽经常出没的地方，镇上的老百姓惶恐不安，生怕遭到敌人的勒索和抢劫。开始，群众不敢接触我们，怕敌人报复和暗算。为了消除群众的顾虑，我们打算先杀一杀敌人的威风，给敌伪顽一点颜色看看．给老百姓出气撑腰。我们执行这个任务十分困难．因为当时河阳镇还没有建立党组织，也没有成立抗日政权．真是两眼一抹黑地进镇子去干。
那时我们都不过十八九岁，缺乏斗争经验，分校要求我们依靠群众抗击敌人。敌人在哪里？要依靠的群众又在哪里？呆在据点里的敌人，手持刀枪、身着军装很好辨认。可那些身穿便衣、额头上又没写自己是坏人的汉奸、敌探怎么识别？于是．我们几个战友开了个会，就议论开了。有的说走路、穿戴和当地老乡不同的就是敌人；有的认为说话南腔北调的就可疑；有的说东张西望、鬼鬼崇崇的准不是好人。议论半天也没个结果。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决定把河阳镇南头一户小食摊作为观察点。掌柜的是一个挺随和的老汉，他门口的小摊．卖些烟酒糖茶．也卖稀饭、油条、煮鸡蛋什么的。他的老伴也帮他照料照料。老两口还有一个小男孩，长得挺机灵。
我们白天隐蔽在他家里轮流从窗户上观察来往人员的行迹。一两天过去了，倒是发现了一个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人。叫进来盘问了几句，这人就吓得两腿筛糠，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我们估计：“这家伙准有问题，不然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再一盘问，才知道他早年闯关东，这次回山东老家，半路上碰到一伙强盗，被抢了个精光。他以为又碰上强盗了，吓得不行。我们掌握这一情况后，便好言安慰了一番，把他放走了。接着，又盘问了几个人，结果一无所获。转眼三天过去了，觉得没头没脑地盘问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那老汉对我们的行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终于看出我们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正在我们犯愁的时候，他主动靠近我们，说：“看来你们不是坏人，是专门抓坏人的，是真正的八路军？”
“对呀！”我们高兴地说。
“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镇上的坏人——敌特、汉奸、顽固派、带枪的、不带枪的，我都能认得出。”
我们寻思，倒也是，他摆摊，对镇上南来北往的人肯定心中有数。老汉又特别向我们介绍，认人也有窍门，从身材高低、胖瘦、脸型、头发、眉棱盖、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牙齿、脖子等地方观察，总能找出特点，把人记住。我们一边听一边觉得这老汉确实是个阅历很深的人。
“这么着”老汉叮咛着：“村南不远的东岭上有个小屋，你们在那儿呆着。坏人来了，我让小子给你们报信。你们装扮成过路人到摊上来，看我的眼色行事。若是我让他再抽支烟，就说明他身上有枪，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若是我让他喝碗稀饭，意思是他身上没带枪；我若叫他吃个鸡蛋．就说明这人了解很多情况对咱们有用。不过，你们别在我这儿动手，等他走后，跟着到个僻静的地方再下手．省得打草惊蛇。”
听他如此这般地安排，我们心中有了底。说干就干，我们在小摊附近埋伏了两个人，在山上有两个人守候，留两个人机动。
布下的阵势．立竿见影。头一天，就抓了两个坏人。一个带枪的是黄屯的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叫黄泥头；一个不带枪的，是刘家店子地主的狗腿子。还有一个正在糟蹋老百姓的汉奸。一周时间抓到5个坏人，搞到三支短枪。考虑到我们人力有限，离部队太远，既没地方关起来又无人看管，就让他们中的4个人写了认罪书，取保释放了。从这4个人中，我们还发展了一个“内线”，规定他定时给我们送情报。联络地点就设在老汉的摊上。对那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我们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大会开得很好．群众情绪十分激昂，一致要求枪毙。这一天，我们特别开心，以水代酒，彼此庆贺了一番。
党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尝到了甜头．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通过实践，我们才深切地领会了这个道理。从此，这个开小摊的老汉成了我们的情报员．我们每月给他50斤粮食补贴生活。这就是我们在沂水建立的第一个情报站。后来，以它为中心，伸展到临沂、莒县、日照等地。又发展了几条交通线，为情报部门所用。 （1994年5月于北京）
回忆抗大一分校民运队
（文/刘建国）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于陕北瓦窑堡创建，其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抗大一分校即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于1938年12月1日创办，属八路军总部建制，对外称八路军随营分校。朱德总司令亲自宣布周纯全为抗大一分校校长，李培南任校部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大一分校是抗大14处分校中开办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培养青年干部最多、参加战斗最多，也是唯一设有支校的分校，先后设立了鲁南、胶东等3处分校。
校部设行政、队列、供给、卫生等科，另设被服厂、制药厂等机构。政治部设组织、宣传、民运、锄奸等科，组建了文艺工作团和民运工作团。训练部设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等科。学员共编4个大队(团级建制)，另有高干队、女生队等。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七八百人不等。在反“扫荡”及战斗期间，临时增设团、营建制，以便于指挥作战。
在一分校成立东迁晋东南的动员东迁会上，罗瑞卿副校长讲道：“抗大成立分校及分校东迁，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到敌后办学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战略意义。有许多渴望到抗日大学学习的人想来来不了，到敌后办学可以吸收他们，培养他们作为骨干，以便领导广大人民抗战。”
东迁晋东南屯留故县镇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总部朱德讲话：“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就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播种机、训练机，像老母鸡一样孵小鸡，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就可能有大批的群众参军，就能开辟一块块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就能坚持全面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抗大一分校在晋东南太行山办学一年。
1939年，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
11月，校部设在山西东南地区壶关县神郊村的大庙里，学员连队，散驻各村庄。校部办公室内墙壁上，悬挂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幅画像。令人看后非常兴奋，增添一种强大的革命精神力量，抵抗日寇侵略的，不只是中国人民，而且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援助。
11月25日，大庙里举行欢送抗大一分校部分毕业学员调往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集会。在会上挑战、应战：“毕业同学来一个好不好？”
“好！”掌声雷动。接着传出毕业歌的歌声：“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欢聚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游击队的歌声：“我们都是神枪手，……”
抗大校歌：“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歌声荡漾，此起彼伏，激动着每个学员的心弦。多年后，许多人记忆犹新，余兴犹存，受革命歌曲教育的力量仍在。
会后，校部奉命率领2000余人的队伍，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从太行山区驻地出发，“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学校教职员工唱着高昂的校歌，经冀南、鲁西、泰西等地，一路东进。
1940年1月5日，校部历时43天，行程3000里，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沂南中心区的孙祖东、西高庄一带。
1940年春，学校招收第二期共计2670名学员。
此后6年，校部扎根沂蒙山区办学，经常流动于沂南、蒙阴、临沭、莒南、费县等广大乡村，为山东培养了14000余名党政军干部。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10月，全体教职员工挺进东北，于吉林通化归属抗大总校建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