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清白在人间
全国解放后，建国专门从事安全保卫工作，接触到不少案例。破案率高，因此立过功。他对于历次运动中一些过激的作法早就有看法，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公提出自己的意见，保护了许多同志。即便遇到打击报复也仍不改初衷。
1951年夏天，建国从九十七师调到山东军区下辖的渤海军区保卫部门工作。这年冬天，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这个运动建国是积极拥护的，组织上也重用他，派他到嫌疑大的重点单位军区后勤部门领导“打虎”运动。在一次研究运动的会议上，刚到山东军区运动办公室汇报工作归来的同志说到，山东军区运动办张副主任批评渤海军区对德州地区运动领导不力搞得不彻底。本军区负责运动的领导一听就火了，说：“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打老虎，他小子站着说话不害腰疼！来！给山东军区发个报，写他个假检举，让这小子也背上两天思想包袱！”建国当场表示反对，说：“怎么能写假检举？这不是开玩笑。”该领导置若网闻，指示秘书科长：“你就写查张某在我区工作期间，有大量的贪污行为，用渤海军区党委的名义发出！”建国原以为他开玩笑，即郑重提出：“还当真写呀？用党委的名义发这样的电报太不严肃了，那不是以组织名义陷害人么？”但是这位领导一意孤行，只是催促尽快发出电报。临到散会，建国再次劝他：“电报别发了，发出去影响太坏，既对军区党委不好，也影响你的名声。”那位领导早听得不耐烦了，说：“这事与你无关，用不着你管！”
山东军区接到渤海的电报后，立即宣布让张副主任停职检查。
过了两天，山东军区“三反”办主任丁瑞林（军区保卫部长）来电话找负责保卫工作的建国说：“你们军区检举张某有大量贪污行为，电报写得笼统．你能不能提供点具体材料？”建国无可奈何地说：“那个检举是假的。”便把以上事情的前后经过如实作了汇报。丁瑞林将此事汇报了军区许司令员。许司令员当即拍板恢复了张副主任的工作。
消息传回渤海军区．那位写假检举的领导知道是建国向丁瑞林反映的情况，十分恼火，说建国胳臂肘往外拐，当晚带着组织科长就到宿舍找建国。谈话一开始，他先宣扬了一番渤海军区搞“三反”运动取得的赫赫成果，然后问建国：“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咱们军区已经打出了467只‘老虎’．网着的圈着的还不算。”接着口气一转批评建国“思想右倾，领导很不得力。”他说：“后勤部门山高林密．必定有大老虎，你怎么一只也打不出来？”建国对他们领导下的运动打击面过宽早就有意见了。仅仅拿医院系统来说，就打出了形形色色的“老虎”，如“运输老虎”、“饲养老虎”、“洗衣老虎”，还有什么“炊事老虎”、“上士老虎”、”磨豆腐老虎”……人人谈虎色变。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和体罚，不按专案组某些人的想象交代，就让所谓“老虎”一刻不停地跑步．美其名日“出东洋操”；或者在雪地里睡觉，叫做“睡西洋床”或进行“熬鹰战”。
建国知道当时上级规定按总人数的5%划出有问题的人，而渤海军区已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就反问他们：“咱们军区打出四百多只老虎，占本区总人数的百分之几了？”一句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脸上一阵阵发红，脑门直冒汗。接着恼羞成怒追问道：“你说占军区的百分之几？”当时我插嘴说：“从我们卫生部门领药的人数推算，估计有两千人．家属、保姆、小孩、战士在内。”又说：“难道党和毛主席培养我们这些年，培养出了那么多贪污分子？”他们吱吱唔唔地说：“当然有假的。”我说：“假的．就冤枉了好人啦！”他们又辩解：“为了把运动搞起来，冤枉几个人．算得了什么？”我又接着说：“冤枉几个人不算什么．可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在卫生部门工作知道被冤枉的人受不了酷刑有自杀的．卫生科就抢救了好几个。
第二天，就宣布让我们停职隔离检查。特别强调我们是军区最大的“老虎”，对我们要“狠！狠！狠！”并且规定：一、不准说话．说话就开除党籍；二、不准看报；三、不准外出．外出即逮捕法办。如此这般关了一个多月。主抓运动的领导人觉得下不了台，就谎称我们的孩子病了．才把我们放回家来。
最后我们调离该军区已上了火车，还匆匆送来一信，拆开一看是给建国警告处分、给我劝告处分的决定。后经我们申诉，纪委调查后予以撤销。
建国深知事物的复杂性，许多事情似是而非，尤其是对人的处理，来不得半点含糊。他在总政直属政治部工作期间，得知总政组织部有个管理员转业分配到香河县后要官要级别长期不服从组织分配，县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并报天津地委审批。天津地委考虑到他为军队转业干部，便给总政机关发函征求意见。总政直政领导看后也觉得此人无理取闹，即交建国办理。建国带秘书亲自赴香河调查并找本人谈话。这才发现该干部言谈行事异于常人．遂要求请精神病医院大夫检查．诊断结果是“老精神病，无法胜任正常工作”。当即与地方商定将该同志收回部队治病，撤销原转业地方的命令。如果当初轻率处理．不仅使该同志一家生活陷于困境，也等于给地方上出了难题。事后天津党组织还致信总政，称赞建国认真细致处理此事．体现了军队对地方以及对干部个人极端负责的精神，由衷地向总政领导表示敬意。
又如给王飞同志错案的平反也是颇多波折。王飞系山东军区警卫团团长、老红军，“三反”时被打成老虎，遭到关押。他不服，在一次拉沙子的劳动中逃到北京．找他的老首长申诉。老首长了解情况后让组织部门写信给山东军区，证明他来北京是找组织反映问题．不能视为逃跑。并提出请山东军区对他的问题实事求是的处理。王飞返回山东军区后把信交给了组织。山东军区首长却说：“他不是逃跑吗？把他和他老婆都关起来。”并抄了他的家。他的岳父母也受到牵连。岳母吓成神经病上吊死了，其岳父也相继死去。
其后给王飞定了八条罪状，作出了开除党籍．遣送回家劳动的处理。
1961年．王飞来到总政法院申诉，当时建国任保、检、法合署后的办公室主任，就接待了他，并给安排了住处，将其申诉材料转给了法院。
经过内查外调，给王飞定的八条罪状仅留下半条能站住脚，其余七条半均属子虚乌有，按理就应当平反，但当时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法院仍宣布维持原判不变。建国当时认为量刑不公，且王飞已执刑八九年了，应当改判，恢复工作，恢复党籍。但法院负责同志及干部部个别同志怕承担责任，特别因为毛主席说了：“近来平反风不可长。”所以不同意改判。为此建国气愤的两夜没睡觉，觉得领导机关个别人执行上级指示虽坚决，但处理问题有偏差，不是根据实事求是秉公处理．而是为处分而处分，对同志极不负责任，毛泽东主席固然说过“近来平反风不可长，”但也说过“全错了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不能一风吹”。既然王飞的罪状八条去了七条半，还剩半条，就应该按半条处理，就不能开除人家军籍党籍劳动改造，更不能影响他的后代。
经过两次激烈辩论后，建国表示：“既然你们要维持原判．我也提出我的看法，将此次调查否决的七条半材料附上，你们的结论决定走到哪里我的意见也跟到哪里，我不相信共产党内就没有敢坚持原则真理的人。”
最后案件交由济南军区处理，根据总政法院的调查结论，济南军区又作了最后的复查，一项项予以核实．最后给王飞平了反．决定恢复他的党籍，按师级干部转业。他的爱人也恢复了党籍，按团级转业。对于这样的结果，王飞一家都很感激党。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绝不因为过去蒙冤受屈而心怀不满。后来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得都很好，但“文革”中却成了建国的一条罪状：“为大老虎平反。”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部队错划了不少“右派”。如保卫部的干事周宏达同志被错划后，下放到山西劳动。1961年他到总政保卫部要求平反，组织研究后表示同意．也同本人见了面．但以后由于中央提出“平反风不可长”，此事就拖了下来。后来．周宏达又几次来保卫部找领导，要求说明不给他平反的原因。每次周宏达来，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建国，主动接待，好言抚慰。此时国家暂时困难，建国曾接济他孩子粮票。不料某些同志不理解，又传出闲言碎语．说建国与周宏达私交好。领导闻知后批评建国：“你做事要有原则，不要与周宏达藕断丝连的。”建国听了很感意外．说：“不是我与周藕断丝连，而是他每次来都要找领导．我怕你们嫌麻烦，才出面接待他。如果大家有反映，下次他来，那就让他直接找你们好了。”领导听后表示：“噢，那还得感谢你了。以后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没想到以后在“文革”中．这件无可厚非的事竟成了建国包庇大右派的罪证之一。
七十年代后期，建国被分配到六十七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分工管保卫和秘书工作。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不仅该军的破案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连过去的积案和冤假错案也都全部予以解决。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尽管也受到某些搞极“左”的人的反对．但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案件做到无懈可击。一些蒙冤的同志平反后．如久旱逢甘露，特地写信给军党委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情。有位一度对平反表示犹豫的领导也对建国说：“老刘．你真是好人呐！在军里我俩最投心。你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我赞成。虽然不是我定的案，我问心无愧。但这些人要骂起来，我作为军领导当然也负有责任。”
1977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不久，建国出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八一厂曾是全国四大名电影厂之一，“文革”前拍出过不少优秀影片。但是在“文革”中，由于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该厂成为全军有名的重灾区。原厂长陈播等几位主要导演，被打成“陈冯严王张反党黑帮”、“反革命集团”；一些名演员、名导演、名编剧被打成“文革黑线代表人物”；加上其它“黑帮分子”、“现行反革命”，以及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的“特务”、“叛徒”和“地富反坏右”，在这不过千把人的影片厂中，竟有两百余人受到迫害。他们被关进“牛棚”，刑讯逼供．打伤致残。有的被开除党籍，遣送还乡；有的被发配边远的农村、林场劳改。
江青多次对该厂下达黑指示，林彪反革命集团也曾派兵增援，使得这个厂四分五裂，几大派严重对立．厂领导也像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凡此种种使得八一厂元气大伤，濒于崩溃的地步。
建国上任伊始，不少人采取观望的态度．怀疑他有无能力解决这个厂的老大难问题。有人告诫他：“政委的宝座没人能坐长，因为八一厂情况太特殊了。”建国坦然地回答：“哪怕只坐一天，我也要办点实事。”他从调查研究搞清情况人手．对厂内的几大派一视同仁，做到一碗水端平。他找不同观点派别的人谈话，决不卷入派性斗争。找他谈话的人络绎不绝。他没有官气，不摆架子，什么人都可以推开他办公室的门；白天上班有人找．晚上下班也有人找到家中来．他一样和气待人。有一度早晨6点上班．晚上10点才回来，忙得几乎连吃饭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经常累得身上像患感冒一样难受，为他开车的司机心疼地说：“政委，要不您到车里打个盹吧！”
通过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建国很快搞清了厂里的情况。他发现八一厂冤假错案难以平反、群众纷乱不和的源头，是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记要≯和对八一厂所谓“8•16”黑会的批示．必须抓住这两点揭深批透．才能在思想上与极“左”路线划清界限。于是他号召全厂掀起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通过一些受害者的血泪控诉，使大家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危害，明辩了是非，从而统一了思想。
其次，为从组织上落实干部政策．他让专案组把全厂一百多起冤假错案逐一排队．认真复查．先从影响军内外大案即所谓“8•16”黑会人手，恢复了一大批老同志、业务骨干的名誉；一些运动中被处理出去或遣送到外地的人．其中不少艺术、技术骨干甚至是尖子人才，派专人去接回．补发工资．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在得知有些丧偶的中年创作骨干，子女在外地当兵跟前无人．即在党委会上提出，允许类似情况的家属每户调回一名子女进入八一厂，一来可以照顾寡母．二来也为制片厂补充新生力量。这些以人为本的举措，大大温暖了人们的心。
进厂之初．建国发现几派都搞了大量黑材料。他们制造不和，影响干部间的团结．于是先予以没收封存，继而又不顾某些人的反对，果断地决定销毁。
如上所述，对待运动中受迫害受委屈的同志，建国体贴关。}不，好言抚慰，送去温暖，而对运动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则坚持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如有位年轻的同志．在运动中为了表现积极争取入党曾跟着打过人．后期虽然悔改向被打的同志道歉，仍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建国就严肃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对她说：“你多找被打的人道歉，总会得到谅解的。”同时又做其他人的工作．使得这位青年终于甩开包袱，重又振作起来，后来光荣地加入了党。
对待少数表现恶劣的“打手”则毫不留情。有个在运动中用电线拧成鞭子毒打过人的造反派，一天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要建国为他涨工资。建国知道来者不善，背后说不定还有什么人指使，当即义正言辞地告诫他：“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呢？这些年你在八一厂打过多少人？打人还要涨工资？今天不是给你涨工资的问题，是你要好好交代你的错误、如何接受处理的问题。你去吧！”这人讨了没趣，一声不吭地走了。
不过短短三四年的功夫．八一厂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局面。但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建国也得罪了一些搞极“左”路线的人，在他们排挤下不得不离开八一厂。许多同志恋恋不舍，惋惜走了位好政委。1992年-在建国离开八一厂10年之后，又被八一厂请回去同历任领导一起参加建厂40周年庆祝活动。当会议主持人一一介绍到会的老领导，念到建国的名字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长达数分钟之久。总政领导特地站起来与建国握手，后来还问及何以如此有人缘得人心。应该说．这掌声就是对建国在八一厂工作成果的最好鉴定。
平反冤假错案自然不会一帆风顺，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下级的抵触，同级的掣肘，甚至上级的批评和压力。其中有的人曾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支持者．否定了冤假错案，就等于否定了“成绩”，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触及到既得利益。因此，他们总要想方设法阻挠对冤假错案的平反，甚至设法削减建国的职权．把他拉下马来。面对这些压力，建国毫不退缩，坚持按原则办事。记得有一次，张旭同志来访问及建国遇到的压力，他回答说：“不管上面如何对待我，我不求官、不要钱、不求名利地位．只求受害者得以平反昭雪，家属能抬起头来过平常的生活就足够了！至于我么，套用一句格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张旭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说：“老刘，你真是佛祖转世了。”我当时插话道，“他这是痴人说梦，天下受冤的人多着呢！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你能平反昭雪几个？你自己眼看也要受冤枉．还顾得别人！”
建国一时语塞．默默拿起笔来信手在纸上写下了李白的诗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张旭同志接过笔写了“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当非常之谤而不辩！乃可以任大事”，以鼓励建国。当时我也写了“世事多颠倒，人间冤情多。枸侩除武穆，屈原跃泪罗。崇焕被磔死，于谦冤为国。身后虽昭雪，逝昔知几何。”抒发自己心中的无奈。
建国沉思后，又书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许多人洗刷了冤情，还他们以清白；同时也以坦荡的胸怀、凛然的正气，在世间留下了清白的政声。
建国多年来扶正抑邪，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主持公道，即使自己也受到诬陷打击以及残酷的迫害仍不改其初衷，是因为他认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是做人的本分，尤其是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共产党员以解放天下被压迫的人为己任，就不应该制造冤假错案冤枉好人。因冤枉人让群众指着脊梁骨骂，有违党从事革命事业的初衷，是给党抹黑。
再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工作后有几个10年20年？一旦蒙冤就许多年抬不起头，甚至至死都翻不了身，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倘这样，这一生也太残酷了。古人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自己的阶级弟兄，一个战壕的战友，更应该有同情心，不能见死不救，更不应该落井下石。如果见到错案冤案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求自己平安无事，势必会助纣为虐，助长了社会的歪风邪气，纵容了那些借运动整人害人、以达到个人私利的人。旧社会尚且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还有海瑞、包拯等至今被人们传诵的清官，难道我们以建设美好社会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反而不如他们？
说到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既害人也害己。他们不单给别人带来苦痛，也会使自己良心受到谴责。
归根结底，平反冤假错案是出于革命建设事业的需要，必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创造一个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十年浩劫过后，党中央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指示我们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好就不能达到安定团结。小平同志多次指示：“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问题统统应该纠正过来。”唯其如此，才能使人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才能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促使我国的四化大业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