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建国同志逝世的噩耗，已办完后事，悲痛之余，回忆往事，以致哀悼。
1938年底，由抗大第五期学员和安吴堡青训班学员等单位组成了抗大一分校。东渡黄河，挺进敌后晋东南的屯留、潞城一带，进行游击战。我和建国同志被编入抗大一分校第六营二十四队。
我俩同龄，是连队中年龄较小的，又是同时入党，同时参加党支部的工作。他当时任支部民运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因此，成了接触最多、感情最好的战友。
1939年底，建国随一分校去山东，我则留在太行，从此断了音讯。直到建国以后，才又到北京相会。
建国同志对党忠诚、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抗大进军晋东南和学习期间，经常转移驻地，每次换新的驻地，打前站、看房子、和老乡打交道，都是他的任务。
他一方面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安排好同学们的食宿，另一方面还要求同学们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对这两项工作，他都做得非常出色。连队领导多次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他。
每次转移时，他总比同学们早走一两个小时去打前站，待大队到达时，他已做好了安置工作。离开驻地时，他又比同学们晚走，检查有无违犯纪律的事，做好善后工作。
做这种工作，他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毫无怨言。听说在“文革”期间他在总政工作，曾受到很大的冲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但我们在一起聚会时，他很少谈起这些个人的遭遇和得失。像最初相识时一样，还是那么朴实厚道，心里装的、口里谈的都是工作和事业。
特别是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和我谈的内容，大都是他接触到的政府工作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对此，他写过不少提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区、街道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他虽然在部队任职，但驻地和群众在一起，基层干部的作风，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党的形象，反映在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上，往往影响着群众对党的评价，因此，这是他在提案中反映较多的问题。
建国同志虽然走了，但他为党兢兢业业工作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2002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