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建国相识是在抗大一分校，应该说他是老抗大。
我是1940年入抗大，与刘峰宜同时从事卫生工作的。因此，我和建国的相识，同他（她）们的相爱密不可分。说起他俩相爱的故事，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传为佳话。建国同志当时任侦察队长，经常不住机关，一般人不知他的行踪。刘峰宜在抗大被服厂当医生。她在抗大女同志当中算是一个出众的美人。她的文化程度比我、也比建国都高。像建国当时的年龄、资格在当时也只能与刘峰宜谈谈恋爱、保持爱情关系，而不会被批准结婚的。在抗大一分校真可谓人才济济，有红军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出身的军政干部、专业军事政治教员，还有不少文化艺术人才。刘峰宜却被 心相爱的刘建国所征服。记得在1942年春节，校部住在莒南县十字路北边一个村庄里，他头戴礼帽，身穿大褂，一身商人打扮，来到我们校部卫生所。医生问他看什么病，他说过春节了，来给大家拜个年。卫生所的几个人趁机取笑他，猛追与刘峰宜的传闻，逼他介绍真情。他说：“我和刘峰宜是青梅竹马，天生的一对。”我便问他：“我和刘峰宜都是沂南县的老乡，你是山西人怎么成了青梅竹马呢？”他说：“很简单，是日本鬼子把我俩粘在一起的。”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但又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今天深入到敌占区，明天又不知身在何处，东跑西奔．神出鬼没把各地的情报搜集起来，报告给部队。1945年，他们俩结束了爱情的长跑，幸福地结合了。
济南解放后，我们又相见了。当时他在济南警备区工作．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在喝酒闲谈中，他谈到正忙着侦破在洛口大桥企图制造翻车事故的案件，由于济南铁路方面一时破不了案，便把案件移交给了警备区。他当时是警备区保卫科科长。当他听取了安全情况汇报之后，他认为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桥的南北两头都没有武装把守，怎么会在第一趟列车通过之后，第二趟列车就发生严重的颠簸。这期间还有铁路员工和电工人桥作业，人员也复杂．都需好好审查，经过几天的调查，将一作案战士查出。在审问中．该战士交待自己的作案动机，只是不想继续在桥上站岗，但又离不开这个岗位，就趁连队从南向北通过大桥时，故作掉队，把一铁钉块放进两铁轨之间的空缝中。制造事故是为了调换岗位，案件初步侦破了，但这事发生在抗美援朝南军北运时，背景是很复杂的，需进一步了解。
“文革”之后，经拔乱反正，党内生活开始走向正常，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往来。1987年，他特邀我夫妇俩去北京。到了北京就住在他家。当时，他还上班，无暇陪我们玩．他把坐车交给我们，交待司机同志拉着我们把北京的好景点都走走玩玩．建国同志虽然身为高官，仍像战争年代一样，热情朴实。他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自己的具体工作中。他光明磊落的人格感召着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建国同志去世了，但他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将永远留给后人。
（2002年11月20日）
