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同志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这不仅因为他比我年轻，朝气蓬勃，热爱生活，不该先我而去，更因为我们是多年的亲密战友，共同经历过艰苦的战争年代，熬过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恐怖岁月，经受过难得的磨练。在拨乱反正、改革创新中，我们共同为实践邓小平理论，开创总参谋部政治部工作的新局面做过不懈地努力，直到我们积劳成疾共同离休之后，仍然商定在金色的晚霞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鞠躬尽瘁，奉献余热。但是没有料到他竟然因偶然发生的流感匆匆而去，至今仍然使我们这些老战友和他的亲人们深感遗憾和悲痛！
早在1939年，在晋察冀五台山下的一个山村里，我就听说过他在同日寇拼搏中，背着一位老同志钻山洞的事。当时他才十七八岁，是个红光满面、精神健壮的小伙子，负责一位老专员的警卫工作。这位老专员和我很熟。全国解放后，当他从北京市负责岗位上退下来直到去世前，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起，当年如果没有建国同志的照顾，他是难以度过那个艰苦的征程完成战斗任务的。他还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女儿已经和建国同志的儿子结婚了，他和建国同志当年的患难之交并成为儿女亲家事，在晋察冀老战友中传为佳话。
我和建国同志较多的交往是五十年代在总政治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伊始，我从华北军区调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新闻广播工作。第二年在总政政工研究处和秘书处负责，并兼管主任办公室。建国同志1953年调总政保卫部任部办公室主任。他对领导尊重，对同志关心，为人厚道，深得机关同志称赞。从1955年起被选为总政机关党委成员。
1959年夏季，我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成员随同彭德怀元帅访问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彭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代表团会议上，强调“出访要突出增强和兄弟国家之间的友谊，不能只讲人民解放军；讲我党我军，要突出毛主席，不能讲我彭德怀。”根据彭总指示，代表团分工，我负责起草他的讲话稿和代表团的新闻报道。在历时三个月的友好访问中，彭总和代表团的活动受到了各兄弟国家的热烈赞扬。我们发表的新闻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地反响。回国后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但是7月份，中央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人们熟知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劳苦功高的彭德怀元帅被诬谄为“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全党、全军、全国展开了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阴谋集团的大批判。9月份总政机关党委扩大会议上，人们在纷纷表示和彭老总划清界限的同时，把我说成是“彭德怀的吹鼓手”，连续进行激烈的批斗。有的人还提出要给我戴“反党”的帽子，建议撤销我的职务，下放青海劳改。在批斗我的一片喧嚣声中，建国同志挺身而出走向主席台发言。
建国同志带着沉重的心情说：“彭德怀同志反党反毛主席，过去我们不了解，也根本想不到。对冯征同志我们都还比较了解，他参加代表团出国访问是组织确定的，他为彭德怀写的讲话稿是经党中央批准的，报道是军委、总政审定，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的。代表团回国后，他在军内外作的报告是受到欢迎的。总政领导和我们机关党委还表扬了冯征同志，说他任务完成得好。他写的文章我们都看过，没有什么吹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知道彭从来就反对别人吹捧他。据我所知，冯征同志和彭也没有什么个人交往。我认为如果发现冯征同志有哪些错误可以揭发批判，但要讲事实，不能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这不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不是我们总政的作风。我讲的是我的心里话，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同志们批判纠正。”建国同志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一度紧张的会议气氛顿时出现一片宁静，接着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主持会议的人不得不挥手加以制止。建国同志维护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精神，受到会议多数同志的欢迎，使站立在主席台上被批斗的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阎王殿”，彻底砸烂。我和建国同志都受到残酷迫害，下放劳改。直到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经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的推荐，我被调到小平同志兼任总参谋长的总参政治部任职，建国同志也调总政八一制片厂工作．从此，我们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同志挺身而出走向主席台发言。
建国同志带着沉重的心情说：“彭德怀同志反党反毛主席，过去我们不了解，也根本想不到。对冯征同志我们都还比较了解，他参加代表团出国访问是组织确定的，他为彭德怀写的讲话稿是经党中央批准的，报道是军委、总政审定，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的。代表团回国后，他在军内外作的报告是受到欢迎的。总政领导和我们机关党委还表扬了冯征同志，说他任务完成得好。他写的文章我们都看过，没有什么吹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知道彭从来就反对别人吹捧他。据我所知，冯征同志和彭也没有什么个人交往。我认为如果发现冯征同志有哪些错误可以揭发批判，但要讲事实，不能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这不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不是我们总政的作风。我讲的是我的心里话，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同志们批判纠正。”建国同志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一度紧张的会议气氛顿时出现一片宁静，接着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主持会议的人不得不挥手加以制止。建国同志维护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精神，受到会议多数同志的欢迎，使站立在主席台上被批斗的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阎王殿”，彻底砸烂。我和建国同志都受到残酷迫害，下放劳改。直到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经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的推荐，我被调到小平同志兼任总参谋长的总参政治部任职，建国同志也调总政八一制片厂工作．从此，我们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 当时的总参谋部虽然作了组织上的调整，改变了长期以来被林彪、“黄、吴、李、邱”控制的局面，但是受迫害的老帅和大批团以上领导干部尚未平反昭雪。各级领导机构中的“三种人”和许多重大案件需要处理。小平同志倡导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策需要落实。建国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总参政治部任副主任的。
1981年建国同志到总参政治部和我一起工作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首先在总参机关大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邀请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为总参师以上党员干部上党课，每周一次，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教育，用邓小平的理论武装领导干部。我们用较大力量认真进行了清查“三种人”的工作，由建国同志负责组成班子，通过对一些重大案件的调查，清查在各级领导工作岗位的“三种人”，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建国同志任政策落实办公室主任，为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在整顿和加强总参政治部和各部政治机关中，我们把“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愿意悔改的人区别开来，给犯有严重错误有悔改表现的同志以学习和重新工作的机会，并把上述两项工作的经验，写成材料，经总参党委上报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这一报告受到小平同志的表扬，并经中央批示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载。张爱萍副总长还把我们上述经验在他主管的国防科工委系统予以介绍。
上述各项工作都是经总参党委批准并领导我们进行的。我作为总参党委成员、总参政治部主任和参政党委书记，负有重大责任，但由于我们的任务很重，我又不得不经常外出抓分散的外地单位（如几十所院校和特种部队）的工作，总参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总参政策落实办和清查办都由建国同志负责和其他副主任协商处理。
1984年冬季，我因外出执行任务身患重病不得不进入医院抢救的时候，在参政机关坚持工作的建国同志也因积劳成疾而进入了医院。我们在身患重病之后，遵医嘱，接受抢救治疗，并先后离休退出工作岗位。我们在医院中还互相勉励，要尽快恢复健康，在金色的晚霞中继续发挥余热。但是，后来病魔还是无情地摧毁了建国同志的健康，他终于匆匆地走了，而建国同志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对同志坦诚热情和坚持原则、维护真理的精神却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永远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