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主任是我在总政保卫部工作时敬爱的老领导之一，也是我和蔼可亲的二哥。他的匆匆去世．令人万分悲痛，思念切切。
五十年代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总政地安门宿舍大楼。当时他来跟我们聊天，我们几个小干事和保卫队队员住一起，因从部队刚刚调来，亲友很少。整个大楼是军官之家．分户而住．平时来串门跟我们聊天的常常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年轻人围坐在他身旁，像和老朋友或兄弟一样。他平易近人．善谈爽快．有问必答．观点很明确，知识丰富．很有胆略。最爱听他介绍战争年代锄奸人员化妆便衣打鬼子、捉汉奸、捕舌头、抓特务以及侦破各种刑事案件的惊险案例。跟他在一起，谈天说地，毫无拘束，增强了我们干保卫工作的信心和乐趣，使我们更加热爱这一行。从他身上体现出官兵一致，以老带新的革命光荣传统。在保卫工作中，他是得力的中层领导干部，是老黄牛式的好干部。记得1961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各总部派人下部队检查工作．每次他都愉快地服从．而且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次是随一军一师到前沿．他带病钻猫耳洞，住在前沿老百姓的猪舍牛栏里。当时他血压高，坚持不下火线。因有军里保卫干事陪同，最后军首长知道了他的病情，下令叫他下来；说如不听劝，军里不好向总部首长交代，他才勉强下来。西藏边防有严重情况时，他又是两次深入部队带病到前沿了解情况，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得到蔡顺礼部长、叶运高副部长和史进前处长的表扬。
刘主任处处热心帮助别人排除困难。他很善于做思想工作，想人之所想．深得同志们爱戴。楼里一对夫妇吵架，关系紧张至极。经他出面耐心劝导，言归于好，相敬如宾。有一位同志的小男孩，聪明过人，也淘气的要命。一次他爸爸下部队出差了，他藏了书包逃学，气得他妈妈打他，可他钻在床下不出来，还大哭大叫。被刘主任知道后，给这孩子做了工作．并保证他妈妈这次不打他，就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也没再挨打。后来这个孩子还成了三好学生。他爸爸妈妈逢人就对刘主任赞不绝口。
他把关心同志、照顾别人生活，经常装在心里。部队进行正规化教育时，一度强调与家属分居。谭政主任听他住地安门，提出让他陪同去地安门作检查，还准备先拆除各家各户煤球炉来整顿宿舍秩序，保障安全。他听到后，立即向领导反映，生活用煤供不应求，生火做饭取暖都难以维持．如果一道命令拆炉子，而百户人家，尤其是有老有小的家里受冻挨饿，会出意外的。结果领导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先设法解决群众的吃饭取暖，进行安全预防维护良好环境秩序教育的宣传；再整顿家用煤火炉问题。使之领导上和官兵都满意，让住户从思想上认真重视，保证了安全。
胡同的煤厂向大院定点送煤的老汉来院送货，他总要招呼老汉坐下，端茶送水，问寒问暖。老汉感动地说： “旧社会管我们叫煤黑子。解放了，像刘同志这样的解放军军官，如此尊重咱老百姓，真是军民一家亲，真该向解放军好好学习。”
在自然灾害严重，副食品困难时期，他想到保检法干部任务繁重，发现有人浮肿，有的生活负担加大。他亲自带领一个生活后勤组到京郊找老乡选点，挖鱼池．种蔬菜，想方设法改善部队生活。
部里调进干部，充实保检法力量，他亲自带上得力干部东奔西走，请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给调进干部的家属联系解决工作．安置子女上学。反之，他对自己的家人、子女都是过份地严格要求，甚至使旁人无法理解。他的3个孩子，“文革”中受爸爸牵连，随爸爸下放到军队农场劳动．均影响正常上学和正当的工作。大儿子“文革”前考入广州体育学院，后来在工厂当保管员，在游泳池干服务员。二儿子在建设兵团，后来当战士．转业当军工车间工人。女儿在农场．到部队当战士，后上的学。诸如这些情况．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泰然处之，无一句怨言。总政给他个人彻底平反时．他也不曾提任何要求。
1957年党和国家动员城市人员上山下乡，他几次在家里动员．让已在北京工作的亲属带头离开北京，有的去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在外地扎根开花，有的回了老家。
总之，二哥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革命意志最坚强、品德最高尚的人。他心里满满地装着党、国家、军队和人民的利益．而唯独没有他自己和个人的一星半点。正是如此，他“一身正气，寿终德望高”；“两袖清风．身去善誉在。”他那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崇高无尚的品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2年4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