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和建国同志相识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1939年冬．他在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留校工作。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鲁中地区．即随民工团到沂水十区开辟工作。他那时是抗大一分校民运工作团的分队长．不久又出任队长。民运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各个阶层的人接触．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枪支，扩大抗日队伍，同时．又兼做锄奸工作。建国也来过我家动员我参军。我当时从教会中学毕业，正教小学，也在地方上任区妇救会主任兼区参议员，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我也调进了抗大一分校去学习，成了八路军中的一员。
当时山东的形势极为复杂。恶霸地主搞地方武装，墙上站着岗的土围子不让进，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可以横行乡里。土匪绑票．汉奸抢劫．日本鬼子抢粮杀人．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抗大同志刚到达沂水地区时，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见了就躲。民工团经过研究后，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求队员们主动深入群众中，不怕碰钉子。先进入贫下中农家，或直接到开明地主家，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的道理，分清敌我，团结好人，镇压坏人。建国当时抓锄奸工作．但谁是汉奸，谁是坏人，脑门上又没写。他们先到河阳镇一个沿街的小摊上落脚，盘查行人，三天过去了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小摊主说话了，他说：“看你们不像土匪，也不像汉奸，是好人，是不是八路军？你们盘查坏人是查不出来的．除非他们正作恶，糟蹋老百姓。”建国就虚心向他请教：“我们正是八路军派来和鬼子汉奸斗争的，只是这地方人生地不熟，摸不清情况，工作不好开展。”小摊主说：“我在这里摆小摊，南来北往的人心里都有数。这样吧，村南不远的岭上有个小屋，你们在那里呆着，坏人来了我让小子给你们送信．你们装成过路人到这摊上来看我眼色行事。若我叫他再抽支烟，说明他身上有枪；我要叫他吃个鸡蛋．说明他了解情况最多；我若说再喝碗水，说明他身上没有枪。但有一条，你们不能在我这里动手，一定要走远了再动手。”
就这样，在一周时间里建国他们抓到了5个坏人，从此就以这个小摊作联络点，当然也给小摊主一些报酬。这是他们建立的第一个情报站，起名河阳情报站。
自从设了这个情报站抓了一些坏人，经过教育又放了后，八路军在当地的影响扩大了．群众也敢接触了。他们主动向八路军提供情况，哪个村子里谁最坏，哪个村子里有土匪．哪个村子里有原国民党的散兵．哪个村子里枪支最多。谁家对抗日积极．如刘家店子刘佛缘一家最开明．他们一家都参加抗日。谁家出了汉奸……由于扎根于群众之中．建国对该地情况做到了了如指掌，工作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几个村子的群众都反映左泉乡民团团长张贯廷一向横行乡里，他原系临沂国民党专员手下的营长．专员逃跑后．张贯廷带着200多名散兵游勇潜藏在民间．勾结土匪恶霸．欺压百姓．地主富农巴结他．而基本群众对他敢怒不敢言。
建国将人民群众的揭发向组织汇报后，经研究认为．此人虽然吃喝嫖赌．敲诈勒索百姓，但还未敢公开投敌，也比较讲义气，在部分人中有一定威信。可以争取过来帮我们工作。他手下有人有枪．如果硬来，他带着人枪投敌，或拉起人马占山为王，对我们不利。最好的办法是趁他目前尚与我们合作，和他交朋友、拉关系．用民族气节对他进行教育，劝他明大义、识大体，参加抗日投向革命。
对组织交代的任务．建国从无二话，一向都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他那时虽年轻，才只18岁．却胆大心细，主动去接触张贯廷，和他称兄道弟。跟他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抗日战争．讲民族气节；讲岳飞和关羽。他听了很高兴。建国又从爱护他的身体和名誉出发，劝他别吸大烟．也别拈花惹草闹得家里不和，传出去叫人笑话。有时还把群众对他的意见透露给他．并帮他出主意，消除群众对他的不满。张贯廷听了很感激．认识到建国是真心帮助他，够朋友。为表示进步．他愿将手下的人马及二百多条枪送给八路军．编为一个独立营．跟着共产党打日本。他要求建国当独立营教导员．他当营长。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这二百多人到部队后，表现不错．打仗很勇敢。只是张本人吃不了苦．后来开了小差。临走时他留下了信说对不起建国，又说明对党的政策他百分之百地拥护，就是过不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戒不掉大烟。他发誓，走后不会做有损八路军的事，因八路军有建国这个朋友还有他的二百余名老部下。后来我军打沂水城，他果然给我们送过比较准确的情报。
建国机警果敢．多谋善断，善于见微而知。一天早上，他远远看到鬼子和汉奸的大队人马从据点里出来，好像要向我军这边移动．他知道校部师生没有枪支弹药，无法对敌人进行有效反击，必须马上通知校部转移。可他离校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他马上向校部所在地飞奔，半路上正碰上一马夫在溜马，他当即把马夫推到一边．自己策马狂奔。等到达校部，他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呼吸急促，上气已不接下气。待报告完毕，校长当机立断。撤！校部立刻响起紧急集合的号声．结果部队刚走，鬼子即蜂拥而至。周纯全校长对他的机智很欣赏，决定调他到侦察队当队长。山东军区为此给予他表扬和奖励。
有一次，在杨家坡同一个与日本人有联系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个人与鬼子勾结，但与我们也有联系。这天他约建国在他家见面，准备将建国捉拿去鬼子处领赏。建国去后，他招呼他的兄弟拿着棍子、绳子要将建国绑起送据点。建国立即掏枪顶着他的头，我们的侦察员也立刻拿枪到门旁守着。见此情形，该人吓得跪下向建国求饶。说有眼无珠上了鬼子的当，今后决心改正，再不为鬼子干事。经过教育后，该人以后再不敢同鬼子联系。
建国爱憎分明，他憎恨祸害百姓的汉奸，千方百计保护当地人民的安全。有一次黄屯逢集，来了20多名汉奸，到集上什么都抢。老百姓非常愤恨，但无法制止。他听到这件事后非常气愤，立刻独自一人跑到黄屯路边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打掉几个汉奸，压压敌人的嚣张气势。这时，村里的人怕他打完走了鬼子来报复，要求他别打。建国说：“我们不能看着汉奸糟蹋老百姓，八路军就是打鬼子的．怎能见了鬼子不打呢？”老百姓劝他说：“队长，你有枪，占的地势也好，打死几个汉奸没问题，但你走了鬼子来报复我们可受不了。”在人们的要求下，他说这样吧，在咱们村找位胆子大的，到集上散布消息要让汉奸听到，就说“东岭上来了很多八路军．看样子咱们这里要打仗了，赶快躲起来。”果然，汉奸听说来了八路军，慌不择路，把抢的东西丢了满地，有两人骑一辆车跑了的，有一人骑一辆车的，也有争车打架的，都争先恐后地逃跑了。老百姓高兴地说：“刘队长真是赵子龙式的人物，一个人吓跑一群汉奸：”从此汉奸再未敢到这个集上抢东西。老百姓钦佩八路军的智勇．至今该地区还传颂着智勇双全的孤胆英雄刘队长的故事。
正因为建国和老百姓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情，有许多次群众掩护他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有一次，他与一位侦察员在据点附近的村庄活动，准备抓一两个汉奸了解情况。正走着从侧面过来八九个鬼子和汉奸。他们一看寡不敌众．就迅速躲到一个开店的大嫂家里。大嫂当即让他们上了吊铺，并扔上一床被子，叫他们隐蔽好。她自己则坐在门旁纳鞋底，鬼子吆喝着进了门问她“八路的有？”她摇摇头继续飞针走线。鬼子进屋后东瞅瞅西瞧瞧，又用刺刀捅了两下吊铺，幸亏没刺着。汉奸又问大嫂见到八路了没有？大嫂说刚才还有几个人去对面街上了，不知是不是八路。鬼子瞪大了眼睛，汉奸说快走吧！等鬼子呼啦啦走远，大嫂才让他们下来，问刚才刺刀没刺到你们吧？说罢大家都哈哈地笑了。建国常年在敌占区出生入死，没有乡亲们真诚的爱戴和保护，就唱不了这出现代的空城计。1941年，日本鬼子出动五万兵力“扫荡”沂蒙山区。这是日本鬼子对山东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扫荡”。当时．我们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山东分局、抗大一分校、山东边联政府、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山东战工会、山东抗敌自卫军等几十个单位的机关，都集中在这里。
11月底，小雪纷飞。天刚拂晓，鬼子大队人马就从大岗山的东北方向，用马拉着炮车和机枪，端着带刺刀的枪，杀气腾腾地扑来。战斗同时在大青山、桃花峪、桃花山、李行沟、梧桐沟、东蒙山等地展开。机枪、大炮齐鸣。由于战斗部队六八六团、老四团、山纵、一一五师都拉到外围作战，山区内的各机关相对说来战斗力比较弱，因此战斗打得格外激烈。抗大是学习单位无很强的战斗力．但在鬼子合围时，为了保护机关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投入了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地区炮火施展不开，只能与敌人近距离作战，拼刺刀和手榴弹。只见枪声大作．火光片片，炸弹声、拼刺刀的厮杀声响成一片。有的同志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以致滚下山坡壮烈牺牲。抗大一分校三队政治指导员陈若克就咬掉敌人的耳朵，被敌人活活烧死。机要部门的同志为了不当俘虏，6名同志一起跳崖牺牲。
抗大一分校二团在大青山、桃花岭一带都打得极其顽强，牺牲伤亡很大。二团团政委刘惠东打到最后只剩一颗子弹，为了不当俘虏饮弹牺牲了。二队指导员陈田心身负重伤，当鬼子嗥叫着扑来时，建国要去救他，他指指口袋说“有文件”就闭上了眼睛。建国将指导员抱着滚向沟底，急忙取出文件藏好后隐蔽在一块巨石下。待嚣张的鬼子走后．才忍泪把指导员埋葬了。
战斗结束后，建国带几位同志负责掩埋战友的尸体。在梧桐沟和李行沟里流的全是血，血结成了冰，冻僵的尸体不计其数。最惨的是有七八位妇女，个个都被鬼子砍掉了头颅，他们是不甘屈服才遭到敌人血腥的屠杀的。建国他们一边掉着眼泪，一边用手扒开血染的沙土和石块，将牺牲的同志一一掩埋。战场没有工具，他们10个手指都磨出了血，眼睛也因流泪模糊看不清谁的尸体。并肩作战的战友就这样为抗击日本鬼子保卫国家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寒风凛冽，雪花纷飞中，建国他们向牺牲的同志举手宣誓：安息吧，战友！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一定要讨还血债！
埋葬完牺牲的同志．建国他们收罗到的染着血迹的公章，就装了两条半裤腿（把裤脚扎起来放里面）。可见当时同志们作战多么英勇顽强。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埋葬地时，大队鬼子从北、东、南三个方向，齐头并进的扑过来，看到大批鬼子几乎形成合围之势，副指导员陆自奋当即带上部队准备向西方没发现鬼子的方向突围。建国一把拉住他说：“别向西走！敌人铁壁合围，不会有那么好的心肠留一面让我们逃走，还是冲着敌人向东走，过了这座山，东面地形我们更熟。”陆副指导员迟疑地说：“前面都是敌人，我们能冲过去吗？”建国说：“我们利用地形地物，各个跃进，到东边的王沟集合。”于是他们两个排，兵分两路分头撤离，互相支援，彼此照应，这边打枪吸引敌人，那边快速通过，那边打枪，这边夺路前进。建国带了两个人殿后掩护，他们仨人或居左或在右不断地打枪，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敌人左右难顾。直到队伍都冲过去了，鬼子才又朝他们冲来。建国与两个战士躲到一个大石头底下，敌人冲过来在石头上乱叫，翻译喊叫着：“快出来！我们看到你们了！”说着就向石头下打起枪来，建国让两名同志躲在里边，他在靠外的一边掩护，不想鬼子的枪正好打伤了他的脚，他怕敌人发现血迹找到他们，赶紧把受伤的脚别到石头下土里，屏声敛气一动不动。约摸过了半个小时，鬼子见没有动静，又呼呼啦啦地说着话走了。他们总算逃过这一劫，顺利到达他们约定的地点，而部分向西面撤退的人，因鬼子在西南山口架上机枪扫射，伤亡很大。直至前年，陆自春同志来京看望建国还说：“幸亏当年你拉了我一把，不然现在连骨头都烂没了！”
1941年的反扫荡，抗大伤亡很大。到第二年敌人再来“扫荡”时，部队接受教训，准备把女同志，特别是带孩子的事先隐蔽起来。校部领导把建国找去商量对策，当时研究了几个方案都不妥。最后建国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将一些体弱行动不便，如孕妇或刚生孩子的女同志，送到敌人的据点里安置。他解释说：“敌人向根据地‘扫荡’根据地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但他不会‘扫荡’自己的据点，那里最安全。”当时领导对他的建议很惊讶，说建议是好建议，怕有危险。建国也知道这主意有一定的危险，而且去据点安置这些人，必须自己亲自去冒险联系．真是自己给自己找担子扛。不出事还罢，万一出了事就不是小事，但为了部队的安全．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只有自己承担了！首长考虑的结果，觉得建国的意见可取．因首长们了解建国和侦察队的同志经常冒险到敌据点抓“舌头”找伪乡长和汉奸头子谈话，对他们进行爱国抗日教育规定，他们按时向我们指定地点汇报情况，知道他有把握有办法有可靠的关系，同时又叮嘱要做好送去掩护的女同志的工作，并征求她们的意见。
首长作出决定以后。建国感到责任重大，同志的安全都系于自己一身，不能有一丝不慎。他连夜与侦察员开会研究，并立即分别与据点里的线人联系。这些关系人也觉得事关重大，强调许多困难，主要怕担责任。最后建国向他们提出，本着中国人的良心．相信那些愿意提供掩护的人家，不会出卖自己人，何况在谁家住也不白住，部队会给予报酬。如果有哪一个人心眼坏了出卖了我们的人，要以汉奸论罪，是要杀头的。八路军可不是好惹的，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出卖了我们一位同志他全家也别想安全。建国反复交代，终于使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确立了安置地点后，他又分头将要隐蔽的同志用各种办法送去，有的装作走亲戚，有的装作看病，有的装作赶集，都化装成当地的人。女同志穿上老百姓衣服，头上绾个髻，用担架或小车由侦察员送至事先联系好的人家。交待好如何与家人称呼，怎样应付敌人的搜索，突然来了客人如何应付等事宜，要紧的是一定要与住处的家人融为一体，该叫妈的叫妈，该叫哥的叫哥，该叫嫂的叫嫂。要人乡随俗，不要刷牙，尽量别洗脸，以免泄露自己的干部身份。鉴于我军的威望和敌占区人们对我军的信任，在敌人据点掩护的同志，有的住半个月，最后有的住两个月，大人小孩都平安无事地回到了部队。
建国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迹……
战火中的青春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除有一定级别的老红军领导干部和在家庭结过婚的外，一般都未婚。因为是战争环境，加上女同志少，部队对男同志的婚姻作了严格规定，即必须具备“285团”的条件。就是说要到28岁，有5年军龄或党龄，团级干部，缺一不可。当时有些老红军40来岁了，因文化低、职务也低，很难找到对象。抗大知识分子多，大学生也较多，人才济济，但也很少具备“285团”结婚条件的。
建国和我认识时才19岁，两年党龄，普通连排干部，根本没有谈恋爱的资格，他自己也不懂什么叫恋爱。而我的性格也特别固执，对那些要找我“谈谈”的男同志，不论职务有多高，资历多深，能力多强，都一概拒绝。原因是战争环境，斗争特别残酷，说不定结婚几天丈夫牺牲自己就得当寡妇，何况谈恋爱结婚，工作学习都受影响。再生个孩子，拖累就更多了。因而我对工作学习抓得紧，对交朋友持冷淡态度。
我和建国认识后，都是平平常常的同志来往，忙时他来看我，我也嫌他影响自己的工作，不免向他发火，话说得很难听：“你知道自己忙，知不知道别人也忙？人家不理你，你也坐在那里，叫人多烦，回去吧！以后别来打搅我。”建国知趣地说：“好，我走了。”第二天写信来道歉。第三天又过来了，说看我气坏了没有，让人啼笑皆非。我感到他是个憨厚忠实的同志，但从来未想过发展什么爱情关系。而建国呢，虽然总想办法来见我，但从来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因此也没顾到什么“谈恋爱”的影响。
这些接触引起了别人的关注，尤其是当我拒绝与某些文化高的高级干部来往时，更引起人们的议论。有一次某首长来看我，见刘建国也在座，不高兴地命令他：“听说外边有情况，到底怎么样？你跑步去给我了解清楚！今天就住那里，详细了解后，明天到司令部汇报。”刘建国只好走了。我觉得好笑，也替建国不平，于嘛把他撵走了而自己却留下和我单独谈话，这不是依势压人吗？过去对这位领导还热情点，这次反而对他一言不语，他说什么也不听，让他坐冷板凳以示抵抗。后来，这位领导叫警卫员送东西来，我全部退回，一件也不留，信也退回。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同屋的小刘看到首长又让警卫员给我送东西，其中有只烧鸡．馋得撕掉鸡腿就吃，阻拦已晚了。她笑着说：“我来处理，你给他写个条子，就写‘来信收到，物品退回．烧鸡吃了，事情免谈。”’我只好照办。
过了几天，一位领导同志来和我谈话说：“祝贺你要结婚了！”我问：“跟谁结婚？”该领导说：“你同某位首长，都经过分局批准了，你怎么还问？”我一听就恼了，说：“没经过我同意，分局干嘛批准？”该领导说：“因为已批准你入党，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结婚是组织批准的，怎么好不服从呢？”我更恼了，说：“入党是光荣的，但为了照顾首长结婚让我入党，我觉得是耻辱。我不入党，也不结婚！”这位领导看我把话都说绝了，只得说了一句“你还是考虑考虑”就走了。我大声地说：“用不着考虑。”后来知道，其实这位领导也同情我。
组织上觉得我们发展下去,说不定会真的谈上恋爱，不如调开好。就决定把刘建国调到战斗部队当连指导员。他走时，同室战友路某去送行，他对路说：“过去我不懂什么叫恋爱，所以对你说我们根据没谈恋爱。这次要分开了，我特别留恋，大概是有感情的原因。既然别人可以喜欢她，我为什么不能？我觉得别人不一定像我这样爱她。为她我可以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别人能行吗？”路说：“又乱说话了，这话别人听了又要批评你。别忘了，我们只提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牺牲一切，怎能为一个人牺牲一切。”他则答：“因为她是革命同志，战斗中，我们可以用身体掩护同志，对她为什么不行？只要我打仗死不了的话，将来我一定要找她。而且永不会喜欢别的女人。”路点头叹服。离开的路上建国又绕弯到了我那里，说：“我去鲁中战斗部队当指导员，如果不牺牲的话一定来找你。”说完头也不回匆匆地走了。
他走到军区正碰上保卫部的苏部长，苏部长说：“那不是刘建国吗？你背背包来干什么？”他说：“我来转关系。”苏部长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鲁中战斗连队当指导员。”苏说：“别去了，部保卫干部这么缺，我们想调你来，抗大不放，怎么叫你去连队当指导员？先到保卫部吃饭，我给组织部打个招呼。”饭后组织部来电话叫建国去特务团保卫股，特务团也是战斗部队，并不违背分配原则。
这时，我们心中装着革命，也装着爱情。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迎来了良辰吉日。
关怀体贴群众
建国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革命队伍当成自己的家，对战友情同手足，满腔热忱。战争年代，每当一次激战过后，总有些同志被打散而下落不明，他就冒着生命危险与侦察员化装成农民四处寻找失落的、受伤的、生病的同志。有的几天没有吃饭了．有的伤势很严重，他们都一个个背下山，安全归队。在他们的努力下，前后找回了数十名伤、病员及女同志。有些同志至今还健在，回想起当年建国营救他们的情景，仍对建国感念不已。
解放后，建国职务上虽有变动，但他仍像从前一样对待老同学老战友和乡亲们，对下级也一视同仁。只要听说谁有困难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些在地方工作的抗大同学、党校同学、公安学院同学到家中有困难找他，他都想法帮忙。部队有些同志的孩子或转学或入学，找到他都尽量设法解决。
建国对老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听说老区创办学校，他立即慷慨解囊，如对临沂、费县都捐过款，最多时捐出两千元，将工资的2/3都捐出去了。扶贫救灾他也走在前头。根据地的老乡常到北京来看望他，建国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有什么困难千方百计地解决，有的需经济援助，有的要来治病，有的要买药，有的来上访或要求写证明信，建国都尽自己的所能给予帮助。特别三年自然灾害时，有人投奔到建国这里来，建国宁肯自己挨饿，也要设法叫这些老乡吃饱。走时还要帮他们买车票，买需要带的东西。他想方设法给老区没有电灯的村庄安上电灯，通电后又送他们彩电。又曾出资帮助老区建立小学让当地孩子受到教育。他始终把贫下中农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建国心中装着群众，对他们的情况体察人微。五十年代末期，整顿军官宿舍，因为地安门总政宿舍大楼存在脏、乱、差的问题，领导要求取消各家在楼道里放的做饭炉子，只在食堂设公共用的常备炉子，以满足各户的需要。建国提出不同意见，说地安门宿舍里住的有的是年龄大、走路不便的老人，也有许多儿童，还有坐月子的女同志。他们有的要熬中药，有的要煮牛奶，有的要熬稀粥；半夜里为孩子热奶，老人要吃药，晴天还好，遇上阴天下雨摔着碰着，食堂晚上再不开门，那该怎么办？说一声撤掉炉子好办，可是群众的困难怎么解决？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不取消炉子，专门留几间房安放炉子，让各家负责一定要搞干净，别乱撒炉灰，地安门也就干净明亮了，家属高兴，干部也没了后顾之忧。同时成立管理委员会，检查卫生，帮助各家解决困难，排解纠纷，这样不难把地安门的秩序整顿好。领导高兴地接受了建国的意见，并责成建国主持其事。这虽然是件小事，但也可看出建国关心群众的疾苦，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八十年代，建国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时，除了抓电影厂的大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蒙受冤屈的同志，力求推出好影片，同时也没忘记关心群众的生活。有时他忙里偷闲到厂内工人宿舍去体察民情。家属工厂的工人反映屋子暗、没有热水、案板有刺扎手，他去察看后责成管理科予以解决。看到职工“文革”中没发工作服，衣服穿得破烂，也让管理科立即解决。他的小本子上边记的全是群众反映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每当同志们或他们的家属有什么病疼，建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四处张罗寻医问药，或送去钱款或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贵重药径直送上，完全当做自家的事情来办。以前我在同仁堂买了一些贵重的人参再造丸，准备给他这个高血压病人犯病时服用。转眼他却送给了几位脑血栓偏瘫患者。听说运输大队有个干部的母亲有病，没钱买药，他立即将身上带的钱掏给了他。以后还经常接济。在地铁碰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高烧患者，也倾力相助，不顾自己也有心脏病高血压，气喘吁吁地把病人由地下搀扶上地面，又张罗找了辆三轮车送患者去医院。临了还把身上仅有的30元钱塞给了病人。
总政机关里，有位建国的下属结婚几年爱人不孕，建国让我想法请名中医施今墨给看看。那时施老一般不对外看病，我因为认识他，特地将患者介绍给他。施老认真把脉后说：“好治，吃了我的药保证3个月可怀孕。”他开了处方并交待“接着吃几十副药，不用换方子，别间断”。但是药方中有几味药买不到。我当时可疑癌症因贫血暂不能手术在家养病，但还是撑着病体找同仁堂的负责人说明情况。同仁堂的同志很尊重施老，设法给配齐了药。那位不孕的女同志服药后果然3个月后怀孕。妊娠期间，建国又嘱咐我把山东老家寄来的咸白鳞鱼送给她。林学院的老同志知道我身体虚弱急需滋补，特地在农村帮我买了两只鸡，我加上大枣炖好后也分一半给她送去。可是好心不得好报，“文革”中这位曾得建国帮助的人竟然倒打一耙，把建国对他的关切说成是对他的腐蚀拉拢，不单为此毒打建国，连其他的人如帮我买鸡的同志也受到株连，真是让人寒心并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