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14日中午，老伴对我说：“建国同志住院了。”我问：“什么病？”她说：“可能是老毛病又犯了。”近几年，建国同志身体不太好，住过几次医院。听说又住院了，我也没太在意。吃过晚饭，老伴又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建国同志去世了。”虽然有了一个缓冲，但这一噩耗还是使我震惊。一连好多天，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几十年来的一些往事，不时浮现在眼前。
按干支纪年，我和建国同志相识相处，已一个甲子循环有余。对建国同志，我是先闻其名，后识其人。1940年1月5日，建国同志随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进入山东，我所在的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与抗大一分校合并。从此，我和建国同志就在一个大单位工作了。一纵队随营学校的前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军政干校。山东纵队是山东地下党在日军入侵山东时举行武装起义组建的部队。当时学校没有红军干部，也没见过红军部队，只有一名学校领导是东北流亡学生，在延安抗大学习过。通过他的介绍宣传，大家对红军（当时叫“老八路”）、对抗大非常仰慕。学校里的许多制度都仿照抗大，校歌就用抗大校歌。学校合并到抗大，全校上下欢欣鼓舞。本来许多人是要去延安抗大的，没想到抗大挺进山东，大家都成了“抗大人”。于是，“向老八路学习”、“向抗大学习”成了在全国抗日高潮中，我们这个局部的又一个高潮。
当时，山东还是敌后，学校组织和部队一样军事化。在贫困的沂蒙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一边教学，一边战斗，除了与日伪军作战，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学校驻地分散，建国同志在校部，我在大队。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传闻校部有个侦察队，队员个个都是神枪手，经常出入敌人据点，勇敢机智，胆识过人，学校在残酷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完成教学和作战任务，与他们准确及时地掌握敌情是分不开的。听说，侦察队的队长叫刘建国，虽然敬佩，但从未见过面。
三年以后，我们终于在一次战斗中初次见面，那是1943年冬的滨海区甲子山反顽战役。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建国同志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待人和气，没有架子，风趣幽默，见面很热情，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因各自忙于战事，没来得及与他深谈。
翌年春天，我和建国同志先后从抗大一分校调到山东军区特务团工作。开始都在团政治处，建国同志做保卫工作，我任技术书记．由于同在一个小单位，使我能够直接认识和体会建国同志许多优秀的品质。建国同志工作热情，不惧困难和危险。作为保卫工作者，他眼光敏锐，思维缜密，果敢机警，遇事有独立见解，不随大流。作为战友和同志，他忠厚诚恳，乐于助人，见到别人有困难，他总是主动帮助。有些保卫干部，对人态度冷漠，神神秘秘，大家虽然尊重，但一般不愿意接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对建国同志，大家全无这种感觉。建国同志平易近人，说话风趣，工作之余，常和同志们拉拉家常，开开玩笑。战争年代，为了保密，首长们常用数字作称呼代号。过去民间没有阿拉伯数字。商人们为了记帐方便，以一种汉字偏旁笔画代替数码。不知是谁发起的，也给建国同志起了个代号叫“九二首长”，因为“刘”字正好就是这种数码的“九”和“二”合成的。可见建国同志与大家的关系十分融洽。抗战胜利后，我部编为华东野战军八纵二十四师．我们同在师政治部工作。建国同志任保卫科长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人品和风格。有一次宿营后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门上用粉笔写着“刘料长”三个大字，不禁笑出声来。问他怎么写这么大的白字，他笑了笑说：“那是管理员号房子时写的，看来这老兄得补文化课。”从此，他又有了“料长”的称呼。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莱芜战役前．部队在莱芜附近机动待命。时值春节，下了一晚上大雪。第二天一大早我去给建国同志拜年，见到通信员小李正在门外晾被子。我好奇地问：“怎么，尿床了？”建国同志在一旁笑着说：“都是小李干的好事。”小李解释说：“昨夜天气冷，这离厕所远，地上又有雪，俺想给科长找个尿盆，见到房前有个瓦盆，大小合适，也还干净，只是里面有点雪，没仔细看就给科长送去了。没想到是个花盆，底下有个窟窿。”听到这，我和建国都笑了起来。这件事建国同志并没有责怪小李，大家一起高高兴兴过了年，又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与建国同志相处多年，从未见过他发脾气，尤其是对战士和部属，即使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口服心服。保卫干部具有这样的修养和品格，实为难能可贵。同时，建国同志又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涉及原则问题，从不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在工作中，他能够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随大流。处理问题时，他能从各方面分析考虑。有时他的意见处于少数，但仍能够耐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了工作，有时辩论得也很激烈，但事后大家仍然和睦相处，不留芥蒂。这是党内生活的准则，也是政治干部的优良品德。
和建国同志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开始谈恋爱了。那是在日本投降，我们部队进入临沂县城后。有一次，我到临沂城东办事，建国同志让我捎封信给城东的部队医院。我问他带给谁，他说：“是私事。”我心里多少有些明白，又追问：“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他停了一会说：“是女同志，女医生。”这下我全明白了，但还明知故问：“找医生是看病呢，还是拿药？”话说到此，建国终于全盘“招供”，向我介绍峰宜同志的情况和他们相识的经过，并告诉我，他们已经“私订终身”。到了部队医院，见到了峰宜同志，果然不同于一般的女兵，谈吐文雅、落落大方、端庄秀丽又不失英武之气。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俩都有好眼力。据建国介绍，峰宜同志出身沂水县一个儒医世家。沂水是个大县，现在已分为沂水、沂南两县。刘姓是沂水的大姓。有“无刘不成庄”之称。在全县刘姓中，有“八楼刘”，多是当地名门望族，士绅之家，历史上出过不少人物。沂水河边有个村庄叫刘家店子，1942年我们宿营驻在一家大户院子，看见车库里停着两辆很新的轿车，这在当时当地是很少见的。一打听，才知道院子的主人是济南电力公司的老板。沂水还有个村叫侍郎宅，据传帝制时期曾出过中央政府副部级的官员。孟良崮附近的垛庄是个大村镇，有个姓刘的地主宅院叫“八卦宅”，堂号“燕翼堂”，里面可驻一个步兵团。这家的一位少爷是我们党的早期党员，曾当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连山东军阀韩复榘都觉得奇怪：“这人放着大少爷不做，要当共产党，年纪轻轻就想管全山东。”沂山沂水、地灵人杰、钟灵毓秀。战争年代，沂水是沂蒙山区根据地的腹地，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沂水人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和无数物资，支援了战争，支援了前线，对于人民军队的成长，对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1945年秋，利用国共谈判这个短暂的和平空隙，建国和峰宜结婚了。结婚洞房是一间老百姓的柴草屋，没有一件家具，连土炕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婚纱礼服。只是用捆成捆的高粱秸围成一个地铺，里边铺上厚厚的麦草，俩人将公家发的粗布被子放在一起，就算完成了一切仪式。第二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当时炮火连天，战事吃紧，部队调动频繁。峰宜同志的工作单位距我们较远，有时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直到1947年夏天，我才利用战斗的间隙去看望他们的孩子。孩子长得很好．是个白胖小子，已经会坐了。峰宜给孩子洗完澡，把他放在一张八仙桌上，我用缴获蒋军的照相机，给小家伙照了张光屁股像，这张相片我至今珍藏。那次见面后，好多年都没有见到这个孩子，等第二次见面时，他已经30岁了。这个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叫凯军，外貌酷似乃父，秉性憨厚正直，颇具父风。建国夫妇对孩子教育有方，凯军很懂事，也很有出息，可惜后来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
女同志参加革命置身战场，已属不易，加上再带个孩子，困难就更大了。物资贫乏倒在其次，大人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峰宜同志带着幼子，不知要遭遇多少艰难困苦，有时连生死都未可知晓。这些情况，建国同志心里是很清楚的，但他从不挂在嘴上。莱芜战役激战中，建国同志默默地站在村口，遥望着前线的方向。我知道他是在担心峰宜母子的安危，就陪他在村口等待，并安慰他：“不要紧的，我们打的是大胜仗，卫生科人手多，男同志也多，会很好地照顾峰宜的。”建国夫妇的感情，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是全国的主要战场之一。国共《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悍然发动了内战，自恃有美式装备和美国佬撑腰，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叫嚣要三个月完成“戡乱”。我军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相继撤出部分解放区城镇，并给蒋军以歼灭性的沉重打击。遭到挫败后，蒋介石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即为重点之一，但蒋介石仍旧打错了算盘。华东野战军在陈、粟首长的指挥下，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1947年1月，山东、华中我军主力在鲁南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号称“国军精华”的机械化、摩托化第一快速纵队，俘虏敌整编师长以及大批官兵，缴获一批坦克大炮。从此，华野也有了特种兵部队。同年2月．华野举行莱芜战役，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军7个师共56000多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一役歼敌之最。战斗最激烈时，我们八纵队二十四师部离前线不远，炮声震得大地颤抖，枪声如同山谷的风声，蒋军的飞机在头顶哀鸣。我军发起总攻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第七十三军在敌酋李仙洲的率领下，一窝蜂地沿莱芜城到吐丝口的公路向北突围。此时，不断有一线部队将俘虏押到师部，开始是十几个、几十个，后来就是成百上千。原来准备的俘虏收容所装不下，就将俘虏关进山下一个泄洪地道中。这地方容量大，好看守．把住出口就行了。由于俘虏太多，我和建国同志也去协助联络科的同志处理俘虏。这次战役，我们师俘虏了大批敌军，进入我师阵地的敌人几乎无一漏网，真是干净彻底。当时，野战军前指查问敌前线总指挥李仙洲的下落．后来，通过做工作，就在我师的俘虏群中查出了李仙洲。原来他已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当中。打了大胜仗后，我们纵队包括我们师全部更换了装备，武器精良、弹药充足，野战军带不了，还送给当地民兵不少战利品。
莱芜战役后，部队休整了一周，接着又打了些小仗。4月底，华野集中兵力发起泰蒙战役。我们纵队在蒙山一线担任阻击任务，以一个纵队的兵力阻击蒋军包括新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三大主力在内的七、八个军的进攻。敌人飞机大炮昼夜轰炸，成营成团的敌军轮番冲击．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我们亲眼看到，我军约一个排的兵力坚守一个制高点．当成群的敌人冲上来时，战士们打光了子弹、手榴弹，集体从悬崖上跳下，壮烈牺牲。经过五天五夜浴血奋战，我纵队完成阻击任务，保证了北线我军全歼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建国同志提议把所带的重要文件烧掉，大家都同意。每个人都清楚当前的处境．也都很从容镇静。大家仔细地检查自己的文件包和身上的每一个口袋，将秘密文件一一扔进火堆，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燃烧的火焰，像是在做无声的最后的告别。
天黑后，上级命令我们转移，目的地是蒙阴县城东一带。师机关在先头部队后面沿公路行进，我和建国走在一起，为了减少疲劳，加快速度，我们骑了一会儿马，后来又下马步行，一路上小声说着话。大概是感到肚子饿了，就说起了吃东西。我告诉建国，1939年我曾路过蒙阴县城，城很小，但有几家小饭铺。建国马上问：“有面条和豆腐吗？”建国平时喜欢吃面条和豆腐。这些现在极普通的食物在当时也属于奢侈品。我对他说：“饭铺小归小，面条豆腐总还会有的吧。”说着两人的兴致似乎好了一点。古时曹操曾用望梅来止渴，但饥肠辘辘的人，说起吃东西反而更饿了。只是说到吃东西，也就不瞌睡了。天明时分，走到了蒙阴县城。经过八年战争，城更破也显得更小了，从西关走到东关也就二百多米。我吃过饭的小饭铺已经找不到了，连一家卖吃的东西的店铺都没有。快走出县城时，看到路边一家人家的老大娘在烙煎饼。我们就走过去向她买煎饼。老大娘说：“你们吃吧。”我和建国就蹲在地上吃了起来。煎饼是高粱和地瓜面做的，刚烙好的煎饼吃到嘴里又脆又甜，大概是肚子太饿了，大娘烙一张，我们就吃一张，也不知道吃了多少。吃着吃着，大娘不让吃了，我们赶紧说：“我们有钱，也有粮票。”大娘笑着说：“你们说到哪里去了，我是怕你们撑着。我知道你们是从前方回来的，饿的时间长了，一下子吃太多，容易坏身子，一会儿功夫，你俩已经吃了两斤多了。”我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忙向大娘道谢，付了钱和粮票，离开了蒙阴县城。
解放战争中，我和建国同志生死与共，结下深厚的友情。我们不仅行军打仗在一起，有时宿营房子少，我俩就睡在一条炕上。晚上我的公事比较多，少不了打电话，建国就在一旁帮我摇电话机，戏称是帮我“磨电”。平时聊天，我曾说起：“参加革命前，我学过拉二胡，兴趣来了，饭也顾不上吃。”冬天很冷，就在被窝里拉，但两只胳膊冻得没法拉，就把被子挖两个洞，缝上两截袖子，把手伸出来拉二胡。我的音乐水平实在有限，但建国听起来觉得新奇也很高兴。直到四、五十年后，他还一直记得这档事。泰蒙战役后不久，华野于1947年5月，发起了孟良崮战役。全歼了蒋介石的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敌师长张灵甫。替泰蒙战役中牺牲的战友报了仇。孟良崮战役后，部队休整了一周，接着就编入华野外线兵团（西线兵团）．遵照中央的命令，实施外线出击。从山东到河南，不断地行军作战，遂与建国同志失去了联系，这时，建国同志调离了八纵二十四师。只听说他到了华东军区，驻在渤海地区惠民贾家庙无法通音讯。
胜利后，我在河南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武汉军区。也曾向一些同志打听过建国同志的消息，均未获。后来，还是建国同志先打听到我的消息，给我来了信，我们才重新取得联系。从信中得知，建国同志在北京中央公安学院工作。1956年我到总政开会，报到后，马上给建国同志打了电话，他告诉了我地址并约我前往。趁会议还未开始，当天下午我就前往公安学院。我是初次到北京，坐汽车转了向，好不容易找到建国工作的地方，他正在公共汽车站等我。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到了建国同志的家，没有见到峰宜和孩子，建国说峰宜在政治学院工作，孩子上学了。当天晚上，我们谈起分别九年后各自的经历和感受，谈起战争年代的往事和战友们的情况，真有说不完的话。也不知过了多久，隔壁有人敲墙了，开始我们并不在意，不一会儿，隔壁敲墙声又响了起来，我们赶紧压低了声音，又说了一会儿话才睡，看看表，已经深夜3点多了。第二天，我又到了政治学院，见到了峰宜同志，可惜没见到小凯军。
北京重逢后，我和建国经常通信联系。反右斗争后，又接连进行政治运动，建国夫妇的信息逐渐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的信息就一点也没有了。我预感建国同志的处境一定很不好。依他的为人品格，绝不会见风使舵、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更不会卖身投靠、造反投机。每想到此，不禁为老战友的处境担心。直到1977年，我才收到建国夫妇的一封信，得知他们这十几年来的一些情况。1978年，总政召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全军政工会，我和建国在分别12年后才又一次见面。晚上散步时，建国长谈了他的遭遇，真是惊心动魄，骇人听闻。“文革”当中，建国同志被诬为反党分子，受尽磨难，一家人被流放到黄河边上。有一次，黄河发洪水，有关人员却不通知他们，还是在好心的战士帮助下，才得以逃脱险境。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有些人甚至比洪水还凶残、更可怕。
1978年8月，我到政治学院学习，到学院报到后，就打电话告诉了建国同志，他很快就到学院来看我。那年春节，建国夫妇还特意将我全家接到他家吃年饭，两家人团聚，其乐融融。1980年12月，我调到总政工作，以后20余年里，与建国同志同在一个城市。由于工作忙，加之上了年岁，我们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朝夕相处。但过年过节，生病住院，两家人也常互相走动。建国同志重新工作后，先后在总政和总参工作，曾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良好的口碑。也曾为总参的政治建设作出贡献。退出一线后，他主持过总参调研室和《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工作卷）》的工作，为整理出版我军历史资料付出大量的心血，留下了宝贵财富。离休后，建国同志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担任了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的常务领导工作。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在广大老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结集出版了<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等书籍。对继承革命传统、弘扬抗大精神、抢救历史资料，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更应当重视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教育青年一代，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育现在的各级干部懂得执政为民，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教育子孙万代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永远不忘本，不变色。建国同志青年时期就成为抗大战士，老来又在宣扬抗大精神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矢志如一，本色不改，实乃抗大校友之楷模。
建国同志与世长辞了，今天纪念他，因为他是我的一位与之思齐的校友。我们的抗大，是一所伟大的革命学校。在民族危亡、烽火连天的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使成千上万有志青年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了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德才兼备的骨干。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创立和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雄厚的人才资源。十年栽树，百年育人，功莫大焉。建国同志与世长辞了，今天纪念他，因为他是我尊敬的值得永远学习的战友。这个“战”，是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雪洗百年国耻，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亲历了这两次伟大战争，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深感今生有幸，无尚光荣。
建国同志与世长辞了，今天纪念他，因为他是我的共产主义的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受党教育，为党工作60多年。建国同志一生坚信共产主义，他在受到巨大委屈和残酷打击，甚至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信仰毫不动摇，理想终身不渝，勇敢、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建国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体现出很强的党性修养；建国同志宽厚忠诚、仗义执言，对同志推心置腹，与人为善，见到同志有困难，主动伸出援手，自己有难处却从不对人言，体现出党的优良作风和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建国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
建国同志离开我们了，我们不信上帝、不信天堂、不信来生和转世，但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建国同志永生。
（2003年2月9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