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文革”浩劫是从揪出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开始的。总政治部在浩劫中首当其冲被打成“阎王殿”，成为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焦点之一。建国当时的职务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却被第一个揪了出来，打成“罗（瑞卿）梁（必业）黑帮”的嫡系分子。起因是在听传达林彪、叶群诬陷罗总长的讲话时，他私下里表示不理解，认为给罗总长罗织的罪名太牵强太没有说服力了。例如叶群揭发罗总长公然骂林彪“好狗不当道”，太令人难解。散会后他对人说“就凭叶群一个人的揭发，就定了这么一个干部的罪了？”又说“毛主席是不是也该找罗谈谈话，兼听则明嘛！”那时林彪正红得发紫，权势如日中天，建国这几句大不敬的话立刻被人抓住把柄揭发出来。说替罗鸣不平，他们的关系不一般．还说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建国在公安学院听过他的课，传达过他的讲话是罪责难逃，罗当总长后执行罗的指示积极更是罪。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被诬为是罗总长“黑帮”里的“要员、干将”。其实，建国和罗总长从未单独接触过，罗总长根本就不认识建国。
说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他们同在一个机关不假．以前在抗大时就认识，但也只是上下级关系。建国平时曾和人提起梁主任脑子好使，记忆力强，多年不见的同志能叫出姓名来。除了帮助梁主任的孩子转过学，再无更多的私人交往，但是这也成了罪状。
总政几位主要领导人肖华、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都被打成大阎王、二阎王、三阎王……每揪斗一位领导，就逼着建国揭发他们的“罪行”。建国不肯昧着良心诬陷这些领导，就被说成是死抱着当权派大腿不放，同他们是一丘之貉，是他们的死党、阎王殿的判官。于是“坐喷气式”被打得死去活来．打倒在地猛踢猛踩。
一些人还千方百计搜罗建国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从前机关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建国指出要学习毛主席宽阔博大的胸怀，要能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举了延安一个农民因打雷劈死了毛驴而骂毛主席的例子。毛主席听到后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既然骂．说明他一定有意见，可以找他来谈谈嘛！”农民被找来后一见毛主席就哭了．以为要杀头。毛主席和他促膝谈心，解除他的顾虑。农民这才讲出延安地方小，部队多，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学习，光吃饭不生产，农民负担不了。毛主席听了他的话，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建国以此为例，要求机关干部兼听则明，同志之间，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不要互相攻击互不服气，甚至使矛盾激化。建国的用意无可厚非，但“造反派”们却把它歪曲成建国恶毒攻击毛主席，说发动大生产运动是骂出来的。
那是一个无可理喻动辄得咎的年代。“造反派”那弯弯曲曲的整人心思是寻常人难以理解的。建国一向崇敬毛主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前后积累有十几本学习笔记。为了更快更完整地做记录，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缩写成“X教”；“无产阶级”简化为“无——”，“资产阶级”简化成“资——”，这下可不得了啦！“造反派”把建国笔记本抄走后如获至宝，他们批斗建国居然敢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比作“X”！为这，建国不知做了多少次检讨。更荒唐的是，建国被拘押期间鞋底开裂无处掌鞋，不得已只好用几个图钉按上，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他们审问建国：“图钉是干什么用的？”建国愕然，回答道：“干什么都行。…‘造反派”大骂：“胡说！图钉是挂毛主席像用的。你把它踩在脚下，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说着拳脚相加。
他们指鹿为马借题发挥，用心之险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前建国上党课时，提出要大家加强对家属子女的教育，不教育就会出纰漏。说前些时候某机关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开始还以为出现“敌情”．惊动了保卫部门。后经调查得知，原来孩子分成两帮闹着玩，是扮坏蛋的一方写的。建国当时批评道，孩子怎么写出这种标语来呢？应当教育子女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当热爱共产党呀！
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工作组组长抓住建国讲课时曾复述过“打倒共产党”的话，咬定建国是“现行反革命”。找我谈话时趾高气扬地说：“这是板上钉钉，抵赖不了的！”我反问他：“说建国是‘现行反革命，根据是什么？”工作组长答：“因为他说打倒共产党。”我冷笑地回他一句：“他又没有神经病，敢那么说？”工作组长斩钉截铁地说：“他重复孩子写的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装听不懂又问了一遍，他又说了一遍。这时我也不客气地反唇相讥：“好！根据你的逻辑，刘建国因为重述了一遍反动标语就定现行反革命，但是现在，你重复了三遍，你也是现行反革命。”这个欲置人于死地的工作组长脸变得煞白，一吭也不吭。最后恼羞成怒，说：“现在没功夫和你这个反革命家属纠缠，将来再说。”过了两天，他大概急欲想洗清自己，又来说：“我看定刘建国现行反革命的事就算了，毕竟是重复别人的话。”我对他也不客气，挖苦道：“怎么铁板钉钉的事就算了？别为了怕给自己戴‘现行’的帽子就把刘建国也免了，还是有点原则性的好。”他见我毫不妥协，便气呼呼地走了。
建国的又一条罪名是所谓“漏网大右派”。建国生性耿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或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反右时，建国对上级定下的按5%的比例划右派不以为然。认为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有多少划多少，不该硬性规定这么一个数字比例。他在发言中算了笔帐，说按此比例划分，部队少说要划出25万右派，再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其数当在50万以上。如果全国照此比例划，5亿人口的5%，数目字就会相当惊人。建国认为这是把同志和朋友往敌人方面推，不符合团结大多数的原则。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运动一开始即定下5%的比例，会导致某些领导硬按这个数字去划右派，甚至为此而搞逼供信。根据过去历届运动中出现的逼供信问题，建国预感到运动中有可能死人，他尖锐地提出“自杀的责任由谁来负？”过去一向认为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不做具体分析。建国认为应当区别因逼供信而死的好人和畏罪自杀的坏人，相应地对这些人的家属也应区别对待，不能笼统地都算作反革命家属。他又进一步说，出现自杀事件，领导上有没有责任？要不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自杀？如果领导品质不好逼死了人也应追查责任。如果不追查，就会给某些借机整人的人打了掩护，甚至会使这些人被看作表现积极而得到提拔重用，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
建国这些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的意见，今天看来，难能可贵，可惜在那“极左”风潮越演越烈的年代，不单没人听取还被视作错误言论上了“简报”。加上他曾关心过总政错划右派同志的改正问题，于是新帐旧帐一块算，建国成了所谓漏划的“大右派”。
株连之广让人震惊。凡是与建国接触过的人都遭了殃，牵牵连连涉及到一百多人，如公安学院和高级党校的同学、公安部的干部、北京市的老战友．家人更不要说。谁沾过他的边，谁就成了黑关系网上的人。他为之仗义执言过的，他经手平反的冤假错案，他保护过的艺术家、工人，他帮过忙的人，都成了他拉扰腐蚀企图建立黑关系的罪状。连他自己掏钱买了《毛主席语录》送人，也都被说成是居心不良拉人下水。有的造反派一边打他，一边守着我骂他：“他妈的！刘建国干了一辈子好事不得好报！”还有的人看不下去建国遭毒打的惨状，暗地里写个纸条传给相识的人：“与其说刘建国犯罪，不如说我们在犯罪！”那位收纸条的人看了一眼立即扯碎扔掉，否则他们也会被看成包庇和同情反革命。那真是个善恶不分，黑白颠倒，人类良知泯灭殆尽的黑暗年代。
为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一家被发配到陕西大荔县黄河滩警卫团的农场劳改。种菜、喂猪、推水车、拔猪草，劳动强度之大，曾使建国晕厥过去。一边劳动一边还不时地挨批斗。连未成年的女儿也不得不放猪打猪草，赤脚跳到猪圈里去起猪粪。警卫团长当着几百个人的面，宣布刘建国是反革命劳改犯。我也不依不饶，让他们拿出结论来！没有定性就是诬陷，就应道歉！团长无奈不得已向建国道歉。战士们也在劳动中逐渐了解了我们，虽不敢接近，但那同情的目光、无人时的点头也使我们得到许多安慰。建国曾写过一篇《山高水长》的短文，怀念一位好心的战士。
患难见真情
1967年夏天，黄河泛滥，大水已将驻地的围墙包围，眼看水一寸寸往上涨，再过一两个小时这里要成一片汪洋。生产部队都撤离了，只留下一个班看守我们。因洪峰快要来到，这个班也要撤走。在大家要出发时，却听到部队门口乱嚷。有战士高声说：“我们全都走了，就剩老刘他们一家让大水冲走，这不明摆着是害人吗？”场长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多次请示，上边只说必须看管好他们，没有命令，不准他们离开黄河滩。”战士们却说：“他们一家犯了什么法？是反革命也应开公审大会处死，怎么能利用黄河的水淹死呢？”还有的说：“一人犯法一人当，连子女一起淹死算什么政策？就是反革命，家属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处死，这不是伤天害理吗？”大家一齐嚷：“带他们走吧！我们不当见死不救的杀人犯！”
最后场长说：“好吧，犯错误我就犯这一次，大家都作个证明，是集体决定带上他们走。种菜组还有一部马拉的炮车，叫他们坐炮车走吧！”
战士们跑过来，慌忙帮我们收拾东西，说再过一个小时洪峰就要到，不赶快走就走不了啦！这时隔壁的拖拉机手过来说：“把东西放拖拉机上，能带多少带多少。你们上拖拉机，别等炮车。”他们七手八脚把东西放在拖拉机上，催我同建国赶紧上车，孩子们也跟战士上了车。
拖拉机从大水中冲过，开车战士说：“放心！我们常从这里走，道路熟，不会出问题。”约走了三四个小时，我们终于离开了猛涨的黄河大水，到达了安全地点。
到岸边后第二天，只见这里的干部和管理人员出出进进表情都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建国正发高烧吐血，我要求给他治病，没人理会。我急得没办法，只得写个条子，说如果没人管，我们自己去找医院。两天后还是没人搭理，我们只好擅自决定回北京治病。等我们走后过了两天，连队才问孩子：“他们到了吧？如果到了我们向上面报告去。”
后来才知道他们紧张的原因，是原决定给我们坐的马车坐上了几个战士，这些战士因路不熟，陷到了几十米深的沙坑里，打捞不上来而淹死在黄河里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难过极了。如果这马车是我们坐，淹死在黄河里的将是我们一家，现在却是无辜的战士替我们死了。如果不是看管我们，他们早即撤离，也不致出此惨祸。我们感激开拖拉机的战士救了我们，更感激这些好心的战士替我们请命。如果不是他们不忍心让黄河水吞没我们，我们也就只好听命于总政直属政治部那个工作组长的指示，淹死在滔滔洪水之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好心人，这些有原则、有良心的战士。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是“黑帮分子”、“劳改犯”，不许我们接触战士，连他们的姓名也一无所知．无法报答他们搭救之恩。
来到北京后，把持直政大权的工作组长责怪我们擅自离开，声言没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原来住的房子空着也不让住。我们无处栖身只好到了已故老战友张立农同志的家。他爱人刘秀珍看到我们非常激动，叫我们住她家，但她8个孩子只住3间小房，挤不下；而且单位里有派性，斗争也很厉害，在此住对她不利，因我们戴着“黑帮”的帽子。虽然她诚心诚意留我们，不怕累赘，但我们不能给他们添麻烦。
我们又找到了抗大老战友、商业部干部局局长赵忠实、李敏夫妇家，他家有老人和4个孩子，房子也仅3间。他明知我们是“反革命黑帮”，却一定叫我们住他家。他把老人送回老家，叫3个儿子住一间．他夫妇同小女儿一间，把一间向阳的最大的房子让给我们住。当时造反派正在恶狠狠地斗他，逼他交档案柜的钥匙，交档案材料，逼他作检查，逼他说明某些人没得到提拔重用的原因……正当他天天被人围攻的时候，他爱人李敏同志却患了急性胰腺炎，十分危险，紧急住院。这时他更是苦不堪言，白天挨批斗，下班还要做饭给我们和4个孩子吃。晚上批斗完了他才抽空去医院看看李敏同志。而我们也重病在身，建国高烧不退吐血，我也大出血，加上胃溃疡病，一动就晕倒。在艰难的时候，总政的“造反派”还要找建国交待问题，说要弄清是“被好人整了”还是“被坏人整了”。对他们的造访，我们不敢得罪，有时碰上吃饭，赵忠实同志还要做饭给他们吃。这时我们想离开这里，他说：“别到别人家去，老同志都在挨批斗，谁敢收留你们？总不能叫你们去马路上住。我对你们最了解，你们不是反革命，也不是黑帮，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国庆节查户口，赵忠实同志专门去派出所说明我们的情况。在他家我们住了四五个月。赵忠实、李敏同志忍辱负重，坚持正义，克服重重困难，收留照顾我们落难的一家，所冒的风险是极大的，就像战争年代用自己的身体来抵御敌人的子弹以掩护战友一样。这种高尚的品德，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我们只能铭刻在心，永远不忘。
住在赵忠实同志家时，一些老战友闻讯偷偷来看我们。他们有的送点大米，有的送点挂面，有的送点粮票或水果一类的东西。见了我们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甚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大都是挨批斗受拷打的人。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争取到了白广路七号院两间养鸡的房子。刚安顿好，我即到医院作了子宫卵巢全切手术。而建国又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孩子们不得不离开我们去插队。
我手术拆线后出院，行动艰难却仍遭到批斗，当时身边无人照顾，自由也受到限制，不许外人探视。多亏白广路七号院内原内务部的几家家属小孩，他们或帮我买药、买饭、送开水，或帮我生炉子，还把地下室关押批斗当权派的情况告诉我。这些陌生的人给了我极大的同情和帮助．我至今仍经常思念他们。
最难忘的是好友冯萍，她多次来探望我，都被造反派阻止，甚至遭到他们的奚落。她这位出身高干家庭，在革命部队长大．性格倔强，宁折不弯的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向造反派说好话，要求见我一眼。说好话也被顶回后，她忍不住坐在办公楼前又哭又唱。她那悲哀而又饱含愤懑的歌声“出生人死闹革命．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也引来了无数人的同情，以致抑制不住留下了泪水。我听到歌声也在悲泣。天色已晚，她只顾唱不肯走，也不让看管我们的人走。“造反派”没辙，只好叫我出面劝她回去。我们见面后抱头痛哭。疾风知动草，患难见真情。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冯萍那颗像金子一样闪光的心，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她也给了我勇气激励我坚强的活下去。至今我还似乎听她悲愤地在唱：“出生入死闹革命，风雨中战斗了多少年！”世界上有什么比雪中送炭的友情更珍贵的吗！
这些是非鲜明、善良、热情的好心人，是我们患难中的真正朋友。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恩情，也将教育后代永远记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