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烽火中相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霸占我大片国土，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连孩子们也组织起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我当时只有7岁也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10月的一天，我正在村口站岗，从对面走来一位身体强健、面带笑容、工人打扮的小青年，我走向前要他拿出路条（就是由村公所或单位开的介绍信），他不慌不忙地说：“我走得急，忘了开路条。我是抗日的，不是坏人……”没等他说完．我抢着说：“不行，没有路条谁也不能通过，你得跟我到村公所去。”他无奈地又说：“我向你打听一个人，刘奠基家住在哪儿？”我警觉地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咱到村公所再说。”他又说：“刘奠基是我表叔，我是来找他的。”我一听是来找我父亲的，还是亲戚，就把他领到了家中。见到了父亲才知道，他就是随同父亲从太原到农村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参军、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建国兄。那时父亲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晋东北特派员和“山西人民监政会”秘书长的身份，在定襄、崞县（今原平市）、五台一带，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民运部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父亲向阎锡山要的300多支枪和弹药，都是父亲和建国兄用汽车亲自押运到五台县城八路军一一五师民运部的。后来，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件“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小插曲．总是津津有味，捧腹大笑。这就是我与建国兄在一个有意义的特殊环境中初次相识，使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忻县战役失利后，我们都到了五台县城，住在“牺盟会”和总“战委会”办公的大院里，我们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当时，建国兄白天总是来往于“牺盟会”、总“战委会”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之间，不是送信就是取件，忙个不停。每天早上他起得很早．首先是从外面井里挑水，把屋里所有水缸装得满满的，然后又把院子打扫得千干净净。他用一个烧木柴的铁皮炉子，烧开水和洗脸水，大家起床后，开水、洗脸热水都已准备好。每天晚上把父亲的办公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睡觉前他把父亲用的被褥早早铺开。有点空时间，不是看书就是练字，或是组织群众抗日。他的勤劳、认真、好学受到人们的夸奖。父亲常要我向表兄学习，他成了我的榜样。
有一次敌机轰炸五台城，防空笛拉响后，城里的人们东跑西奔，街上乱成一团。但建国兄不慌不忙把我和母亲、弟弟带到城墙里的防空洞，而他自己却站在洞口，听着外面的风声。当时他仅15周岁，但是那么懂事，那么稳重，在我的心目中，他已是一位成年人，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内心十分敬重。
1937年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父亲要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参加筹备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因为母亲缠足．我和弟弟年龄都小，行动不便．决定把我们送回老家农村。建国兄连夜为我们打行李安排启程。此后，我们回到了老家，建国兄到了晋察冀军区工作。五台一别就是16年之久。在北京重逢
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1953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是多么不易，多么喜庆的一件事。我们畅谈了离别16年中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享受着能健康地活到胜利的喜悦。当时建国兄在中央公安学院工作，我正在北京农业大学上学。那时通讯、交通都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他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星期日还跑到学校去看我。后来他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他仍然关心着我的工作和成长，经常送些政治学习材料和书籍。我记得《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刚出版发行时，很难买到，但我总是可以从建国兄那儿最早得到。现在看来好像都是一些极平常的小事，但它蕴藏着真挚的关怀和友情。在我们的每次见面中，我总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每当我去看他时，总是会遇到亲戚、老领导、老战友和所在单位的同志来看他，他们所谈论的虽然都是过去或现在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平凡小事，但从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他的信任、敬重和浓厚的友情。我深深体会到这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人忠厚诚恳、助人为乐、平易近人，因此，才受到人们的信任和敬重。虽然他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在那个“左”的历史时期，很容易发生偏差伤害了自己的同志，但建国兄无论在政治运动中还是在业务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我记得他讲过，在“三反”运动时，人们过着供给制生活，干部都是经过长期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蜕化变质者是少数，不可能有那么多“大老虎”。在“反右”时，他分析了单位情况，认为按5%的指标划“右派”是扩大化，事实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处理案件时，他坚持重事实、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逼供信。
1966年6月中旬，我从山西参加“四清”回到北京，想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就到建国兄家。一方面看他，同时也想从他那儿领会点精神。建国兄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和“十六条”，给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临走前还送一套“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我十分高兴。
万万没有想到，我再次去看建国兄时，他遭到批斗。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后，建国兄由于“文革”中的遭遇，多种疾病缠身，身体不好，但他仍然精神饱满的努力工作，要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和失去的时间，要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干部昭雪平反、落实政策。无论是份内还是份外的，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他都会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人们对我说：“你表兄忠厚、朴实，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真是一位大好人。”
痛苦地永别
2002年2月13日春节期间，我去看望建国兄，他神气色都比去年还好，心中十分欣慰。虽然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他是我最信赖的人，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是我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万万没有想到，2月13日的见面是我们人生的永别。
4月14日，建国兄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不想接受这个事实，过去的一切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失去关爱我的好兄长．失去真正志同道合的知己好同志。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守在他的灵前，含着眼泪久久望着他慈善安祥的遗容，悲恸不已。从此我失去了好兄长。
建国兄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生前那张慈祥的面容，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奋斗目标．走着同一条人生道路，有着共同相似的经历，因此，我们的友情是坚实而深厚的。过去的一切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使我永远难忘。
建国兄，安息吧！如果人间真有来世．我愿您还做我的兄长。
（2002年10月1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